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与创造的整合3（选）

趋向自我实现的创造态度

问题的背景

创造性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健康、自我实现、丰满人性等概念，最终也许会证明这是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

我觉得必须认真地看待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的那种观点。假设真是这样，今天显然要比1900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

对于教育事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用不了多久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面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一切技艺几乎都已经过时了，再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还有什么意义？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甚至一切都在改变。事情就是变得那么快。

我所谈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随机应变。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请记住，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随机应变和灵感，而不去探讨那些已完成的艺术活动和各种伟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我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磨炼，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积累。

我敢肯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灵感是多得很的。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是极繁重的艰苦作业，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修养，大量的实践和重复，以及推陈出新的修改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相联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创业等的依赖程度如同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

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我必须重视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产生什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半途而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试验对象，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作出说明。

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经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这一创造的高峰一笔抹过。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我决定宁愿利用别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例。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

这一发现与其说能使我们对创造的性质有所认识，不如说它仅仅说明了一些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假如允许我更放肆些，我甚至要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利用它，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创造。这绝不是取笑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创见的人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大人物。

科学是一种技术，是社会化和制度化的，以致并不具备创造力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起点作用，这是我对它所说的尽可能极端和激烈的评语。由于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怀抱，都只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一个大型篮球队的一员，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员，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也被掩盖了。他使得万人瞩目，值得大受敬重了，因为他参与了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因此，当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种协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发现它，或许其他人也会很快做出这一发现。因此，我觉得，选择我们的科学家，尽管他们有过创造，仍不能作为研究创造理论的最佳对象。

另外，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所有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创造性定义和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例证，绝大多数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义和男子的或男性的产品，我们就不能说是在彻底地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创造性，仅仅因为那种简单传统上的定义只把男子的产品说成是有创造性的而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创造性。我已经懂得（通过我对高峰体验的研究）应该注意把妇女和女性创造性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品，较少涉及成就，较多涉及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胜利和成功的峰巅。

这是我所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我的观察提出了我急需解开的谜：为什么有创造力的人，在创造激情的灵感阶段，会追悼过去、不思未来，而仅仅生活在现时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恋并全神贯注于现在，沉湎于当前，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下的问题。

这种“完全沉迷于现在”的能力，绝对在任何一种创造性中都是必要的。但创造性——不论在任何领域中——某些先决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变得无时间、无自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系。

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现象已成为神秘经验的一种冲淡的、世俗化的、常见的变式，它那么经常地被描绘过，已变成赫胥黎所说的常存的哲学。在各种文化中，在各个时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色彩，而它的实质总是能认出的——那是同样的。

它总是被描绘为自我的丧失，或有时又变成自我的超越。有一种和被观察的“实在”的融合（和眼前的问题的融合，我应说得更中性些），在两重性存在的地方浑然一体，一种自我和非我的结合。普遍的说法是有一种对隐蔽真理的觉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面纱的脱落，而最后，几乎总是如此——全部的经历被体验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兴奋昂扬。

毫不奇怪，由于这一震撼人心的体验比任何可以设想为人间的事物要伟大得多，以致它经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类和自然的。这样的“启示”往往用来作为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的基础，有时是唯一的基础。

但是，甚至这一在所有体验中最非凡的体验也已经被列入人类经验和认识的范围。我对我称为高峰体验的研究，和称为心醉神迷状态的研究，完全是不谋而合地做出的，都证明这些体验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很容易调查的。而且，和我所说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它们能向我们说明许多有关创造性的问题，正如也能说明人在充分发挥作用时的其他方面一样，例如，当他们能最充分地认识自己时，最成熟、最发展和最健康时，总之一句话，人性最丰满时。

这种充斥于现在、超越时空而使人完全着迷于此，正是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我现在又觉得，这些高峰体验研究使我们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迁移到对现实的经验、对创造态度的丰富理解。

我们没必要受这些异常而不极端的体验的限制，尽管现在似乎已很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认出现过狂喜的时刻，只要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深刻回忆而我们访谈的情况又很适当。我们还能提及高峰体验最简单的变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湎于任何事物，只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不仅是指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这样的效果也能由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或仅仅变得专心于完成自己的工作。

从我们都有过的这样普遍和熟悉的体验开始淡起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或直觉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种直接经验的知识，关于思想家“高级”体验的朴素变式的知识。起码我们能避免那种时髦的、空中楼阁似的、含有隐喻而极端晦涩的词汇，那在这一领域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这些时刻中发生的事情呢？

放弃过去

观察当前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手中的一切都摊开，研究它和它的性质，认识它的内部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自身内部对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仅仅是咀嚼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的习惯，品味过去的知识，找出当前情境在哪些方面和过去某种情境类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一度对于过去类似问题有效的解决办法用于现在。这就像一位档案文书的工作，我曾称之为“陈规化”。只要现在很像过去，这种办法也确实有效。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办法显然就行不通了，档案文书“陈规化”也就失灵了。他面对一幅陌生的画，匆匆回溯他的艺术史知识，想回忆起他的假想反应是怎样的，这时他自然很少注视那幅画，他所需要的只是名称或风格或内容，以便他能作出迅速的推算。如果他假想过去也欣赏过它，于是现在也欣赏它。

在这样的人中，过去是一个毫无灵气的、未经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但还不是他本身的东西。

确切而言，只有人类已被过去所改造，或已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时，才能利用它的积极性和活跃性。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他身外的什么东西，和他相异的某物。它现在已经变成人体自身的一部分了，正如过去我吃的牛排现在是我而不是牛排一样。消化了的过去（经过吸收而同化）和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

放弃未来

往往我们处于现在却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准备应付未来。请想一想，我们在一次谈话中往往是假装倾听对方的样子而实际上在暗中准备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排练着如何措辞，也许是计划着一场反击。请想一想，假如你得知你要在五分钟内对我的意见作出评论，会出现何等不同的态度。要成为一个好的、充分的谛听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如果不为未来做准备，那我们就会充分地倾听和观察。我们不会把现在仅仅作为达到未来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做就贬低了现在）。很明显，这种忘记未来的态度是充分关注现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然，这只是“未来”概念的一种含义。我们自身内部的未来，我们现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

单  纯

往往认为，只有创造性很高的人，才具有这种认识和行动上“单纯”的品质。他们被描绘为裸露在情境中、无矫饰的、没有先验的期望，没有“应该”或“必须”，没有风尚、时尚、教条、习惯或其他固有的模式认为什么是正当的、正常的、正确的等等，随时准备接受发生的任何情况而毫不惊讶、震动，毫不恼怒或排斥。

儿童更有能力以这种无所求的方式承受一切。现在，当我们处在特定环境下时，我们所有的人也都能在这样的方式中成为更单纯的。

意识的收缩

除了身边的问题以外，我们极少意识到其他任何事情。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减少了对他人的觉察，对他人对我们的约束和我们对他人的约束的觉察，对义务、责任、恐惧、希望等的觉察。我们变得更多地脱离了他人，这又意味着我们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真实的自我，成为我们真诚的自我，我们真正的本性。

一句话，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更能摆脱他人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的行为曾受到这种影响的波及，它们现在已不再起作用了。

这要求我们展现自我，不要再试图去影响他人，中止引人注意，讨好他人，成为可爱的，赢得赞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没有观众，我们就不再当演员，没有必要去表演，我们将能忘我地献身于解决问题。

自我的丧失

当你完全沉湎于非我中时，你会极少意识到你自己，缺乏自我觉知。你不会像一位旁观者或一位批评家那样观察你自己。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说，你变得比平常更加完整了，不是分裂为一个自我观察的我和一个体验的我，而是更接近于成为全身心体验的我。你会失去少年的羞怯和提防，不再有被人观察的难堪意识等。这又意味着更一致，更浑然，和人性的更高整合。

它还表示对体验少批评、少编排、少评价、少选择和排斥，少判断和衡量，少分割和分析。这种忘我是发现一个人的真正本性的途径之一，是发现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诚性质、他的深刻性质的途径之一。它几乎总是给人以愉快和顺畅的感受。我们无须走得太远，像佛教徒和东方思想家那样谈论“万恶的我”，但在他们的说法中确实有某些道德。

自我的意识的抑制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在某些时候能以某种方式起抑制作用。它有时是怀疑、冲突、恐惧等的所在地。它有时是自发性和表现性的抑制者（但自我观察对于治疗是必需的）。

也可以这样说，自我观察的我，包括自我觉察、观察和评判，是“次级创造”所必需的。用心理治疗为例，自我改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个人曾容许进入意识的体验进行批评的结果。精神分裂的人有许多顿悟体验，但不能在治疗上利用这些体验，因为他们有太多“总体体验”而缺少“自我观察和批评”。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同样，需要训练有素的建设劳动接替“灵感”的阶段。

畏惧消失

影响我们的内心的畏惧和焦虑也是可以消失的。我们的抑郁、冲突、矛盾心理，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问题，甚至我们肉体的痛苦也一样，甚至我们的精神病和神经症也会暂时地消失，假如它们并非特别严重，不妨碍我们对眼前问题变得深感兴趣并流满其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勇敢而自信的，无畏惧、无焦虑、无神经症、无疾病的。

防御和抑制的减轻

我们的抑制也会消失。我们的戒备，我们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和对我们冲动的控制（刹车）以及对危险和威胁的防御也一样。

力量和勇气

勇气和力量是创造态度所必需的。大多数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曾报告有一种或另一种勇气的变式：顽强、独立、自足、一种傲气、性格的力量、自我的力量等等；受欢迎变成较次要的考虑。畏惧和软弱逐出创造性或起码使它较少光临。

只要我们把创造性看作是忘记自我和他人这一共同特征的一种表现，那它似乎就很好理解了。这样一种状态在本质上意味着较少畏惧，较少抑制，不需要防御和自我保护，较少戒备，不需要矫饰，不怕嘲笑、羞辱和失败。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忘记自己和忘记观众的一部分，“专心”逐出畏惧。

甚至我们直截了当予以肯定的，变得更有勇气使一个人自己更容易受到神秘、陌生、新颖、分歧与矛盾、异常与惊诧等事物的吸引，而不是变得多疑、顾虑重重、戒备森严或不得不使用减轻焦虑和防御的手段。

接受肯定的态度

在沉浸于现实和忘我的时刻，我们又很容易在另一种方式中变得较多“肯定”而较少否定，即我们倾向于放弃批评（编删、挑拣和选择、改正、怀疑态度、改善、质疑、拒绝、判断、评价）。这似乎是说，我们接受了，我们不拒绝，或不斥责，或不进行有选择地挑挑拣拣。

有些问题就摆到眼前，你不阻拦它，它就会冲进来影响我们。让它显露出它的意愿，让它走自己的路，让它成为它自己，也许我们很欣赏它的本来面目。

这样做，更容易在谦虚、放任、承受的意义上成为道家式的人。

信赖同考验、控制、竞争相对立

以上所说的一切包含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态度，它容许暂时放弃紧张和努力、意志力和控制、有意识的对付和尝试。容许自己被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所决定，当时必然含有松弛、等待和接纳。试图统治、支配和控制的通常努力和一种与材料的真正妥协或真正领悟材料（或问题，或人等等）是对立的。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信赖我们面对未来新事物时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说，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信赖包含自信、勇气、对世界无所畏惧。也很清楚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世界的信赖是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完全地、坦诚地、全心全意地面对现实。

道家的承受

道家的学说和承受两者的含义都很丰富，这些含义都很重要，但也相当复杂，除非用修辞手段，否则很难说清楚。道家对于随遇而安的创造态度有过一些精微的说明，许多讨论创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转述过，有时这样解释，有时又那样说。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在创造性的始发或灵感阶段，某种程度的承受或不干预或任其自然在叙述上是有特征可寻的，在理论上和动力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承受或任随事物发生和沉湎于现实与忘我有怎样的关联？

就像艺术家尊重他的材料一样，这种尊重眼前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谦恭和敬意，也可以说认真对待。这等于把它作为一种目的，作为某物自身看待，承认它有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达到它以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达到某一外部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对于它的存在的这种尊重态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在对待问题、材料、情境或他人时也可以用到这种谦恭或敬意。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宠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现实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有意的努力，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像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人的整体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统一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热衷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性质，它是分裂的对立面。这样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允许探究始发过程

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潜意识，特别是灵感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太极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审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

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竟然糊涂地认为方程式、概念式或蓝图比现实的自身更具真实性。幸亏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全部。我们这些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

假如我们全神贯注于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原故而迷恋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想法，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像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适合于眼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像一位画家持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像一位摔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像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

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辐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现实中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世界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了，通过一个个创造性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决条件之一。我想，这一我曾拆开并讨论的相互关系网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我想，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创造性达到最佳整合的途径

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我不想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对于我，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

我在阅读文献时认识到，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我有一个极坚强的信念是：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充分发展的问题。

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 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我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我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钮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我认为：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钮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的，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我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钮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我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我想坦率地表达我的怀疑，我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

对这种改变，我曾试图说明，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同样的，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的改善的。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作为先驱。

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 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

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我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我想，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这就是我的一般说明。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黏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我愿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我愿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

我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我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我打。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我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有一次要动手术，他还记得当时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

我想，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选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

克服创造中的情绪障碍

在我刚开始研究创造性时，还完全停留在学院和教授课业问题的地步。后来我被调到工业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种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我的好多同事也和我一样遇到类似情况。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及我们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大型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我尚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即使对有创造性的人员也是既棘手又重要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我以为，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所研究的人具有本质上的革命性——他们背离现实，不满足现状，所以这有点像努力对革命和稳定的社会进行调和。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使我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能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层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像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机体内部的，为了得到它，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含义可以说明这种新的尖端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惧怕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

我是在谈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是超越现实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作出过证明，许多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像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工具，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大多数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我曾选出一些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深入到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

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可见表面更多的创造性。我问过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他们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通常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共同的意见，甚至有资格被称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

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原本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透析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我指的是强迫症，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

一般有这种神经症的人表现为神情抑郁，举止刻板、封闭。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必须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记录员等。

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其余的人都有更明显的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特殊的情况中推导出适合一般情况的理论。这些人必然会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理想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

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很可怕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允许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成功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舒适。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究竟怕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抑制的内心冲动。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上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体内的危险，但此后只要他一看见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从容不迫。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不住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种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惊恐不安。

这种人很能够控制事态，并能创造一种平衡而使自己保全一生，虽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要丧失很多东西。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顽固地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去。

我谈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的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竭力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趋之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像是疯狂）。

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象，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八面玲珑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

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像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明显，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

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我想能对于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在面对混乱时力求从容镇定，用理性对待非理性，这虽然是个难题，但我们毕竟已想出了办法。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

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允许自己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病态的理性，以及病态的始发过程。

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不便公开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妥协，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

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毫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置若罔闻。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像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我所见到的最典型的强迫症病例是一个有节约癖的人，他是我从前的一位老教授。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橘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正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这正是这种人的典型做法。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有时也感到很苦恼。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

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却往往是这么做的。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十多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经常需要这样的人。

对始发过程进行二歧式防范和莫名的畏惧就是一种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像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言权。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将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伪装起来、使事情的威胁性仿佛降低了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浓缩为一个物体像在梦中能做到的物体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忆梦，我所说的一切对梦都是适用的）。它可以不用行动，什么也不做而单凭幻想来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始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

始发过程是超越评价、道德、伦理、文化及善恶之上的。在大多数文明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幼稚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我所说明的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

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有创造性的健康人中，我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深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卓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我敢确信，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

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象、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疯狂生活。像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们一直渴望的创造性。

我想我完全有资格对这种无意识的开放态度多加评论。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有意识地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和睦相处呢？一般的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

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按年代顺序来讲，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来自对梦和幻想以及神经症的研究，接着又来自对精神病和疯狂过程的研究。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儒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义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

只有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的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

我们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人。当然，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无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病态。

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一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这种二歧式一旦被超越并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把这两极能够一起纳入它们原本相属的统一体中，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一个人的内战也就有可能结束了。这种事情也正是被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

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

我无法说清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融合。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思想与观念做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

常识意味着在现实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现实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能够脱离地球的表面，去想象、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如果向某一个公司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我想他们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多么有作用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循规蹈矩，往往有点不合时宜、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这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

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种方法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流浪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自己产生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冲动下，他们可能潦草地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

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一自由联想——任它们大量地跳到桌面上来。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当然不必按照一种模式将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进行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强烈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又能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认为，一个公司，至少它的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很有必要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这样的人，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不容易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对研究和发展投入大量经费。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个新的课题。

那些大公司中曾成功推行的行为准则显然需要进行某些改变和修正。我们必须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必将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

顺便说一下，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我们已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这样的人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

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教授有充足的时间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混乱不堪。

我们需要创造性人物

（自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第七章）

问题是谁对创造性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局限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现在它也变成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策问题。

普遍的需要

我想，强国的统治者们己开始认识到，那些有能力做出这种发现的人正是那种罕见的怪人，那些创造性人物，那些他们总是以反射式的敌对态度相待的人。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学习管理创造性人才的方法，创造性人物的早期选拔，创造性人物的教育和培养，等等。

在实质上，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我们的领导人今天对于研究创造性的理论感兴趣的原因。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有助于在富有思想的人们中间，在社会哲学家中间，在许多其他类型的人们中间创造出一种对创造性的兴趣。我们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以前的时代更明显地处于流动中，处于过程中，更迅速地在改变着。新的科学事实、新的发明、新的技术发展、新的心理事件、物质丰裕等等的加速度积累，今天己向每一个人提供了不同于任何以前曾出现过的情境。除别的事情以外，这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缺乏已使各式各样的改变成为必要，那是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例如，教育的全过程，特别是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经完全改变。简单地说，学习事实已经很少有用处了，事实太快就过时了。学习技术也一样，技术几乎过夜就过时。例如，工程学教授向他们的学生传授他们自己过去学生时代的所学也几乎毫无用处了，这些技术现已毫无价值。实际上，我们几乎在生活的每一领域都面临旧事实、旧理论、旧方法的过时问题。我们全都是一群马车鞭子制造者，这种手艺现在已毫无价值。

新的教育概念

那么，什么是教育人，例如，成为工程师的正确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必须把他们教育成为创造性人物，至少就能够对付新事物和即席创作的意义说是如此。他们必须不怕改变，必须能安于改变，安于新事物，而且，假如可能（因为那样最好），甚至能享受新事物和改变的乐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教育和训练的不是旧的和标准意义上的工程师，而是新的意义上的即“有创造力”的工程师。

这一点，一般地说，也适用于事业和工业中的执行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对付任何新产品或任何旧工作方法不可免的迅速过时问题的人。他们必须是不反对改变而能预见改变的人，是能够以足够勇气接受它的挑战并从中寻求乐趣的人。我们必须培育出一大批即席创作者，“此时此地”的创造者。我们必须以一种与惯常方式大不相同的方式给熟练的人或训练有素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下定义（即，不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往昔知识因而能在未来事务中得益于过去经验的人）。我们能称之为学习的许多作法已经变得无用了。任何种类的学习只要是简单的应用过去于现在，或在现在情境中利用过去的技术，在许多生活领域中都已经过时了。教育不再被认为根本上是或仅仅是一种学习过程，它现在也是一种性格训练，一种人格训练过程。自然，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很大成分上是正确的，而且它将变得一年比一年更正确。过去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几乎变得毫无价值。过分依赖过去的人在许多职业中几乎变得毫无用处。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人，他能同他的过去决裂，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勇敢，能在现在情境中信赖自己，假如需要能以一种即席创作的方式妥善处理问题而无须先期的准备。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意味着更加强调心理健康和力量。它意味着更加珍视对此时此地情境给予充分注意的能力，能注意倾听，能注意观察我们面前的具体的、直接的契机。它意味着我们需要那些不同于一般类型的人，后者面对现在似乎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演，把现在仅仅当作应付未来威胁与危险而做好准备的时期，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应付到来的时刻。这种新型的人，即使没有冷战，即使我们都联合在一个同胞兄弟般的种族中，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只是为了对付我们将在其中生活的新型的世界。

由于实质上我们讨论的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哲学，一种类型的性格，于是，着重点便从对创造产品的强调，从对技术更新和美术产品和革新的强调等等转移开。我们必须变得对创造过程、创造态度、有创造力的人更感兴趣，而不单是对创造产品感兴趣。

因此，我觉得更好的战略是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创造性的灵感阶段，而不是创造性的实施阶段，即转向“始发创造性”而不是“次级创造性”。

我们必须更经常地用为我们例证的，不是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或科学成果，而是我们必须集中注意于即席创作，那种灵活、恰当、有效应付任何突然呈现的此时此地情境的能力，不论它是否重要。所以如此，是因为用已完成品作为一种标准会引入太多混淆，如良好工作习惯、顽强、训练、耐性、良好编辑能力和其他一些特征，它们和创造性没有直接关系，或至少不是创造性独有的特征。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们甚至更愿意研究儿童中而不是成人中的创造性。研究儿童能避免许多混淆和污染的问题。例如，在这里我们能不再强调社会改革或社会效用或创造产品。我们还能避开对先天杰出才能的专注从而也避免了问题的混淆（天才似乎和普遍的创造性很少关联，后者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秉赋）。

我真正关心的是新型的教育，那是我们必须发展的，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新型的人，发展过程中的人，有创造力的人，能即席创作的人，自我信赖、勇气十足的人，自主自律的人。

 （本文自马斯洛《科学心理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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