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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具（第一卷）1（选）（1620）
（英）培根 著 许宝骙 译
序 言（选）
有些人自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无论是出于简单化的保证的口吻，或者是出于职业化的矫饰的说法，都会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这样做固然能够成功地引得人们相信，却也同样有效地压熄了和停止了人们的探讨；而破坏和截断他人努力这一点的害处是多于他们自己努力所获得的好处的。另一方面，亦有些人采取了相反的途径，断言绝对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解的——无论他们之得到这种见解是由于对古代诡辩家的憎恨，或者是由于心灵的游移无准，甚至是由于对学问的专心——他们这样无疑是推进了理性对知的要求，而这正是不可鄙薄之处；但是他们却既非从真的原则出发，也没有归到正确的结论，热情和矫气又把他们带领得过远了。较古的希腊人则本着较好的判断在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对一切事物都擅敢论断，另一个极端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敢希望了解——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他们虽然经常痛苦地抱怨着探讨之不易，事物之难知，有如不耐性的马匹用力咬其衔铁，可是他们仍毫不放松尾追他们的对象，竭力与自然相搏；他们认为（似乎是这样）事物究竟是否可解这个问题不是辩论所能解决的，只有靠试验才能解决。可是他们，由于一味信赖自己理解的力量，也不曾应用什么规矩绳墨，而是把一切事物都诉诸艰苦的思维，诉诸心灵的不断动作和运用。 至于我的方法，做起来虽然困难，说明却很容易。它是这样的：我提议建立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感官的证验，在某种校正过程的帮助和防护之下，我是要保留使用的。至于那继感官活动而起的心灵动作，大部分我都加以排斥；我要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这一点的必要性显然早被那些重视逻辑的人们所感到；他们之重视逻辑就表明他们是在为理解力寻求帮助，就表明他们对于心灵的那种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没有信心。但是，当心灵经过日常生活中的交接和行事已被一些不健全的学说所占据，已被一些虚妄的想象所围困的时候，这个药方就嫌来得太迟，不能有所补救了。因此，逻辑一术，既是（如我所说）来救已晚，既是已经无法把事情改正，就不但没有发现真理的效果，反而把一些错误固定起来。现在我们要想恢复一种健全和健康的情况，只剩有一条途径——这就是，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象机器所做的一样。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现在我们设想有一座巨大的方塔为了要表彰武功或其他伟绩而须移往他处，而人们竟赤手空拳来从事工作，试问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要不要认为他们是疯了呢？假如他们更去招请较多的人手，以为那样就能把事情办妥，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认为他们是疯得更厉害了么？假如他们又进而有所挑选，屏去老弱而专用精壮有力的人手，试问这位旁观者能不认为他们更是疯到空前的程度了么？最后，假如他们还不满足于这种办法而决计求助于体育运动的方术，叫所有人手都按照运动方术的规则把手臂筋肉抹上油，搽上药，前来办事，试问这位旁观者岂不要喊叫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尽苦心来表示自己疯得有方法、疯得有计划么？而人们在智力的事情方面亦正是这样来进行的——也正是同样作发疯的努力，也正是同样求无用的并力。他们也是希望从人数和合作中，或者从个人智慧的卓越和敏锐中，得出伟大的事物；是的，他们也还曾力图使用逻辑来加强理解力，正如用运动方术之加强筋肉。但是他们的一切这些勤苦和努力，在一个真正的判断说来，只不过是始终使用着赤裸裸的智力罢了。实则，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提出这些前提之后，我还有两件事情要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第一点，当我想到要减少反对和愤慨，我看到可幸的结果是，古人们所应有的荣誉和尊崇并未由我而有所触动或有所降减；而我是既能实现我的计划又能收到谦抑的效果的。假如我是宣称与古人走同一道路，而我却要产出较好的事物，那么，在我和古人之间就必然会在智慧的能力或卓越性方面发生一种比较和竞赛（无论用什么技巧的词令也是不可避免的）。虽说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合法或什么新奇之处（如果古人对于什么事物有了错误的了解和错误的论定，我又为什么不可使用大家所共有的自由来和它立异呢？）但是这一争论，不论怎样正当和可恕，以我的力量来自量，终将是一个不相匹敌的争论。但是，由于我的目的只是要为理解力开拓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乃是古人所未曾试行、所未曾知道的，那么情事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门户派别的热气是没有了；我只是作为一个指路的向导而出现，而这又是一个权威很小的职务，依赖于某种幸运者多，依赖于能力和卓越性者少。这一点是仅关于人的方面的，就说到这里。至于我所要提醒人们的另一点，则是关于事情本身的。 希望大家记住，无论对于现在盛行的那种哲学，或者对于从前已经提出或今后可能提出的比较更为正确和更为完备的哲学，我都是绝不愿有所干涉的。因为我并不反对使用这种已被公认的哲学或其他类似的哲学来供争论的题材，来供谈话的装饰，来供教授讲学之用，以至来供生活职业之用。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公开宣布，我所要提出的哲学是无甚可用于那些用途的。它不是摆在途中的。它不是能够在过路时猝然拾起的。它不求合于先入的概念，以谄媚人们的理解。除了它的效用和效果可以共见外，它也不会降低到适于一般俗人的了解。 因此，就让知识中有双流两派吧（这会是对二者都有好处的）；同样，也让哲学家中有两族或两支吧——二者不是敌对或相反的，而是借相互服务而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有一种培养知识的方法，另有一种发现知识的方法，我们就听其并存吧。 谁认为前一种知识比较可取，不论是由于他们心情急躁，或者是由于他们萦心业务，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智力来收蓄那另一种知识（多数人的情况必然是这样），我都愿意他们能够满其所欲，得其所求。但是如果另外有人不满足于停留在和仅仅使用那已经发现的知识，而渴欲进一步有所钻掘；渴欲不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渴欲寻求不是那美妙的、或然的揣测而是准确的、可以论证的知识；那么，我就要邀请他们全体都作为知识的真正的儿子来和我联合起来，使我们经过罪人所踏到的自然的外院，最后还能找到一条道路来进入它的内室。现在，为使我的意思更加清楚并以命名的办法来使事物变得熟习起见，我把上述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之一叫作人心的冒测，而另一个则叫作对自然的解释。 此外，我还有一项请求。在我自己这方面，我已决定小心和努力，不仅要使我所提出的东西是真实的，而且还要把它们表达得在不论具有怎样奇怪成见和奇怪障碍的人心之前都不粗硬，都不难受。但对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说没有理由（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术和知识的复兴工作当中）要求人们给我一种优遇作为报答，而这就是：假如有人要对我的那些思考形成一种意见和判断，不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观察，或者是出于一大堆的权威，又或者是出于一些论证的形式（这些形式现在已经取得了象法律一样的强制力），我总请他不要希望能够于顺路一过之中来做这事；请他要把事情彻底考察一番；请他要把我所描写、所规划的道路亲身小试一下；请他要让自己的思想对经验所见证的自然的精微熟习起来；还请他要以适度的耐心和应有的迟缓把自己心上根深蒂固的腐坏习惯加以改正：当这一切都已做到而他开始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时，那就请他（假如他愿意）使用他自己的判断吧。
第一卷（选）
1.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2.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这对于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手用的工具不外是供以动力或加以引导，同样，心用的工具也不外是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 3.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 4.在获致事功方面，人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把一些自然物体加以分合。此外则是自然自己在其内部去做的了。 5.着眼于事功的自然研究是为机械学家、数学家、医生、炼金家和幻术家所从事着；但都（如现在的情况）努力甚微，成功亦少。 6.期望能够做出从来未曾做出过的事而不用从来未曾试用过的办法，这是不健全的空想，是自相矛盾的。 7.从许多书籍和许多制造品看来，心和手所产出的东西是很多了。但所有这些花样乃是出于少数已知事物的精化和引申，而无关于原理的数目。 8.并且，已得的一些事功又还是得自偶遇和经验而非出于科学；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还只不过是把若干已经发现的事物加以妥善调整并予以提出的一些体系，而并不是什么发现新事功的方法或对新事功的指导。 9.在各种科学当中，几乎一切毛病的原因和根源都在这一点：我们于虚妄地称赞和颂扬人心的能力之余，却忽略了给它寻求真正的帮助。 10.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象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暗摸，离题甚远，只是没有人在旁注视罢了。 11.正如现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 12.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13.三段论式不是应用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应用于中间性原理又属徒劳；这都是由于它本不足以匹对自然的精微之故。所以它是只就命题迫人同意，而不抓住事物本身。 14.三段论式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这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抽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物就不可能坚固。所以我们的唯一希望乃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 15.我们的许多概念，无论是逻辑的或是物理的，都并不健全。“本体”、“属性”、“能动”、“受动”及“本质”自身，都不是健全的概念；其他如“轻”、“重”、“浓”、“稀”、“湿”、“燥”、“生成”、“坏灭”、“吸引”、“排拒”、“元素”、“物质”、“法式”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就更加不健全了。它们都是凭空构想的，都是界说得不当的。 16.我们的另一些属于较狭一种的概念，如“人”、“狗”、“鸽”等等，以及另一些属于感官直接知觉的概念，如“冷”、“热”、“黑”、“白”等等，其实质性不致把我们引入迷误；但即便是这些概念有时仍不免因物质的流动变易和事物彼此掺合之故而发生混乱。至于迄今为人们所采用的一切其他概念，那就仅是些漫想，不是用适当的方法从事物抽出而形成起来的。 17.这种任意性和漫想性，在原理的构成中也不减于在概念的形成中；甚至即在那些确借普通归纳法而获得的原理中也不例外；不过总以在使用三段论式所绎出的原理以及较低级的命题中为更多得多。 18.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 19.钻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 20.理解力如任其自流，就会自然采取与逻辑秩序正相吻合的那一进程（就是走前一条道路）。因为心灵总是渴欲跳到具有较高普遍性的地位，以便在那里停歇下来；而且这样之后不久就倦于实验。但这个毛病确又为逻辑所加重，因为逻辑的论辩有其秩序性和严正性。 21.理解力如任其自流，在一个清醒的、沉静的和严肃的心灵说来，特别是如果它没有被一些公认的学说所障碍的话，它亦会在另一条即正确的道路上略略试步，但浅尝辄止；因为理解力这东西，除非得到指导和帮助，本是不足以匹敌、不配来抗对事物的奥秘的。 22.上述两条道路都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都是止息于最高普通性的东西；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无限的不同。前者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是瞥眼而过，而后者则是适当地和按序地贯注于它们。还有，前者是开始时就一下子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的东西，而后者则是逐渐循级上升到自然秩序中先在的而为人们知道得较明白的东西。 23.人心的假象和神意的理念二者之间有绝大的不同。这也就是说，某些空洞的教条和象在自然中所见到的那样标示在创造上的一些真正的钤记与标志这二者之间有绝大的不同。 24.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功的发现有什么效用，这是因为自然的精微远较论辩的精微高出多少倍。但由特殊的东西而适当地和循序地形成起来的原理，则会很容易地发现通到新的特殊的东西的道路，并从而使各门科学活跃起来。 25.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原理，因为仅是由贫乏的和手工性的经验以及很少一些最普通常见的特殊的东西提示而来，故其大部分的范围都仅仅恰合于这些东西而把它们包收在内；那么，它们之不会导向新的特殊的东西也就无足怪了。而若是有些前所未察和前所不知的相反事例偶然撞来，这原理则借略作一些无关宏旨的区划而获救并得保存下去；而其实只有改正这公理本身才是真正的途径。 26.为区别清楚起见，人类理性以上述那种通用方式应用于自然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冒测（指其粗率和未成熟而言）；至于另一种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而从事实抽出的理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解释。 27.对于同意这一点说来，冒测颇是一个足够强固的根据；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得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 28.就着赢取同意而言，实在说来，冒测还远较解释为有力。因为冒测是搜集为数甚少而且其中大部分又是通常习见的事例而成，所以它能径直触动理解力并充填想象力；至于另一方面，解释则是随时随地搜集到处散见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而成，所以它不能陡然地打动理解力，因而在当时的意见面前，它就不能不显得粗硬和不协调，很象信仰的一些神秘的东西一样。 29.建筑在意见和武断的一些科学当中，冒测和逻辑是有效用的；因为在那里目标乃是要迫人同意于命题，而不是要掌握事物。 30.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 31.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32.古代著作家——实在是一切古代著作家——的荣誉并未有所触动；因为我所挑起的较量并非属于智慧和才具，而是属于道路和方法，并且我所自任的角色又不是一个裁判官，而只是一个向导员。 33.有一点必须明白地声明：要用冒测的办法（也就是说，要用现所通用的推论的办法）来对我的方法或这个方法所导致的一些发现做出什么裁判，那是不会恰当的；一个自身正被审判着的法庭所做出的判词，当然不能强我去服从它。 34.即使只想把我所提出的东西对人们传授和解说明白，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对于那本身其实是新的事物也总是要参照着旧的事物去领会。 35.保加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亦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 36.我们的传授方法只有一条，简单明了地说来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习起来。 37.有些人主张确实性是绝对不能获致的，这学说和我所采取的进行途径在其最初起步时也有一些一致之处；但这两个学说在结局上却远远地分开了，并且是相互反对。主张那种学说的人们只是简单地断言，一切事物都是不可解的；而我固亦断言，若用现所通用的方法，则对自然中的事物确是不能了解多少。但是由此，他们却进至根本破除感官和理解力的权威；而我呢，则进而筹划要供给它们以帮助。 38.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 39.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共有四类。为区分明晰起见，我各给以定名：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 40.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这无疑乃是排除和肃清假象的对症良药。而首先指出这些假象，这亦有很大的效用；因为论述“假象”的学说之对于“解释自然”正和驳斥“诡辩”的学说之对于“普通逻辑”是一样的。 41.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 42.洞穴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穴的形成，或是由于这人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者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 43.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事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 44.最后，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 45.人类理解力依其本性容易倾向于把世界中的秩序性和规则性设想得比所见到的多一些。虽然自然中许多事物是单独而不配对的，人的理解力却每爱给它们想出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平行物、连属物和相关物。由于这样，人们就虚构出一切天体都按正圆轨道而运动之说，而完全排拒了（除在名字上外）螺旋线和龙头龙尾的想法。由于这样，人们就把“火”这一元素连同它的圈盘抬了进来，以与感官所知觉到的其他三种元素配在一起，硬凑成四。由于这样，人们还把这些所谓元素的密度比例强制地规定为十比一。诸如此类的其他梦呓还有许多。这些幻想不仅影响着教条，并且影响着简单的概念。 46.人类理解力一经采取了一种意见之后（不论是作为已经公认的意见而加以采取或是作为合于己意的意见而加以采取），便会牵引一切其他事物来支持、来强合于那个意见。纵然在另一面可以找到更多的和更重的事例，它也不是把它们忽略了，蔑视了，就是借一点什么区分把它们撇开和排掉，竟将先入的判断持守到很大而有害的程度，为的是使原有结论的权威得以保持不受触犯。讲一个故事来作譬喻：有一次，有些人把一个庙中所悬的一幅许愿得逃船祸图指点给某人看，问他还承认不承认诸神的威力；这人却反问道：“不错，但那些许愿之后而仍然溺死的人又在哪里画着呢？”这句话乃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其实，一切迷信，不论占星、圆梦、预兆或者神签以及其他等等，亦都同出一辙；由于人们快意于那种虚想，于是就只记取那些相合的事件，其不合者，纵然遇到的多得多，也不予注意而忽略过去。至于在哲学和科学当中，这种祸患则潜入得远更诡巧；在那里，最先的结论总是要把一切后来的东西，纵使是好得多和健全得多的东西，染过一番而使它们与它自己符合一致。此外，无关于如上所写的那种快意和虚想，人类智力还有一种独特的、永久的错误，就是它较易被正面的东西所激动，较难被反面的东西所激动；而实则它应当使自己临对两面无所偏向才对。实在说来，在建立任何真的原理当中，反面的事例倒还是两者之中更有力的一面呢。 47.人类理解力最易被同时而陡然打入心中从而足以充填想像力的一些事物所引动；经此之后，它更假想一切其他事物和那些包围着它的少数事物多少总有些相似，虽然它并不能看出怎样相似。至于说到要往复从事于许多远隔而相异的事例，俾使原理得像入火一样受到一番考验，那么人的智力就完全迟钝而不相适，除非有严格的法则和统治性的权威来强制它到那里去。 48.人类理解力是不安静的；它总不能停止或罢休，而老要推向前去，但却又是徒劳。正由于这样，所以我们总是不能想世界有什么末端或界限，而永远似不得已地想着总还有点什么在外边。我们也总是不能想那悠悠永古究系如何而流到今天；一般所认定把时间划为过去的无限和未来的无限的那种想法是无法站得住的，因为那样势必发生无限有一大一小之别，而无限就消失下去而趋向于成为有限。关于一条线的无限可分割性，同样由于思想欲罢不能之故，也有着相同的微妙情形。而在对原因的追查当中，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形则作崇更甚：对于自然中的最普遍的原则，本只该照着它们被发现的样子认定它们就是绝对的，而不能再以什么道理来把它们归到一个什么原因；可是人类理解力由于自己不能罢休之故，却仍要寻求自然秩序中的什么先在的东西。结果，它在努力追求较远的东西中却回头落到近在手边的东西上，就是说，落到目的因上；而这种原因分明是与人的性质有关而与宇宙的性质无关的，而正是从这个根源上就把哲学搅得不成样子了。可以说，把一个对于最普通的东西还要寻求原因的人和一个对于附属的、特称的东西也不想寻求原因的人相比，前者并不是一位较不拙劣和较不肤浅的哲学家。 49.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由此就出来了一些可以称为“如人所愿”的科学。大凡人对于他所愿其为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相信它。因此，他排拒困难的事物，由于不耐心于研究；他排拒清明的事物，因为它们对希望有所局限；他排拒自然中较深的事物，由于迷信；他排拒经验的光亮，由于自大和骄傲，唯恐自己的心灵看来似为琐屑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拒未为一般所相信的事物，由于要顺从流俗的意见。总之，情绪是有着无数的而且有时觉察不到的途径来沾染理解力的。 50.人类理解力的最大障碍和扰乱却还是来自感官的迟钝性、不称职以及欺骗性；这表现在那打动感官的事物竟能压倒那不直接打动感官的事物，纵然后者是更为重要。由于这样，所以思考一般总是随视觉所止而告停止，竟至对看不见的事物就很少有所观察或完全无所观察。由于这样，可触物体中所包含的元精的全部动作就隐蔽在那里而为人们所不察。由于这样，较粗质体的分子中的一切较隐微的结构变化（普通称为变化，实际则是通过一些极小空间的位置移动）也就同样为人所不察。可是恰是上述这两种事物，人们如不把它们搜到并揭示出来，则在自然当中，就着产生事功这一点来说，便不能有什么巨大成就。同是由于这样，还有普通空气以及稀于空气的一切物体（那是很多的）的根本性质亦是人们所几乎不知的。感官本身就是一种虚弱而多误的东西；那些放大或加锐感官的工具也不能多所施为；一种比较真正的对自然的解释只有靠恰当而适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里，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 51.人类理解力依其本性倾向于作些抽象而赋予流逝的事物以一种本体和实在。但是，把自然化成一些抽象实不如把自然析为若干分子为合于我们的目的，如比其他学派探入自然较深的德谟克利特学派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所应注意的对象，与其是法式，不如是物质，不如是物质的结构和结构的变化，不如是单纯的活动，不如是活动或运动的法则；因为法式只是人心的虚构，除非你管活动的那些法则叫作法式。 52.综上所述，我所称为族类假象的假象就是这些样子。它们或则起于人类元精本质的齐一性，或则起于它的成见性，或则起于它的狭窄性，或则起于它的不知罢休的运动，或则起于情感的注入，或则起于感官的不称职，或则起于感受的样式。 53.洞穴假象起于各个人的心的或身的独特组织；也起于教育、习惯和偶然的事情。属于这一类的假象，数目是很大的，花样是很多的；我将仅举那搅浑理解力最甚和最须指出加以警惕的几条为例。 54.有些人留恋于某种特定科学和思索，这或则由于他们幻想自己就此成为有关的著作家和发明家，或则由于他们曾在那些东西上面下过最大的苦功，因而对它们有了极深的习惯。这类人若再从事于哲学和属于普遍性质的思索，则会在服从自己原有的幻想之下把这些东西加以歪曲和色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特别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他把他的自然哲学做成只是他的逻辑的奴隶，从而把它弄成富于争辩而近于无用。又有一帮化学家从火炉中的少量实验就建立起一个异想天开的哲学，仅以少数参考事物为骨架；又如吉尔伯忒，他也是在十分辛勤地致力于磁石的研究之后一下子就进而建造了一个合于自己所心爱的题目的整个学说体系。 55.涉及哲学和科学方面，不同的人心之间有着一个主要的也可说是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有的心较强于和较适于察见事物的相异之点，有的心则较强于和较适于察见事物的相似之点。大凡沉稳的和锐利的心能够固定其思辨而贯注和紧钉在一些最精微的区别上面；而高昂的和散远的心则善能见到最精纯的和最普通的相似之点，并把它们合拢在一起。但这两种心都容易因过度而发生错误：一则求异而急切间误攫等差，一则求似而急切间徒捉空影。 56.还可看到，有的心极端地崇古，有的心则如饥如渴地爱新；求其秉性有当，允执厥中，既不吹求古人之所制定，也不鄙薄近人之所倡导，那是很少的了。这种情形是要转为有大害于科学和哲学的；因为，这种对于古和新的矫情实是一种党人的情调，算不得什么判断；并且真理也不能求之于什么年代的降福——那是不经久的东西，而只能求之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这才是永恒的。因此，我们必须誓绝这些党争，必须小心勿让智力为它们所促而贸然有所赞同。 57.专就自然和物体的单纯法去思索自然和物体，这会使理解力破碎和散乱；专就其组合与结构去思索，则又会压垮理解力而使之融解。这种分别在刘开帕斯和德谟克利特学派与其他哲学相比之中就可看得清楚。那一学派是如此之忙于分子，以致很少注意到结构；其他学派则迷失于赞叹结构，以致没有钻到自然的单纯的东西。因此，这两种思辨应当交替见用，俾使理解力既能深入又能概括，俾使上述那些不利之点以及由之而来的一些假象得以避免。 58.综上所述，洞穴假象大部分生于几种情况：或则先有一个心爱的题目占着优势，或则在进行比较或区分时有着过度的趋势，或则对于特定的年代有所偏爱，或则所思辨的对象有偏广偏细之病。这些就是我们为要屏绝和剔除洞穴假象而应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和加以警戒的。概括地说来，凡从事于自然研究的人都请把这样一句话当作一条规则：——凡是你心所占所注而特感满意者就该予以怀疑，在处理这样问题时就该特加小心来保持理解力的平匀和清醒。 59.市场假象是四类假象当中最麻烦的一个。它们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制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起反作用于理解力；而正是这一点就使得哲学和科学成为诡辩性的和毫不活跃的。且说文字，它一般地既是照着流俗的能力而构制和应用的，所以它所遵循的区分线也总是那对流俗理解力最为浅显的。而每当一种具有较大敏锐性或观察较为认真的理解力要来改动那些界线以合于自然的真正的区划时，文字就拦在路中来抗拒这种改变。因此我们常见学者们的崇高而正式的讨论往往以争辩文字和名称而告结束；按照数学家们的习惯和智慧，从这些东西来开始讨论本是更为慎重的，所以就要用定义的办法把它们纳入秩序。可是在处理自然的和物质的事物时，即有定义也医治不了这个毛病；因为定义本身也是文字所组成，而那些文字又生出别的文字。这就仍有必要回到个别的事例上来，回到那些成系列有秩序的事例上来。关于这一点，等我讨论到形成概念和原理的方法与方案时，我立刻就会谈到。 60.文字所加于理解力的假象有两种。有些是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正如由于观察不足就把一些事物置而不名一样，由于荒诞的假想也会产生一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名称出来）；有些虽是存在着的事物的名称，但却是含义混乱，定义不当，又是急率而不合规则地从实在方面抽得的。属于前一种的有“幸运”、“元始推动者”、“行星的轨圈”、“火之元素”以及导源于虚妄学说的其他类似的虚构。这一种的假象是比较容易驱除的，因为要排掉它们，只须坚定地拒绝那些学说并把它们报废就成了。 至于后一种，即由错误和拙劣的抽象而发生的那一种，则是错综纠结，并且扎根很深。请以“潮湿的”这样一个词为例，试看它所指称的几个事物彼此间有多少一致之处，就会看到“潮湿的”一词乃只是这样一个符号，被人们松散地和混乱地使用着，来指称一大堆无法归结到任何一个恒常意义的活动。它可以指称一种容易把自己散布于任何其他物体周围的东西；也可以指称一种本身不定而且不能凝固的东西；也可以指称一种易向各方缩退的东西；也可以指称一种容易把自己分开和抛散的东西；又可以指称一种容易把自己联结和集合起来的东西；它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流动并易被开动的东西；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贴附他物而把它浸湿的东西；也还可以指称一种易于做成液体或本系固体而易于溶化的东西。这样，当你来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如用这一个意义，则火焰可以说是潮湿的；如用另一个意义，则空气可以说不是潮湿的；如再换用一个意义，则微尘可以说是潮湿的；如另换用一个意义，则玻璃亦可说是潮湿的。在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原来这个概念只是从水和一般普通液体抽象而得，并未经过什么适当验证的。 不过文字中的歪曲性和错误性是有若干不同程度的。错误最少的一类之一是些实体的名称，特别是那最低一种的并经很好地演绎而得的名称（如“白垩”和“泥”这概念就是妥当的，“地”这概念就是不妥当的）；错误较多的一类是关于活动的字眼，例如“生成”、“坏灭”、“改变”等等；至于错误最甚的则是关于属性（作为感官的直接对象的属性除外）的字眼，如“重”、“轻”、“稀”、“浓”之类。不过在所有这些情形当中，总有一些概念必然比另一些概念略好一点，这个差别是与人类感官所接触事物的丰富程度的不同成比例的。 61.剧场假象不是固有的，也不是隐秘地渗入理解力之中，而是由各种哲学体系的“剧本”和走入岔道的论证规律所公然印入人心而为人心接受进去的。若企图在这事情上进行辩驳，那是与我以前说过的话相违了——我曾说过：我和他们之间既在原则上和论证上都无一致之处，那就没有辩论之余地。而这样却也很好，因为这样便不致对古人的荣誉有所触动。古人们并未遭受任何的贬抑，因为他们和我之间的问题乃仅是取径的问题。常言说得好，在正路上行走的跛子会越过那跑在错路上的快腿。不但如此，一个人在错路上跑时，愈是活跃，愈是迅捷，就迷失得愈远。 我所建议的关于科学发现的途程，殊少有赖于智慧的锐度和强度，却倒是把一切智慧和理解力都置于几乎同一水平上的。譬如要画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圆形，若是只用自己的手去做，那就大有赖于手的坚稳和熟练，而如果借助于尺和规去做，则手的关系就很小或甚至没有了；关于我的计划，情形也正是这样。但是，虽说针对某种特定对象的驳斥实属无益，关于那些哲学体系的宗派和大系我却仍须有所论列；我亦要论到那足以表明它们是不健全的某些表面迹象；最后我还要论列所以发生这样重大的立言失当和所以发生这样持久而普遍一致的错误的一些原因。这样，可使对于真理的接近较少困难，并可使人类理解力会比较甘愿地去涤洗自身和驱除假象。 62.剧场假象，或学说体系的假象，是很多的，而且是能够亦或者将要更多起来的。迄今多少年代以来，若不是人心久忙于宗教和神学；若不是政府，特别是君主政府，一向在反对这种新异的东西，甚至连仅仅是思考的东西也反对，以致在这方面辛苦从事的人们都有命运上的危险和损害，不仅得不到报酬，甚且还遭受鄙视和嫉视；——若不是有这些情形，那么无疑早就会生出许多其他哲学宗派，有如各家争鸣灿烂一时的古代希腊一样。正如在天体的现象方面人们可以构出许多假设，同样（并且更甚）在哲学的现象方面当然亦会有多种多样的教条被建立起来。在这个哲学剧场的戏文中，你会看到和在诗人剧场所见到的同样情况，就是，为舞台演出而编制的故事要比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更为紧凑，更为雅致，和更为合于人们所愿有的样子。 一般说来，人们在为哲学采取材料时，不是从少数事物中取得很多，就是从多数事物中取得很少；这样，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哲学总是建筑在一个过于狭窄的实验史和自然史的基础上，而以过于微少的实例为权威来做出断定。唯理派的哲学家们只从经验中攫取多种多样的普通事例，既未适当地加以核实，又不认真地加以考量，就一任智慧的沉思和激动来办理一切其余的事情。 另有一类哲学家，在辛勤地和仔细地对于少数实验下了苦功之后，便由那里大胆冒进去抽引和构造出各种体系，而硬把一切其他事实扭成怪状来合于那些体系。还有第三类的哲学家，出于信仰和敬神之心，把自己的哲学与神学和传说糅合起来；其中有些人的虚妄竟歪邪到这种地步以致要在精灵神怪当中去寻找科学的起源。这样看来，诸种错误的这株母树，即这个错误的哲学，可以分为三种：就是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 63.第一类中最显著的例子要推亚里士多德。他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他以各种范畴范铸出世界；他用二级概念的字眼强对人类心灵这最高贵的实体赋予一个属类；他以现实对潜能的严峻区分来代行浓化和稀化二者的任务（就是去做成物体体积较大或较小，也即占据空间较多或较少）；他断言单个物体各有其独特的和固有的运动，而如果它们参加在什么别的运动之中，则必是由于一个外因；此外他还把无数其他武断的限制强加于事物的性质。总之，他之急切于就文字来对问题提供答案并肯定一些正面的东西，实远过于他对事物的内在真理的注意；这是他的哲学的一个缺点，和希腊人当中其他著名的体系一比就最看得明白。如安那撒格拉斯的同质分子遍在说、刘开帕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帕米尼底斯的天地说、安庇多克里斯的爱憎说，以及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物体皆可融解为无所差别的火质而复重铸为各种固体的学说等等——他们都有些自然哲学家的意味，都有些属于事物性质、属于经验和属于物体的味道；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则除逻辑的字眼之外便几乎别无所闻；而这些字眼，他在他的形而上学当中，在这一更庄严的名称之下，以居然较象一个实在论者而不大象一个唯名论者的姿态，还又把它们玩弄了一番。在他的关于动物的著作和问题集以及其他论著当中，诚然常常涉及实验，但这事实亦不值得我们予以任何高估。因为他是先行达到他的结论的；他并不是照他所应做的那样，为要构建他的论断和原理而先就商于经验；而是首先依照自己的意愿规定了问题，然后再诉诸经验，却又把经验弯折得合于他的同意票，象牵一个俘虏那样牵着它游行。这样说来，在这一条罪状上，他甚至是比他的近代追随者——经院学者们——之根本抛弃经验还要犯罪更大的。 64.经验派哲学所产生的教条却比诡辩派或唯理派还要畸形怪状。因为它的基础不是得自普通概念之光亮（这种光亮虽然微弱和浮浅，却不论怎样是普遍的，并且这种概念的形成是参照到许多事物的），而只是得自少数实验之狭暗。因此这样一种哲学，在那些日日忙于这些实验而其想像力又被它们所沾染的人们看来是可然的，并且只能是准确的；而在一切其他的人看来则是虚妄的和不可信的。关于这方面，在炼金家及其教条当中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子，虽然在这些时候除在吉尔伯忒的哲学当中再难在别处找到这种例子了。对于这一类的哲学，有一点警告是不可少的：我已先见到，假如人们果真为我的忠告所动，竟认真地投身于实验而与诡辩的学说宣告永别，但随即跟着理解力的不成熟的躁进而跳跃或飞翔到普遍的东西和事物的原则，那么这类哲学所孕的莫大危险是很可顾虑的。对于这个毛病，我们甚至在此刻就该准备来防止它。 65.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像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因为人在理解方面固有野心，而在意志方面的野心也复不弱，特别在意气昂扬的人更是如此。 关于这类哲学，在古希腊人当中有两个例子：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刺眼的例子，他是把他的哲学和一种较粗糙的、较笨重的迷信联结在一起；另一个是柏拉图及其学派，则是更为危险和较为隐微的。在其他哲学的部分当中，同样也表现出这个情形，如人们引进了抽象的法式，引进了目的性原因和第一性原因，而在最多数情节上却删除了中间性原因，以及类此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加以最大的警惕。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 66.以上略论或是建立在普通概念上，或是建立在少数实验上，或是建立在迷信上的各种体系的一些为害不浅的权威，就讲到这里。余下要讲的还有思辨的错误题材，特别是自然哲学中的错误题材。人类理解力有见于在机械性方术当中物体变化主要在于拼合或分离，为这一观感所沾染，就进而想象事物的普遍性质中亦有类似情形。元素的构想以及元素会合乃成自然物体的构想，就是由这个根源而来的。再者，人们既思想自然是自由地动作，同时又遇见各类事物的不同种属，动物有若干种，植物有若干种，矿物有若干种；由此他们就很便当地过渡到一种想法，认为自然中原有某些始基法式是自然意欲加以推演的，而其余的花样则是出于自然在实现其工作的过程中受阻出轨，或是出于不同种属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串种。由于前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元素性的始基属性；由于后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隐秘本性和种属性德；而二者实都属于思想的空洞纲目，心灵于此获得休歇，也因此而舍其较坚实的事业。医生们致力于物质的二级属性，即致力于吸力、拒力、稀化、浓化、扩张、收敛、消散、成熟以及其他类似的动作，这是较为合于目的的；若不是有上述两点纲目（即元素性属性和种属性德）把他们的正确观察败坏在这些别的事情上——即不是把这些二级属性归结到始基属性及其隐微而无从较量的混合物，就是不去用更深和更辛勤的观察来把它们推展到三级、四级的属性，而使这种钻研在中途夭折下来——则他们早就做出更大得多的进步了。并且上述这一类的力量（我不说相同的，而说相似的）还不应仅在有关人体的医药方面来寻求，在一切其他物体的变化方面也是应当去寻求的。 但远远更大的一个毛病还在于：他们所取作思辨对象和探究对象的乃是事物“所从以”产生的一些静的原理，而不是事物“所借以”产生的一些动的原理。前者只归趋于谈论，后者才是归趋于事功的。至于在自然哲学方面已被公认的体系当中所有关于运动的一些流俗的区分，如所谓生成、坏灭、增大、减小、变易和位置移动等，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他们的意思无疑只是这样：一个物体如在其他各方面都无变化而却从它的地位上动了，这就是“位置移动”；它如在地位上没有改变，在本质方面也没有改变，而却在属性中有所改变，这就是“变易”；一个物体如果由于有所改变而体积和容量不同于前了，这就是“增大”或“减小”；它如果改变到一种程度以致本质和实质都变掉而转为另一个东西，这就是“生成”和“坏灭”。所有这些都只是通俗之说，丝毫没有深入到自然里面，因为它们都只是运动的度量和界限，而不是运动的种类。他们所示及的乃是“到何程度”，而不是“用何方法”或“从何根源”。因为他们没有提示到任何关于物体的欲求和关于物体各分子的发展的东西；他们只是当运动已使事物在感官面前呈现为显然大异于前时，才开始标志其区分。即当他们愿就运动的原因有所提示并据以树立一种区划时，他们却又以极度的疏忽只提出了自然运动与强力运动之分；这区分实乃完全出自流俗概念，因为一切强力的运动事实上也是自然的，外来的能生力量只不过是促使自然动作异于故常罢了。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如果有人观察到（举例说吧）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相互贴靠，俾自然的统一体不致大有间离和断裂而造成一个虚空；如果又有人说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保持其自然的体积或张度，所以每当遭到向里压缩或向外扩展的时候就立刻起而奋斗以图恢复其自己，并重复回到原来的容量和广袤；或者如果再有人说物体中还有一种欲求要趋聚于性质相类的块体，例如浓厚的物体趋聚于地的球面，稀薄的物体则趋聚于天的圆周；——那么，所有这些和类似的运动才真正是属于物理一类的运动；而另外的那些则完全是逻辑的和繁琐哲学的东西，这从这一比照当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 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较小的毛病，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和思辨当中，他们的劳力都费在对事物的第一性原则和对自然中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一些东西的查究和处理；而其工作的效用和方法都是完全出自中间性的事物。由于这样，所以人们一方面则要对自然进行抽象，不达到那潜而不现、赋形缺如的物质不止，另一方面则要把自然剖解到直抵原子方休。而这两个东西又怎样呢？它们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对人类福利有多少作用。 67.那些哲学体系还有一种任性无度的情形表现在给予同意或拒予同意，这亦是应当对理解力提出警告的；因为这种任性无度，由于它阻塞了通抵假象而加以剔除的道路，似乎多多少少助使假象确立起来并长存下去。 这种逾度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表现在这样一派人，他们轻于有所决定，因而使各种科学都成为武断的和钦定的；另一种表现在另一派人，他们否认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从而倡导了一种漫无所向也终无所达的探究。在这两种之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削弱了理解力。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以敌意的痛驳毁灭了一切其余的哲学之后，就在所有各点上都立下了法则；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进而个人抬出一些自己所提示的新问题，而又同样地予以解决。这样做来，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确定的，不是已经决定的了。这种做法至今还拿把着他的继承者并在他们当中使用着。 另一方面，柏拉图学派却倡导了不可解论。这派最初是讥嘲和鄙视那些较老的诡辩家们，认为他们最可耻不过之处乃在于对任何事物都抱怀疑。但新学园派却正以此做成一个教条，并当作一种主义来加以主张。虽然他们说他们绝没有象比罗及其皈依者那样破坏任何研究，而倒承认，固然没有一个事物可视为真理来加以主张，却也有些事物可视为可然来加以追求；虽然他们的这种办法比那种强制的论断看来象是比较持平；但是，尽管这样，只要人心一经绝望于寻求真理，那么它对一切事物的关注就会变得较淡；结果是人们就岔到快意的争辩和谈论上去，就象是飘荡于由对象到对象之间，而不去在一条严重审究的途程上坚持前进了。实则，如我在开始就说并一贯力主的，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力纵然较弱，也不应剥夺掉它们的权威，而应当供给它们以助力。 68.关于几类假象及其辅翼，概如上述。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正和天国的大门无甚两样，那就是说，没有人会走得进去，除非象一个小孩一样。 69.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这个过程包含着四个部分，也就有着同数的错误。第一点，感官的印象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感官既不得用，又欺骗我们。不过，感官的缺陷是要予以弥补的，它的欺骗是要加以纠正的。第二点，从感官的印象来抽取概念，这做得很恶劣，以致概念都是不明确的，都是混乱的，而实则它们应当是明确而有清楚界限的。第三点，现在的归纳法是无当的，它是以简单的枚举来推断科学的原则，而不是照它所当做的那样使用排除法和性质分解法（或分离法）。最后，第四点，那种用以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即首先树起最普遍的原则而后据以考校和证明中间原理的那种方法，实乃一切错误之母，全部科学之祟。关于这些事情，我现在只是略略提及，等到进行了人心的补过和洗涤以后，进而要提出关于解释自然的真正道路的时候，我还要更详细地加以论说。 70.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它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因为我们如搬用经验于认为类似的其他情节，除非经由一种正当的、有秩序的过程，便不免是谬误的事。可是现在人们做实验的办法却是盲目的和蠢笨的。他们是漫步歧出而没有规定的途程，又是仅仅领教于一些偶然自来的事物，因而他们虽是环游甚广，所遇甚多，而进步却少；他们有时是满怀希望，有时又心烦意乱，而永远觉得前面总有点什么东西尚待寻求。就一般情况来看，人们之做试验总是粗心大意，仿佛是在游戏；只把已知的实验略加变化，而一当事物无所反应，就感到烦倦而放弃所图。即使有些人是较为严肃地、诚恳地和辛勤地投身于实验，他们也只是注其劳力于做出某一个实验，如吉尔伯忒之于磁石，化学家之于黄金，都属此例。这种前进的途程实是企图既小，设计也拙的。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若仅就那个事物本身去查究，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探讨必须放大，才能成为更较普通的。 即使人们有时亦图从他们的实验中抽致某种科学或学说，他们却又几乎永是以过度的躁进和违时的急切歪向实践方面。这尚非仅从实践的效用和结果着想，而亦是由于急欲从某种新事功的形迹中使自己获得一种保证，知道值得继续前进；亦是由于他们急欲在世界面前露点头角，从而使人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提高信任。这样，他们就和亚塔兰塔一样，跑上岔道去拾金苹果，同时就打乱了自己的途程，致使胜利从手中跑掉。在经验的真正的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当首先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当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不追求“果”的实验。因为各种原理如经正确地发现出来和建立起来，便会供给实践以工具，不是一件又一件的，而是累累成堆的，并且后面还带着成行成队的事功。关于经验的一些途径，其被阻与受困一如判断之被阻与受困的一些途径，我在后面还要讲到；这里只是把通常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坏的论证来提一下罢了。现在，依照手中问题的顺序，我还须就另外两点有所阐说：一点是前文刚刚提到的迹象（表明现在通行的思辨和哲学体系是情况恶劣的一些迹象），另一点是那种初看似觉奇怪难信的情况所以存在的原因。指出迹象就能酝酿人们的同意；说明原因则能免除人们的惊奇：这两件事都大有助于从理解力当中根绝假象的工作，使这工作较为容易并较为温和一些。 71.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罗马的、阿拉伯的或后来的作者们所增加的东西是不多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不论所增加的是什么，也是以希腊人的发现为基础。现在且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这样看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蔑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和普拉斯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齐诺、伊壁鸠鲁、笛欧弗拉斯塔斯和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卡尼底斯以及余人在内。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取报酬。这两种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相等，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但是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安庇多克里斯、安那撒格拉斯、刘开帕斯、德谟克利特、帕米尼底斯、赫拉克利特、忍诺芬尼斯、弗罗劳斯以及其余诸人（至于毕达哥拉斯，我把他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置而不论），以我们所知，则都不曾开设学校；而是较沉默地、较严重地和较单纯地——也就是说，带有较少的虚矫和炫示的意味——投身于对真理的审究。正因如此，所以照我看来他们也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他们的事功却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投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了：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仍未能完全免于他们民族的通病，他们还是过多地倾倒于野心和虚荣，要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而真理的审究如竟歪到这类细事方面去，那就不能不令人绝望了。这里还有一层也不可略而不论，那就是如埃及僧侣给希腊人下的考语，或毋宁说是一种预言，所说：“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的确，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 72.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给出较好的迹象。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无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于经验的人们。回溯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至于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仅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称为塞西人，把一切在西方的人都称为塞尔特人；他们对于非洲南至伊西奥庇亚以外，对于亚洲东至恒河以外，就一无所知；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所知就更少了，甚至在道听途说中或较有根据的传闻中都不曾听到过；还不止此，世界上有多种气候和地带，有无数民族呼吸生活于其中，这在他们竟称为是不可居的；至于象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诸人的游历，实在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程旅行，可是在他们却作为壮举来谈说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以及旧世界的各方的界限都是已经知道的了，我们的经验库藏也增加到无限的数量。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象占星家一样）从那些哲学体系的出生年月抽取一些迹象，那对它们是推算不出任何伟大之处的。 73.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因为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现在且看，从希腊人的所有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坦白地和聪明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验部分是在先的，此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过程，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验部分的发现和发展的。这样看来，在埃及人以神圣的尊荣和礼仪所崇报的那些发明家当中畜类的偶像竟多于人的偶像，这就并无足怪了；这是因为畜类以其自然本能曾做出了很多发现，而人们以其理性的讨论和结论则很少有所发现或完全无所发现。 化学家们的努力诚然亦产生了一些果实，但这乃是偶然产生的，顺路产生的，或是由于象机械学所做的那样把一些实验加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任何方术或理论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规划出的理论，与其说是帮助实验，毋宁说是搅乱它们。至于那些从事于他们所谓自然幻术的人们，也只能拿出极少的发现来，而那又是很肤浅和象是骗人的。这样看来，正如在宗教方面我们受到警告要以行为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同样，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应当依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而假如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我们就应当宣告它毫无价值，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执、辩论之荆棘和蒺藜时，我们就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 74.我们还要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与进步这一方面抽取迹象来看。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因此，那些学说假如不是象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胎宫并继续从那里吸到营养，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而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随即衰落下去。且看各种机械性方术，由于它们是建筑在自然上面和经验之光上面的，就有着相反的情况，它们（只要一天保持其通俗性）是一贯在繁荣着和生长着，仿佛其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们起初很粗糙，然后又便利些，后来又得到润饰，是时时都在进步着的。 75.还有一个迹象（这与其称作迹象，毋宁说是证据，而且是所有证据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人们现所追随的那些权威人士们的自供。即使那些勇于自信而为一切事物订立法则的人们，当其在比较心沉气静的状态时，也常常抱怨自然之隐微，事物之难知以及人心之疲弱无力。假如他们止于说到这里，那么，固然有些秉性怯弱之辈会被吓倒而不再前进搜求，却亦有些比较热情而富有精神的人们会更激奋起而勇往直前。但他们尚不甘于仅为自己解嘲而已，他们还进而认定，凡在他们自己或者老师的知识所及之外者都是根本在可能界限之外，并且好象是根据着他们方术的权威来宣告那是不可解或不可能做的；这样，他们就最擅断地和最无分际地把自己之无力发现转为对自然本身的诬告，转为对世上余人的绝望。那个尊奉不可解论为主义而判处世人于永久黑暗的新学园派就是由此而来的。那种认定法式或事物的真正区别性（那事实上就是单纯活动的法则）为人力莫及、不能找出的见解也是由此而来的。由此而来的还有关于活动和动作部门的一种见解，认为太阳的热和火的热在种类上大有区别，——唯恐人们会想象到能够借火的动作来演出和形成什么有似自然作品的东西。由此而来的还有一种概念，认为人的工作仅仅是去组合，至于混合工作则非自然莫属，——这又是唯恐人们会向技术要求什么能够产生和改变自然物体的力量。这样说来，从这个迹象来看，人们大可得到一种警告，不要把自己的前程和劳力混缠于那些不仅令人感到绝望而且自趋于绝望的教条。 76.另有这样一个迹象，也不应略而不论，这就是：以前在哲学家中间曾存在过这样大的分歧以及这样五花八门的学派，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那由感官到理解力的路径不是画定得很精细，而哲学的共通的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割切而碎裂成这样许多含糊而繁复的谬见。这些时，关于第一性原则和整个体系上的意见分歧虽已大部分消灭，但在哲学的一些部分上仍存在着无数问题和争执。由此就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在那些体系本身当中，或是在论证的方式当中，都没有任何准确的或健全的东西。 77.一般意见认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同意了。因为在它一经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即告衰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样，它就象是规建得非常之好以致能收前后两代于扈从之班。对于这种见解，我要有所答复。首先，一般所谓随亚氏著作问世而旧体系即告消亡之说根本就是一个错的观念；事实是此后很久，甚至直到西塞罗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著作还是依然无恙的。只是到了以后，当野蛮人泛滥到罗马帝国使人类学术遭到沉溺之祸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体系乃象几块较空、较轻的船板飘浮于时间的浪头而独获保存下来。至于说到众皆同意一层，如果我们更明锐地深查一下，则人们也是受了欺曚的。因为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而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同意却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依于他人的权威；所以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而说不上是同意。再说，即使那是一种真正的和广泛的同意，我们也不应把同意当作可靠的和坚固的证实，相反，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因为，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因此，我们正可恰当地把弗雄关于道德问题的话语移用于知识问题上来说：人们如果得到群众的赞同和喝彩，就应当立刻检查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什么错误。这样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 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表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 78.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诧异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迄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而非由于我的才具有任何优越之处，只是时间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 现在且说，第一点原因，所谓那么多的年代，假如认真地秤量一下，就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地和沙漠。算来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很勉强。至于介乎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着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无论阿拉伯人或者经院学者们都提不到话下，他们在这些中间时期，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分量有所增加，毋宁说是以大堆论文把科学磨损得象一条蹂躏了的道路一样。这样看来，科学进步之所以如此贫弱，首先可以恰当地说是由于过去有利于科学的时间很为有限之故。 79.第二点，还有一个从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方面。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因为一切方术和一切科学如果被拔离了这个根子，则它们纵然被打磨、被剪裁得合于实用，却是不会生长的。现在且看，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说到前此一个时期，即以罗马人为主体的第二时期，那时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劳力主要是使用在和消耗在道德哲学上面（道德哲学之对于异教徒，就如神学之对于我们一样）。并且，在那些时候，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又普遍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广度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至于再说到希腊时期中自然哲学看来算是最发达的年代，那只不过是短短一瞬的时间；因为在早期，所谓七哲，除泰利斯外，都是投身于道德学和政治学的；而在后期，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以后，道德哲学就更空前地流行，从而使人心对自然哲学背离得愈远了。 还不止此，即使在自然研究发达的时期，由于人们的无谓争论和夸炫新意，也使得那个时期本身败坏而无结果。 这样看来，在那三个时期当中，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到阻碍。我们既已看到这点，那么，对于人们之不会在其所不注意的事物上面做出什么进展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 80.此外还须添述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来对待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黜到仆役的职务上，只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种色染。实在讲来，除非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必期待在科学当中，特别是在实用的一部分科学当中，会有多大进步。因为缺少了这个，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一些机械性方术以及医学自身——还不止此，人们将更觉诧异的是连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逻辑科学也都在内——一并都将缺乏深刻性，而只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滑溜过去。因为这些个别科学在一经分了工而建立起来之后，已是不再受到自然哲学的营养的了；而其实，自然哲学从它对于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的结构和装配以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知觉等等的真正思辨当中，是应当能够抽获对个别科学灌注新鲜力量和生机的方法的。这样看来，科学既已与它的根子分离开来，则它之不复生长也就毫无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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