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心理的研究2（选）

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手段中心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这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

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绝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

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绝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

手段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

阻碍新技术发展的绊脚石

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所在。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应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经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此种敌意的产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关于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来说，协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永久动力。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如果协作消失，那么发展往往会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天才。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异端论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手段中心论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即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都不敢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敢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已经了解的科学方法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只有作茧自缚，在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中畏缩不前。这种思想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举个例子，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

假如不存在对精微而尖端的高技术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视科学提问的本质以及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嘲弄呢？我应该考验他们的技术吗？但它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难题得到解决。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种出于个人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然而，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地位，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手段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的风格，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诚地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创新者。

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手段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他们经自己的实际状况多了一些客观，少了一些主观，他们不关心价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手段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依据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我们已经确认科学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在此，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去作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有的只可能是在技术上成功和失败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手段标准，那么最无价值的研究就会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手段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这一点可以在科学历史中得到证明，不值得做的事情绝对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没有任何差异。

    科学的去圣化和再圣化

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我觉得，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解释”的目的。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辨、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

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的确，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享受这种体验的乐趣。

好心情的科学家

批评传统科学和科学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抽象，过于肯定这些抽象的价值。在这样的主观条件下，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怀疑态度、他们的谦虚，并且不能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更深刻的知识，不能扼制自己的狂妄自大。很显然，这一批评特别适合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

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家能夸耀他们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对物体和无生命自然的控制。但心理学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们真正懂得多少有益于人的事情的道理呢？传统科学在一切人的和社会的领域中一直是一种失败。当然，我们确实有许多关于人和社会的有益知识，但我仍坚持认为，很多这样的知识来自“异端”，也就是来自于人本主义科学而不是机械主义科学。

假如我是正确的，科学家的明智和仁慈（甚至是在最真确的意义上的“科学化”）当然便于他们拒绝“方法崇拜”的乐趣，即拒绝变得骄横、霸道和自以为是。能拯救他们的恩典宁可说是这样的一些品性——谦逊，嘲笑自己的能力，和模糊状态共处，经常意识到对于任何一组事实都存在多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对语言、抽象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限度有明确的认识，承认经验、事实、描述优先于一切理论，惧怕在理论的上方稀薄空气中生活太久而不能返回地面。最后我还要附加一条，对于个人自己科研工作中无意识和潜意识决定因素的经验知识是最大的谦卑生产者。

为了与权力主义性格的不能等待和不能暂时搁置判断的倾向做一比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项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实验。有广泛的临床印象——实验资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表明，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等待，他们的大部分紧张和焦急来自于等待。因此，他们通常在不成熟的认知下就跳向一个结论——任何结论，而不是停留在被他们视为感情惩罚的状态。

缺陷还不止于此，而且他们一旦委身于一个结论，他们还往往长时间地依赖它，即使面对着矛盾的资料也没勇气去修正。

较明智的、较有兴致和好取笑的沉思者都已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存活时间比人们所期望的短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忠于”牛顿定律和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同样可笑。

这一更试验性的态度能牢固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假如你仍然接近具体客观的世界，便不可能否认事实的多重性——它们的矛盾，它们的模糊性。你会意识到我们关于这一事实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性，相对于世纪、文化、阶级和阶层，相对于观察者的个人性格。你很容易感到肯定无疑却又很容易弄错。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这一目的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说明都要推延到我们认识了整体以后，但那时科学自身将被抛在一边。但任何自然物引出的我们的愉快的自发表现都是既完满又彻底的，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视为和人有关；谁又知道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可能多么接近绝对真理？假如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所见甚少。一个人用他的理解的卷尺能测量的东西太少啦？

当你意识到这些对立力量时，你仍意无反故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勇气甚至高尚的一个标志。科学家应该深感幸运，并喜爱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誓终身从事的那种永恒的事业肯定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最高努力的。

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的，推进知识的高度评价这一知识，而又对人类知识的贫乏和不可靠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方式就是对它超然一些，像上帝那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兴致盎然又有深厚感情，嘲弄、宽容并惊叹不已。正当的笑是对付难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同时也是保存力量坚持研究下去的好办法。对于既要谦逊又要自豪、骄傲和坚强（足以对付重大任务）的存在主义问题，幽默感是极佳的解决途径。以这种方式我们既能意识到我们懂得火箭和抗菌素，同时又意识到我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偏见或贪婪。

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存混乱状态的沉思形式，都是一种温和的享受，而且使我们能继续坚持尝试较多一点解开扭结而不致失去信心。你能热爱科学尽管它不完善，正如你能爱你的妻子一样，尽管她不完美。而且，幸运的是，科学和爱侣有时确实能变得十全十美并使我们大吃一惊，虽然美丽只能停留片刻，而且是作为一种令人意外的、受之有愧的奖赏。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超越另一些问题是很有助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一种隐蔽的观点把科学和完成的知识等同起来。例如，我曾听到心理学家遭受物理学家的嘲笑，物理学家这样嘲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多少？你们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并数学化的吗？”他们甚至这样问：“你称它为科学吗？”这里暗含的意思是，科学是进行认识活动的，而不是提问的。

事实上，在科学中有两种评价的层次系统（不是只有一种）：一种是组织得很好的知识层级；另一种是我们选定研究的重要问题层级，正是这些选定要研究重要的、未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才真正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大多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非科学家所定义的，是根本不正确的。通常，科学被说成是一种功能自律的事业，局外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例如，假如你称它是“不断增长的信息集成”或“实验操作规定的概念系统”，一般人会诧异为什么人们应该献身于这种不能鼓舞人的目的。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或对于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的这种说法，或为此目的所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讨论而不是有关科学家的，往往都把科学家生活中的趣味、激情、兴奋、胜利、失望、感情和意动的成分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审美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躁动。颇为类似的是阅读象棋规则，它的历史，研究个别比赛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下象棋？”如果你对他们的感情、动机和满足毫无所知，他们将永远不可理解，像斗牛士不能被非斗牛爱好者所理解一样。

我认为，非科学家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目标和满足有可能得到对科学家生活的某些感受，而且这些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所能体验到的。

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想我曾从我自己和别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过比从诗歌欣赏中更多的“诗意”体验。我从科学杂志的阅读中也曾得到过比从研究和阅读“圣书”中更多的“宗教”体验。创作某种美丽事物的激动心情来自我的实验、探索和我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来自绘画、谱曲或跳舞。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与你的所爱相结合的方式，与使你着迷的东西以及与你用你的生命表达你为之倾倒的神秘的东西相结合的方式。

如果你能求得有关你研究的主题愈益增多的知识，并在五十年的学习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甚至会觉得淹没于它的更深的神秘之中了，不过却以求解这个问题为乐。

很显然，与最初的无知的空白神奇感相较，这时它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高级”的神秘和奇迹。这两种过程似乎是同时并平行地进行着，即知道得越多越觉得神秘。至少这是在我们的优秀人物、贤者和最好的科学家身上发生的现象，他们仍然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偏瘫的专家。这些人也是能够得到诗人理解的科学家，他们反过来也能把诗人看作是一种合作者。这一对于优秀科学家内在生活秘密的探索能成为某一全球运动的基础，它将使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和一切其他认真的人团结在一起。

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或详尽的认识是和神秘感对立与矛盾的。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如此。研究神秘并不需要亵渎它。实际上这是趋向更高的尊重、更深的理解、在丰富多彩的高水平上的更加神圣化和净化的最佳方式。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最聪明的人，正是那些最大智若愚、最不傲慢和最“兴致勃勃”的人。

如果你想使树木变得更美丽，那么，唯一的办法你必须对树木有更多的知识—一弄清树木生长的道理。我总是注视并赞美的树，现在更有一点助益，因为我懂得一点植物学。假如我对它的机能作用的细节知道得更多些，这一知识将能使它变得更加神奇而美丽。

在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它最终能成为对惊奇、敬畏和神秘的组织编排，系统追求和欣赏享受。

上述这些存在认知，正是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这些体验同样可以称为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学体验。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

心理学的原始材料

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假如我们非要利用一下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是整体而不是局部。

假如我们仔细审察这一悖论，我们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就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一强调在这个世界中，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分析努力在本质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科学总体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分析的努力并不是抨击一般科学，只不过是抨击对待科学所可能采取的多种态度。然而，我们最初面临的原始问题仍然存在。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要问：“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他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的家庭、我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的理想、我的挫折、我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他的利益。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能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智能型的而不是分类型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静力学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尽管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二歧对立，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它们结成一种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别的学派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这样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并且显得更加自然。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同这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他们能更自然地进行静力学思维而不是动力学思维，机械思维而不是有目的地思维。我可以果断地称这种观点为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毫不怀疑，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一般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它却被心理学论者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被忽略。这个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个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台球式的因果论看法。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立物体对另一个分立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假如我们的宇宙观仍归物理学统治，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实际上也似乎是绝对的。但是，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

例如，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用的都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台球在台桌上相撞击的方式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

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世界内部持久存在的相互关系太错综复杂，不能以我们听说的台桌上的弹子相撞的同样方式来说明。但是答案中最常见的只是原始看法的一种复杂化，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改造。代替单因的是多因，但据设想它们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彼此分离而互不依赖的。正如韦特海默所说，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的“算术和”。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本质上也没有任何新事物出现。

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以至于它有时似乎与那些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照样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反映。

特别是涉及人格资料时，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这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因果概念，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得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人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满足这一情境的需要，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是我们必须论及到的因果理论的唯一缺陷。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时，还有一个难题，如何说明症候群和从“外部”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我们或者什么都没有纠正，或者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无法用普通因果理论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能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像一个有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段遭受创伤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验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如果确有效果改变整个人格，但这一人格已同过去不同，而且他自身和应对举止也和过去不同。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为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证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因素，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因素。对读过精神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有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新构造，重新定型；我们既可以选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从它们中进行选择；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子世界的假设，即认为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离开。因此，至少就心理学资料来说，因果概念必须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涉及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比较有头脑的科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功能性”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理论。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种功能，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理论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必然性、作用力等。关联状况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功能性陈述的例子，但它们却常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它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有的意义恰恰相反，那么它也并不适合保留因果理论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就会面临着必然内在的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放弃、被否认、被消除。

人体心理症状合理解释

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失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

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机体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现或真实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肌肉萎缩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

假如有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必须问的是：人格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为了描述自尊和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的方便，我借用了症侯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我讨论的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往往同时在一起出现，因而给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由于这一层含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宁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自然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最后，在医学上，它是以一种因果关系为背景的。据设想，任何一种多症状的症候群都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做，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第一，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第二，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第三，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最后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倾向或严重等等。总之，我们应该研究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一切因素，而不仅仅研究最明显或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显然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在有效而仔细的研究下，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韵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来源、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同义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可以从目标的行为区别和动力性类似这些主要方面来界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个别例子中，如果症状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同样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有一组在行为上似乎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称它们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在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在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体呢？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的韵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太大的耳，但却仍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很漂亮”。

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分离元素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韵味”的整体，这种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是由多种多样的特性组成的，但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韵味。

我们还能依据心理含义的概念对定义问题作出第二种研究，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就是说这些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可换性、韵味、含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措词。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考虑，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机能心理学家们是依据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

也就是说，人格的组织结构要依据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来理解。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针对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某两种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此并没有最终的简单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首先，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还可以附加说明一点：除性格表现方面的事实以外，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事实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就我们采用这个词所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都说成具有应对目标。

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含义韵味或宗旨）能够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理解整体而理解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行为，才能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韵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韵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觉得有什么事靠不住；再者，我们能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许多特征，大体上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概念充分。

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分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换，或者在动力学意义上彼此都是同义的。

总体上来看，格式塔心理学家大多都同意韦特海默最初的定义，即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整体才有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个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整体的存在已被证实，对它的定义与特质说明还依旧是—个难题。

很明显，我们还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的肯定性定义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除非我们不要求这一定义是可行的、具体的、启发的以及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者，坚持机械世界观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曾经用过的论据的选择。格式塔心理学家主要是研究现象世界的组织结构，研究主要是机体外的物质“场”。

应该指出，他们往往否认这一断言。但是，正是机体本身才有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的相互联系，像哥尔德斯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要探求组织结构法则的证明，机体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论据选择，可以得到的另一优势在于动机、意图、意向、表现和方向的基本现象，在机体中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据应对意向给症候群下定义立即创造出一种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离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包括机能论、格式塔心理学、意向论（不是哲学目的论）、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学派所提倡的心理动力学以及哥尔德斯坦的机体整体论。那就是说，正确定义的症候群概念能够成为统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后者我们曾称之为整体动力观，并用它和广义原子观进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要它能像我们所指出的加以扩充，只要它更着重研究人的机体和它的内在动机。

人格症候群的特点

可互换性

一个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这意思是说，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一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

对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个待测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被测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肯定无疑地预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的表现，但却无法确切地预测表现情况或表现方式。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循环的决定作用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很可能就会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

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既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症候群作为整体发生变化的趋势

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绝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噩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躁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症候群的极端趋势

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分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文化对综合征表现的决定作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人格症候群的组织结构

我们似乎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是均匀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有不同重要程度的等级以及部分的聚集。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尊症候群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即通过关联作用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各个因素是未分化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同整体发生关联的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密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着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走下去，一旦我们再也观察不到它们，我们就只好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当我们在研究症候群的资料时，我们注意到，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外一种反映。不过，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把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彼此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原则而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分析而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放大倍数

这一说法是一个来源于显微镜工作方式的物理学类比。在观察承载着组织结构的玻璃片时，我们将玻璃片拿起，对着光线用肉眼观察，以便将全景尽收眼底。这样，得以了解的是整体特征、总的结构、全构造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对整个切片有了整体的印象，我们再审查这一整体的某个局部。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每一个细节，但却没有对它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牢记它同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放大倍数更高的物镜（比如50倍）来进一步对整体内的局部进行更为严密的观察、分析。在仪器容许的范围内，逐步提高放大倍数，便可以更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整体的各个细节。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相关的材料并不是按直线式排列的、分离局部进行分类的，这一系列也不可以按任何顺序重新排列；这整体或许像叠放着的盒子一样“被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将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称为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便是其中包含着的14个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中，每一个都还包含着另外的盒子——也许一个包含着4个，另一个包含着10个，或者一个包含着6个等等。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建立起来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能同时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拘泥于细节或含糊其辞、毫无用处的概括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颇有成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它拒绝接受二歧式，拒绝亚里士多德式的A类和非A类的划分，但依然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症候群密集度的概念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标准来区分症侯群和亚症候群，我们就可以从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什么是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和照章办事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念、冷静、泰然自若、胆大妄为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当然，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是相互关联的，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因素也相互关联。

从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来看，可以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谦虚这一品质完整无缺地见于它同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

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动力学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标度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标度的最低端时—一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完全抛弃—一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淡和缺乏对感情的欲求。

最后，我们自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换句话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利用还原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之间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却不会造成对有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统计数字与临床和实验知识结合起来，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相关技术不应该在整体分析方法中得到高度利用。

有机体内相互联系的程度

很明显，在有机体内几乎没有封闭系统。在有机体内，每一事物都的确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系，尽管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

此外，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已被证明是同文化有关联的，并在根本上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和他人的直接立场、特定的情境、物理的和地理的因素等等相联系。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

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人格症候群及行为

总体来看，在作出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行为都倾向于成为整体人格结构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除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从理论上讲，当张三对一个笑话作出反应时，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分析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品性论明显对立。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决定。

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中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更为重要”。显而易见，那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要求，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比如只是一种感觉或受制约的条件反射等。从“整体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观点出发，这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一个有机体切断了它和其他部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与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是处于生活主流边缘的行为。它们之所以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几乎毫无关系。当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很显然，后一种事实并不比前一种事实更真实，但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一点儿。

虽然有机体的内在本质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并不能说本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机体是在文化背景中活动的，而文化背景对于决定机体的内在本质已经很起作用。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划到“直接情况”一类。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本性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直接情况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不能达到；什么能提供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目的。

在多方思考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同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他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例如，通过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况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把它抑制掉，正像在各种投射实验中。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否认、被藐视，文化被蔑视。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精神分析学的谈话关系和感情转移。

在某些其他情况中，文化的强制已被削弱，如在酩酊状态，狂怒状态，或其他无控制行为的状态中。同样，也有许多文化没有能够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的主题的变化，即表现性运动，这些微妙变异是下意识地觉察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所具有的行为。在文化的强制尚不强大的儿童身上，在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高明的、在理论上站住脚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成为性格的有效指标。

在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如此，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做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研究行为，是因为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示标准。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症候群资料的逻辑表达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数学或逻辑上的符号适合于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各种可供运用的各种逻辑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或否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挖掘一空。

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论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整体截然分开，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交错状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割开任何一部分，而且心理学家担当不起这种忽略。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系网路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关系网路，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也将怀疑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个别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像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有机体来说，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割下一个器官既改变了整个有机体，同时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一个四则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很显然，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特性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有成为暴君的倾向。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复杂化的例子，然而在设想任何类似人格中的相加过程的情况时，这又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只是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论和整体论方面，数学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性制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在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

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把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并且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因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还原论的元素），也可以是在某种网络中的脸红（一个整体论的元素）。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让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

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对还原元素的研究一直作用很大并且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它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的，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行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才有权在现实面前公然露面。如果它们不再有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手段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本文自马斯洛《科学心理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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