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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心理学（1）（选）（1966）
（美）马斯洛 著 方士华 编译
目 录
第一章 动机与行为的控制（选） 第二章 认识与创造的整合（选） 第三章 科学与心理的研究（选） 第四章 生存与价值的转向（选）
第一章 动机与行为的控制（选）
人类自我实现性的创造产生了科学，人们在科学创造中寻求各种不同的需要和满足，科学的回报正是对人们的需要和满足。显然，人类的动机需要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的目标也是人类的目标，是人类高峰体验的一种美好境界。 无动机和无目的的反应 我们将探讨奋斗（工作、竞争、成功、尝试以及目的性）和存在形成（存在、表现、自我实现）之间在科学上便于使用的区别。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以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美国，主要由清教徒和实用主义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强调工作、斗争、奋斗、严肃、认真，尤其是目的明确。像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广义的科学到具体的心理学，也难免受文化趋势以及气氛的影响。由于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过分实用、过分清教徒化、过分讲究目的，不仅明确地体现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和公开宣称的目的中，而且在它未能探讨的空白和所忽略的问题上也有明确的体现。在教科书里，没有论及嬉戏的欢乐、闲暇和沉思、闲逛和游荡，以及无目标、无用处、无目的的活动的章节。这就是说，美国心理学仅仅忙于从事生活的一半的研究，却忽视生活的另一半领域——也许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领域。 或许有人说这是只注重手段价值却忽略目的价值。这种哲学，几乎包含在整个美国心理学中（包括正统的和修正的精神分析）。美国心理学一贯根本忽视能动性以及终极体验（这种体验是无为的），而关心那些能完成某些现实的竞争、改变、有效、有目的的活动。在J．杜威的《评价的理论》中，这种哲学表现得非常明确，甚至达到了巅峰状态。在那里，目的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否定了。目的本身只是其他手段的手段，而后者又是其他手段的手段。 在临床的水平上，我们以下列方式讨论过这一区别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整体论的重要性过于强调因果推论，特别是原子多样化的连续性很有必要，而且对于强调共处和相互依靠也很有必要。在连锁因果关系中，正如在杜威的推论中一样，甲导致乙的发生，乙又诱发了丙，而丙又是丁发生的原因，如此环环相扣。这是一类理论的自然产物，这种理论主张任何事情单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多大意义。因果关系理论对于追求成功和技术成就的生活来说是一件适应甚至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强调内在的完善、审美体验、享乐、鉴赏能力和自我实现的生活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认识到，有动机和有决定因素并不是同义的。 许多心理现象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无动机的结果和副现象，而不是有目的、有动机和经过学习而产生的变化。根据我们列举的现象，可以轻易看出后者绝非小错。我们主张，这些现象完全或部分地是满足的作用，例如心理治疗、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幸福、良好的个人品行、对自我的看法、许多性格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心理作用。需要的满足使相对无动机的行为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在满足后，机体立即允许自己放弃压力、紧张、紧急和必须转而变得闲荡、懒散、被动、享受阳光、装饰、美化、擦洗（而不是使用）坛坛罐罐、消遣、嬉戏、悠闲地注意并不重要的事情，行动散漫，没有目的。 关于熟悉、通晓结果的试验证明，简单的、不求报偿的、重复的接触往往最终导致对于熟悉的事物或话语或行动的偏爱，甚至尽管它们最初是令人厌恶的。既然这个结果构成了一个关于通过未得到报偿的接触而学习的纯粹的实例，至少那些主张报偿、减轻紧张、顽固的理论家们必须将它考虑为无动机的改变。 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证明了形式固定或者标签化的认识与对于具体事物、具有特质的事物和独一无二的事物的新鲜的、谦逊的、被动的道家式的认识，以及不带偏见和假想的认识，没有愿望、希望、恐惧或焦虑的认识之间的重要区别。似乎大多数认识行为都属于停滞性地、漫不经心地认出陈规旧套或者将它们归类。这种被动地根据预先存在的成规进行分类与用充分的集中注意力来真实地具体地认识独有现象的多面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对于任何体验的全面的鉴赏和品尝只能来自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标签化就是由于该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过早地下固定的结论，它的动机就是希望减少和回避焦虑，因此，以积极心态接纳未知事物的人，或者，能够容忍意义不明确的事物的人在感知过程中动机就不如前者那样明确。 以某种方法来区分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与普通人的动机生活，是我们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的明确要求。他们显然过着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生活，而不是寻求普通人缺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前者是成长性动机，后者是匮乏性动机。因此，他们正处于正常状态，正在发展、成长、成熟，过着某种意义上的隐居生活（例如，与追求社会地位相对），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为改变现状而做努力。 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的差别表明，自我实现本身不是有动机的变化，除非在全新的意义上理解动机。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自我实现水平上的自发性——健康和自然——是无动机的，它的确与动机相矛盾。 通过讨论行为与体验的表现性决定因素，能够发现它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身病理学的含义。特别强调，必须把表现性看作相对无动机的，与应对性相比较，后者既是有动机又是有目的的。要取消这种对立，只有在动机的词汇范围内来一场彻底的语义和概念上的革命。 还能够证明抑郁，哥尔德斯坦的灾难性精神崩溃，麦尔的挫折引起的行为以及一般的宣泄和释放的现象同样是表现性的，也就是说，是相对无动机的。 除几个具特殊意义的例子外，行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它能够完成某件事情。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的主观状态排除出去，是否使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疑难变得更难，这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目的几乎总是满足的主观体验。大多数工具性行为所以具有人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造成了这些主观状态，抛开这个事实，行为本身往往变得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相对无动机反应的例子 我们列举的几种可多少被视为无动机的现象，是依靠现存的无动机一词的定义。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这类现象，我们对此要进行简略的讨论。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如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艺术 当艺术寻求交流，力图激起感情、表现和影响他人时，艺术创造就是相对有动机的；艺术还可以是相对无动机的，这时，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交流性的，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 我认为证据将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种需要：在生活中表达机体内已经被唤起的任何冲动。但是下面的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恰恰可以推出一种反论：任何需要或者任何能力都是一种冲动，因而都会寻求表现。那么，应该将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或冲动呢？还是应相反的把它视为所有冲动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选择其中的一点上做那么大努力，因为现在要说明的只是它们全都被忽视了。无论哪一个结果都证明是最富有成效的，它都将迫使人们承认：无动机范畴，或者对于整个动机理论的巨大改造。 对于高级的复杂的人，审美体验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许多人的审美体验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蔑视或者嘲笑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忽视审美体验的心理学理论，无论这种忽视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必须解释所有现实，而不仅只是现实所观察到的部分。审美反应的无实用性和无目标性，我们对它的动机一无所知的现状（假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它真具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些事实只应该向我们指明我们的正统心理学的贫乏。 依照认识的观点来考虑，审美的体验即使相对于普遍认识而言，也可以说是无动机的。成规化的感知在最好程度上也有片面性，它不能算是对于一个对象的全部属性的细察，就像我们只根据那些典型，于我们有用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或是能满足需要或者是会威胁需要的属性来为一个对象分类一样。被动地、无偏见地感知一个现象的多面性是审美感知的一个特点。 我注意到，当思考存在这个问题时，最好以分析等待这一概念来作为真起点。一只晒太阳的猫并不比一棵矗立的树虚度更多光阴。等待意味着对于机体毫无意义，无用和不受珍视的时间，它是绝对注重手段的生活态度的副产品。等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愚蠢、无能或浪费性的反应，因为从功效的角度来看，不耐烦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甚至手段体验和手段行为本身也可以为人享受、品尝和欣赏，可以说，此举无需任何额外花费。一段时间既可以被人当作终极体验而享受，也可以被完全浪费掉，旅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其他例证还包括教育和一般的人际关系。 对于浪费时间这一概念可以分类理解。对于注意用途、目的，压低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不能服务于任何目的的时间都是被浪费的时间。这种说法完全合理，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合理的说法：或许可以认为没有带来终极体验，即没有被最大限度享受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你喜欢浪费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 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等运动，可以极好地说明对于我们的文化能充分享受它的终极体验这个事实。大体上，这些活动受到称赞是因为它们使人们进入露天，接近大自然，接受日光，身临美丽的景色。实质上，这些观点将应该属于无动机的终极活动和终极体验的东西掷入一个目的性、完成性、实用主义的模式，以便能适应人的心灵。 欣赏、享受、惊异、鉴赏、终极体验 当然不仅是审美体验，机体还要被动接受和享受许多其他体验，几乎不能说这种享受本身是有动机的。若要解释它，它只是有动机活动的终极目标，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附属现象。 神秘、敬畏、愉快、惊异、赞赏等体验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动的主观上丰富的审美体验，这些体验涌向机体，像音乐的效果一样，使机体沉浸其中。它们是终极体验，达到了极限，而不是手段性的；它们对于外部世界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我们悠闲安逸解释得当，那么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有两种这类的极限快乐或许恰如其分：比勒的机能快乐和生活本身的快乐（生命快乐）。当身体器官良好地、熟练地运动所产生的固有的快乐使一个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某一新近精通的技能时，尤其体现了上面两种快乐。跳舞或许也是一个好例子。至于基本生活的快乐，任何身有病痛的人都可以证实这种最根本的生物。快乐的实际存在——健康地活着本身带来的并非寻求的结果，而是无动机的副产品。 风格和趣味 与行为的作用和目的相对照，行为的风格被列为表现性的一个例子。 我曾试图发现强控制型女性（坚强、自信、逞强好胜型）与弱控制型女性（顺从、羞怯、退却型）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发现了很多的区别，以致最后仅仅通过对她们的走路、谈话等进行观察就能够较轻易地做出判断（并且由此得到证实）。 性格结构在趣味、衣着、社交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手段性、目的性、有动机的行为等方面自然地表现出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性格较强硬的人的力量在对食物的选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她们喜欢更咸、更酸、更苦、更辣以及味道更刺激的食物，例如：味道强烈而不是味道温和的干酪；喜欢味美的食物，甚至可以不顾其外观上的不雅观，如水生贝类动物；喜欢新奇、古怪的食物，如烤松鼠、蜗牛等。她们不拘小节，恶心、呕吐的机会很少，对于匆忙准备的不雅观的饭食也很少感觉惊慌。但是她们比低控制性女性更沉迷口腹之乐，胃口更好，也更馋于美味佳肴。 根据一种观相术的心物同型论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她们的语言更激烈、强硬、坚决；她们所选择的男性也更坚定、强硬、结实；她们对剥削者、寄生虫以及企图利用她们的人的反应同样是激烈、强硬、坚决的。 另外，艾森伯格的研究，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结论。例如，在社会性格类型（用于衡量控制情感或者自尊的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更容易在与试验者的约会中迟到，更易表现出不恭敬，更不拘礼节，更鲁莽，对人更容易盛气凌人，更少紧张、焦虑、焦急，更易接受恭奉的香烟，极易做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在性的反应上，两种类型的人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获高分的女性在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像个异教徒，宽容、认可性要强得多。她更有可能失贞、手淫，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更容易尝试这样的试验：同性恋、舐阴以及肛门性交行为。换言之，这里仍可以说她更唐突、更强硬、更激烈、更坚决、更少受限制。 卡彭特做了一个没有公布的实验，研究了获高分和获低分的女性在音乐趣味方面的差异。试验得出一个可为人预料的结论：获高分的人更易接受古怪、疯狂、陌生的音乐，更易接受缺乏旋律和有不和谐音的音乐，更易接受强有力的而非甜蜜舒缓的音乐。 米多证明，受到压力时，获低分的人智力降低的程度大于获高分的人，这就是说，她们不够坚强。麦克里兰和合作者在对成就需要的研究中对此曾有论述。 这些例子对于我们的论点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们都是无动机的选择，都表达了某种性格结构，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莫扎特的风格，雷诺阿临摹戴拉克鲁克的一幅画更能突出雷诺阿的风格一样。以上事实是表现性的，正如写作风格、主题理解测验中的描述、罗夏测验的记录或者小孩子玩玩具，这些都是表现性的一样。 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对于动物使用应对的表现两分法，我们也很有理由期待对于动物游戏的更明显、实际的解释。 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用和无动机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大笑、欢闹、娱乐、嬉戏、欢快等或许也是如此。 思想意识、哲学、神学、认识 这个领域也是利用正统的心理学无法解释的。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一般的思维按惯例一直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即机能性和有动机的。 人们往往能够轻易发现那些真理和正确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来追求。在大多数实验中，解决问题前都必须具有某种动机。这一事实很可能是问题的普遍性或专断性的作用而不是“所有思维都必须有目的”的证明。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存在和性质的无动机、不费力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样。 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理性和冲动的协作性体现得更加清晰，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分裂和对抗，通常就是社会病态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非有错，而只是过分排斥人性。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认知和情感所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矛盾，它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只是明显的原子弹例子，还包括科学本身暗含着的价值系统，这是个极其普遍的事实。 总之，“纯”科学家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型或牛顿型，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关于科学和真理的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 表现性行为的典型特征 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分。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做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决定行为的应对与表现的因素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姣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更为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加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我们是否不该再把自我实现的内驱力称为需要，而是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早已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而它们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就像树需要水一样。 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个性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歧式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二歧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相对而言，外在的决定因素对应对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表现性行为多一些。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总而言之，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而性格学的因素对表现性行为的影响则要大于应对性行为。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且，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肯定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借助自然科学的中间作用。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与表现行为相对比，只是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 行为控制的可能性 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维持对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和风格的控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原本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不辞而别，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做出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抛开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 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它从根本上支持需要的满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 一个健康的人想进行表现时就可以表现，而并非仅生活在表现中，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又能考虑未来。 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作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 应对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单，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表现性的环境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副产品的现象。 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始终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在我们过分实用主义的文化中，工具性态度甚至压倒终极体验。 最单纯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缺乏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形态。但是，应对可以是明确而具体的，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 如何看待行为重复现象 重复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作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 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解除力不从心的应对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象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 灾难性行为崩溃的原因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作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 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 自由联想为所欲为的法则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在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 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作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 塑造高度人性的模式 人是动物的一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 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承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的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 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 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以及从婴儿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才能获得其独特的文化品质。不过，具备正常的人类基因对于接受人类社会环境的社会化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只有在它的某些基础上已在生物进化中形成时，才是可能的，不过，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上的特性，人类在生物发展上的主要趋向曾经给予文化发展以充分的活动余地。由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人类命运也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人在没有相应的遗传变异情况下所具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改变他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愿望的能力，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机体往往选择一种或几种生活方式的同时而发展了专门的机能；在这里，对新环境的适应只有在发生了种的遗传品质进化变异的条件下，都是可能的。 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改变其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干脆通过他的文化手段来改变环境，这是人类生物本性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多多少少更易于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使命来调整他们自身。 人类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不规则性，无论是由个人的生活，抑或根据家庭、氏族和种族的命运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如此。 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做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 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 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 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 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 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 培养完美人类行为的图式 有机体的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仿的基础，即还原论假设。这种假设是：生物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同样，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或者说，一个生命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所以人们设想，人的行为是那些低于人类的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行为因素的特别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我确信科学领域是由这样三个层次组成的——物质自然、有机体和人的行为，即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我并不是说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彼此毫无连续性。每一更高层次上会呈现出较低层次上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 人的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人的所有特点是在语言、思维以及其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中创造了一个符号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号优势为基础的。除了那些生物学需求的即时满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这里符号取代了物。例如，一个硬币是一种工作量或作用价值的符号；一份文件是某种成就的符号，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种关系的符号，一本书或一种科学理论是积聚起来的符号的奇妙的构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学价值和其作为人的价值是不相同的。与那些根据对个体和种类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进行的生物学划分不同，我们所谈的人的价值主要是指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世界。你可以发现这个定义涵盖了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或宗教。当技术使人可以控制自然时，这些符号系统就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性和功利性。 这些符号系统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难说它们对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有什么贡献。这些符号系统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个人的小符号世界崩溃了，就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 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所有高级宗教共同遵循的关于行为的黄金律特征。第二个事实可以解释某些道德规范的特殊性。道德价值确实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异之大，以至在某种文化传统中，正常的行为方式会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号结构所决定的，甚至是由一种文化中不同的参照系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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