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的力量扩张（选）（1961）

（美）罗杰斯 著  张军 选编

关于行为的科学现在尚属幼年期。就这一个学科群来说，尽管有时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和政治学也被包括进去，作为工具性学科的数学和统计学也被深深地牵涉于其中，不过它通常被认为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生物学。虽然它们都致力于理解人与动物的行为，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在跳跃式地增加，然而，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领域现在还处于疑惑多于确切知识的时代。这些领域中比较有思想的人倾向于强调我们的科学对行为是多么无知，已经发现的普遍规律又是如何之少。他们喜欢把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与物理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总是看到后者测量精确、预测准确、所发现的定律优美简洁，因而就会很明确地意识到行为科学的原始、幼稚和不成熟。

对于这类描述，我们一点也不否认其真实性，但我认为这种强调有时候会导致一般公众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行为科学，即使在它的幼年期，已经朝着成为一门“因果解释”的科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的意思是，行为科学已经在识别和发现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所谓关系是指：如果存在某些条件，那么就可以预测将会发生某些行为。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行为科学在最近几十年进展的广度和深度，似乎更少有人意识到由这种进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教育、政治、经济、道德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

我希望这次以及以后的演讲能达到这样几个目的。首先，我想凭着印象概括描绘出行为科学在理解、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的进展。其次，我想指出由这些进步给我们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和困难。然后，我希望针对这些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办法。

行为科学的技术程序

让我们通过探寻浏览具体的研究及其意义来获得有关行为科学知识之影响的一些印象。我想用挑选出来的例子来尽量表明已完成工作的宽广范围。由于受到自己知识范围的局限，我不敢说这些例子是对整个行为科学领域的随机抽样。我确信，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事实，必然意味着我倾向于在心理学领域抽取更多的例证。我还喜欢选择那些重视行为的预测和潜在控制的例子，而不是那些仅仅关注对行为的理解的例子。我很清醒地知道，从长远来看，这后一类研究可能更适合于做出预测和控制，但是它们的影响却不是立竿见影的。

在介绍我们抽取的这些科学知识时，我会用一些比较浅显的词语进行陈述，会省掉各种各样的限定性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对严密性、准确性来说非常重要。对我所陈述的每一个概括性观点，我都将用相当充分的研究例证来说明。当然，就像所有的科学发现一样，每一个观点表达的仅仅是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并非什么绝对真理。而且，每个观点都要开放地经受更精确、更富想象力的研究的修改、纠正甚至反驳。

对行为的预测

带着这些选择性因素和条件，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行为科学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具有非常突出的预测效果。这些成果都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如果一个人具有量化特征a、b和c，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他极有可能会出现行为x、y和z。”

于是，我们就知道如何相当准确地预测哪些人会成为成功的大学生、成功的实业家、成功的保险推销员，等等。我不打算用什么资料来证明这一说法，因为这种证据确实太多了，能力测试、职业测试、人员选拔等领域都属此类。虽然这些领域的专家对他们所做预测的不准确性表示出了公正的担心，然而事实却是，行为科学的工作仍然广泛地受到了众多精明企业、大学及其他组织的认可。我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一个陌生的团体里面，行为科学家可以选出（有一定误差）哪些人能成为成功的打字员、教学实习生、档案管理员或物理学家。

这个领域还在继续扩大。譬如说，行为科学现在正设法界定哪些特征能表明一个化学家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化学家而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化学家；另外，尽管还没有取得巨大成功，但已经并正在投入大量的工作来确定某些特征，以便能据此来鉴别哪些人可能成为成功的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你是否拥有与某种职业活动有关的显著特征，科学在这方面的判断能力正在稳步增长。

我们知道如何对军校的军官候选人及其战斗表现进行预测。我们来选择该领域的一个研究。威廉姆斯和李维特发现，凭借其战友对某个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评分，他们能够对该士兵是否有可能成为军官候选人及其以后的战斗表现做出令人满意的预测。他们还发现，与他们所用的那些客观测验相比，熟悉这个士兵的战友是一种更好的心理测试工具。这说明，不仅是利用某种测试方法来预测行为，而且还包括使用这种测试方法——不论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方法——的意图，都可以证明具有预测的效力。

我们能够预测一个潜在的业务经理激进或保守的程度。测试经常在公司得到运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怀特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就引用了其中的一个研究。在一批有待提升的年轻管理者中间，最高管理者选中的那些人的保守或激进程度（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最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他们还会将每个人对社会潜在的敌视程度、潜在的同性恋或精神病倾向作为选择的依据。能够提供（或声称能提供）此类测量指标的测试现在已在许多公司使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新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为了对已有的管理人员进行评定，从而选出那些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我们知道如何预测哪些组织成员可能会制造麻烦或渎职违法。年轻有为的心理学家设计出了一种简便易行、准确性很高的纸笔测验，它能预测百货商店中哪些雇员是不可靠、不诚实或者难以管理的。他说，在任何有组织的群体中，把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相当准确地识别出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实就技术而言，这种能把有问题的人识别出来的本领，只不过是我们在其他领域所拥有的预测性知识的一种延伸。从科学的角度看，它与预测谁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打字员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一位称职的职员可以根据测验分数和对照表来准确地预测人格与行为，他甚至比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做得还好。保罗·米尔指出，在开发人格测验以及通过这些侧验积累信息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要准确描绘人格的特征，直觉能力、渊博的知识、经验、培训等都是根本不必要的。他指出，在许多从事人格诊断的场所，如心理保健诊所、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病院，等等，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通过测验、会谈等诸如此类的形式来对人格进行诊断，其实是一种浪费。他说，一个办事员只需与患者进行最低限度并且不带感情的接触，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首先可以进行大样本施测，得出分数，然后再根据大量案例所制定的对照表中查找测验得分，立即就得到了关于人格的一份准确的预测描述，只需要一个办事员把一系列特征组合词语抄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组合从统计学角度看是与测验得分的结构相关的。

米尔在这里只是把这样两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测量、鉴定、评价人的特征的测量工具的开发，另一方面是依据那些测量对某种行为模式所进行的预测。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米尔的那个办事员也排除掉；有了适当的编码指令，电子计算机就能够给测验打分、对测验分数进行分析，而且完全能够对人格和行为做出比一个办事员更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我们能够筛选出哪些人容易被说服，哪些人会顺从群体压力，哪些人不容易屈服。有两项不约而同的研究表明，在回答主题统觉测验图片时表现出依赖性主题的那些人，或者在另一个测试中表现出社会不胜任感、对攻击性进行抑制和有抑郁倾向的那些人，都容易被说服，或者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这些小型的研究虽然得出的远不是什么权威性的结论，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的基本假设是正确的，这些或其他更完善的测量将能准确地预测哪些成员容易被说服，哪些成员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也不会屈服。

根据人在暗室中对光点移动的观察，我们能够预测他们是否容易产生偏见。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人对所属团体和非所属团体具有截然不同的弥散性的态度倾向，对非所属团体会表现出敌对态度，对所属团体则表现出服从的态度，并坚信其正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其中的一种理论认为，民族优越感较强的人不能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针对这一理论的实验中，杰克·布洛克和詹妮·布洛克要求被试把他们在暗室中所观察到的一个微弱光点的移动程度报告出来。（其实光点根本没有发生移动，但几乎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产生了光点移动的知觉）他们还测试了这些被试的民族优越感。结果正如预测的那样，那些连续接受实验的被试很快为自己所知觉的移动量建立了一个常模；与那些对移动量的估计值做出灵活变化的被试相比，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民族优越感。

这一研究在稍作修改之后在澳大利亚又做了重复研究，先前的结论不但得到了证实，而且还进一步得到了扩充。结果表明，民族优越感越强的人，越不能容忍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且会比没有偏见的人看到较少的移动变化；他们对别人的依赖性也更强，当在另外一个人的陪同下进行估计时，他们倾向于与那个人保持态度一致。

因此可以说，通过对一个人在暗室中观察微弱光点移动的研究，对于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僵化的、有偏见的、有民族优越感的人，我们是具有发言权的。

行为科学能够对行为进行预测并进而能选出展示了某种行为的人。这里所列举的有关这方面的各种例子，可以仅仅看作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科学领域的初步应用。不过这些例证所包含的内容也会令人产生心灰意冷的理解。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意识不到，我所描述的这些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不会看不到，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拥有更为先进的工具，并同时拥有使用它们的权利，那么其社会和哲学的影响是十分可怕的。他会开始明白，为什么像伯特兰菲这样的科学家会警告我们：“不仅是物理学技术的威胁，心理学技术的危险也常常被人忽视。”

团体内引起特定行为的条件

在分析这个社会问题之前，请让我们去看看行为科学的另外一个领域，对此我们同样要抽取一些研究来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些研究，能显示出对团体实施控制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所感兴趣的研究，其结论符合这样一种模式：“如果在一个团体中存在或建立起a、b、c等条件，那么，伴随这些条件很可能会出现行为x、y、z。”

无论是在产业界还是教育界的团体中，我们都知道如何为它提供一些条件，以便能提高生产率、创造力和士气。研究表明，通常，当工人能参与企业的计划和决策时，当监管者能敏感地注意工人的态度时，当监管者不失信于人、不专制时，生产率和士气就会提高。反之，既然相反的条件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也知道如何提供某些条件来降低生产率和士气。

为了引起团体成员人格的发展，促进生产率和创造力的提高，促进团体精神的改善，我们知道如何在团体内部形成领导作用的条件。在各种团体中，譬如大学的短期研讨班和生产铸件的工厂，戈登和理查德的研究表明，如果领导者拥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治疗性态度，那么就会有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领导者不仅能接纳团体成员的情感，同时也能接纳自己的情感；如果他能敏感而共情地理解他人；如果他能允许和鼓励自由讨论；如果他能对团体负责；那么，就会出现团体成员人格成长的迹象，团体功能的发挥就会更有效，更有创造性，士气也更高涨。

我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些条件来增强团体成员的僵化心理。在一项非常认真的研究中，贝伊尔抽取了两个配对的学生班级，对他们几个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抽象推理能力进行了测量，还依据罗夏测验对其中一个班的所有学生进行了人格分类。然后，让这两个班重新接受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已经接受过人格评定的那个班灵活性降低了，其中抽象推理能力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与控制组相比，他们的思维显得更僵化，更焦虑，更缺乏条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定——被那个团体体验为具有一定威胁性的评定——似乎与现行教育状态下我们各类学校所做的许多评价是非常相似的，不过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创造某些条件，从而使人在面对复杂智力任务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我们非常清楚如何创造条件来影响消费者的反应或公众的意见。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引用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一点。我建议你们随便找一本杂志，看看其中的广告；去审查一下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它们的收视率；去了解一下公关公司的运行情况；随便找一家推出精心设计的系列广告的公司，去关注一下它们的销售上升势头。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创建一些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条件来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对于他们的那些需要，他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却能测出来。已有研究表明，那些由于不喜欢某种味道因而不买速溶咖啡的妇女，其实从潜意识的水平看，她们不喜欢它的原因乃是因为买速溶咖啡往往与一个拙劣的持家者——好吃懒做、挥霍浪费的名声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用投射技巧和“深度”会谈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导致了一场购买运动，这一运动重视的是满足当事人的无意识动机——他未知的性欲望、攻击欲望、依赖欲望，或者在本例中想得到赞许的欲望。

这些研究例证说明了我们有影响和控制团体行为的潜在能力。如果我们拥有建立这些必要条件的势力或权力，那么被预测的行为就会发生。毫无疑问，不论这些研究还是这些方法，目前看来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更完善的研究和方法一定会出现。

对个人产生特定影响的条件

在行为科学领域，与我们关于团体的知识相比，或许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正在积累的关于在个人身上能够引起特定行为的条件的知识。正是对个人行为进行科学预测和控制的可能性才最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零零散散的知识。

我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些条件使人们对与自己的感官证据相反的判断信以为真。比如，他们报告说图形A比图形B的面积大，而他们的感官证据却明明白白显示着相反的信息。由阿希所做的、后来被克拉奇菲尔德加工改进了的实验表明，当一个人受到诱导而相信团体中所有其他成员都看到图形A的面积比B大时，那么，他就会有与此判断保持一致的强烈倾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对错误的报告信以为真。

我们不仅能预测出在这种情况下有百分之几的人会屈服，会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且，克拉奇菲尔德已经确定出了那些会这样做的人的人格特征，并且通过一些挑选程序他还能够选出这样一个团体——为了团体的统一，所有的团体成员几乎会一齐向这些压力做出妥协。

我们知道怎样按照指定的方向来改变一个人的看法，而与此同时该人对改变他观点的这个刺激却浑然不觉。史密斯、斯宾塞和克莱因曾在屏幕上闪现一幅呆板的而无表情的人物肖像画，他们要求被试注意这幅画的表情是如何变化的。然后，他们就在屏幕上反复闪现“生气”这个词，由于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被试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看见了这个词，然而他们一般会看到，那张脸似乎变得越来越愤怒。同样，如果在屏幕上反复闪现的是“愉快”这个词，观察者往往会看到那张脸变得越来越快乐。所以，他们明显受到了那个登录在下意识水平的刺激词的影响，而这是个人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的刺激。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药物来影响人的心境、态度和行为。现在要介绍的这个例子，将使我们进入一个正在得到快速发展的界于化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缘领域。从维持驾驶或学习时头脑清醒的药物，到据说能削弱个人心理防御的“真话注射液”，再到现在精神病院里所使用的化学疗法，这个领域的知识范围与复杂程度都在显著增加。现在正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发现具有更确定疗效的药物——使抑郁者变活泼的药物、使亢奋者平静下来的药物，等等。据报道，为了解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在战斗之前会让他们服用某些药物。像“眠而通”之类的安定药物的商标，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甚至卡通画里面了。虽然该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但是哈佛大学的斯金纳博士说：“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使用药物可能会对正常生活所需的动机条件和情感状态随心所欲地进行控制。”尽管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夸张，但他的预测可能会部分地应验。

我们知道怎样提供心理条件，以便使处于清醒状态的完全正常的人出现生动的幻觉和其他变态反应。这一认识是在麦克吉尔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研究结果。据发现，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感觉通道都被切断或阻断，那么，他就会出现异常的反应。如果让健康的被试一动不动地躺着，以减少动觉刺激；把他的眼睛用不透明眼罩蒙住，以防止出现视知觉；用泡沫橡胶枕头把头包起来，并把他关在一个清音室里，来尽可能抑制他的听觉；铐住他的手来减少其触觉，这样，大多数被试在48小时以内就会出现幻觉和荒诞思维，很像是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如果感觉剥夺持续时间更长，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这种体验似乎存在非常大的潜在危险，所以研究者不愿把这个实验继续做下去。

我们知道怎样利用一个人自己的话来把他体验中所有存在麻烦的地方展现出来。卡梅伦和他的同事曾从与一个患者的会谈记录中抽出一些由患者本人所做的简短陈述，这些陈述似乎与患者的深层动力机制有重要关系。为了能反复播放，这一简短的陈述被反复录制到一盘录音带上。当患者听到自己的关键性话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时，其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当放到第20次或30次的时候，患者常常会请求停止播放。它似乎很明显地揭穿了他的防御，并把与此陈述有关联的精神领域展现了出来。譬如有一位妇女，她非常缺乏胜任感，现在正遇到婚姻方面的麻烦。在一次谈话中她谈起了她的母亲，在其他一些事情中也谈到了她，“那是我所无法理解的——那个人竟能那样打一个小孩子”。这个被录下来的句子被反复地放给她听，这使她感到非常不自在和害怕。这把她对她母亲的所有感受向她展现了出来，使她看到了“我不相信母亲不会伤害我，这使得我对所有的人都产生怀疑”。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潜在效果。这种方法不仅可能有助益，而且，如果它对防御机制的揭露过于深刻和迅速，它也具有造成心理紊乱的危险。

我们知道，由咨询师或治疗师所提供的态度会不出所料地引起当事人发生人格和行为的建设性变化。我们近几年在心理治疗领域所做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一看法。从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发现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如果治疗师提供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是：（1）真诚的，内在一致的；（2）接纳的，把当事人珍视为一个有价值的人；（3）共情理解当事人情感与态度的私人世界；那么，当事人就会因此而出现某些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是：（1）其自我认知更现实；（2）更有信心和更能自我导向；（3）具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4）压抑自己体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5）其行为更成熟、更社会化、更具适应性；（6）越来越不会对压力感到心烦意乱，并且能更快地从中恢复过来；（7）就其人格结构看更像一个健康的、整合的、功能充分发挥的人。这些变化在控制组里并没有出现，它们好像一定与当事人所处的某种治疗关系有关。

我们知道如何分裂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如何瓦解他的自信，如何摧毁他的自我概念，并让他对别人产生依赖。亨克尔和沃尔弗曾经很严谨地研究过某些国家审讯犯人的方法，该研究对这一俗称为“洗脑”的审讯过程做了相当准确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审讯过程中既没有用什么神奇的方法，也没有用什么全新的方法，而主要是把一些凭经验想出来的方法结合起来而已。其实他们的审讯主要是把前面曾简要提到的心理治疗条件令人恐怖地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受到怀疑的人长期遭到抵制和孤立，那么他对人际关系的需要会非常强烈。审讯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与他建立一种主要是不接纳的关系，并竭尽全力地使他感到内疚、冲突和焦虑。只有在犯人愿意合作，愿意按照审讯者的立场看问题时，他才会对犯人表示出接纳的态度。他完全否定了犯人的内在参照框架以及对事情的个人理解。渐渐地，出于得到更多接纳的需要，犯人开始把半真半假的观点接受为真的，最终他会一点一点地放弃对自己的自我和行为的看法，并接受审讯者的观点。他成了一个极度消沉和无法统合的人，基本上成了审讯者的傀儡。于是他愿意承认他是国家的敌人，犯下了各种各样的叛国罪，然而实际上，要么他根本就未曾犯过这些罪行，要么这些罪行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看，把这些方法说成是行为科学的成果，其实属于一种误解。它们实际上是由警察而不是科学家创造出来的。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把它吸收了进来，因为很明显，依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这些残酷的方法无疑会变得更为有效。简单地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如何改变人格和行为的知识，能够用来建设性地滋养一个人，也可以破坏性地摧毁一个人。

对动物发生特定影晌的条件

这个年轻的科学领域有着重大并且常常是令人恐惧的威力，或许我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不过，在转向论述总的含义之前，我还想进一步谈几点有关动物行为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已经浩如烟海，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却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谈一谈三个有启发性的研究及其结果。

我们知道如何创建一些条件来使幼鸭对某物——譬如一只旧鞋——产生持久的忠诚。赫斯已完成了一些关于“印刻”现象的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是在欧洲做的。研究表明，从小野鸭孵化出来后的第13个小时到第17个小时属于一个关键期——此时，小鸭子会对它接触到的任何一个对象形成依恋。它跟随这个对象的时间越长，其依恋关系就越密切。当然，通常情况下它产生的是对母鸭的依恋，但是它能同样轻易地对任何对象——假鸭、人或我已提到的一只旧鞋产生矢志不渝的忠诚。婴儿是否也有同样的倾向？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推测。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对老鼠实施电休克来解除它的某种强烈的恐俱心理。汉特和布莱迪首先对口渴的老鼠实施通过按压杠杆获得水的训练。经过训练，老鼠在被放到实验箱之后，能自如而频繁地做出这些行为。当这个习惯得到巩固之后，在每次对老鼠实施略有痛苦的电击之前先让它听到一阵响声，由此建立起一个恐俱条件反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论什么时间听到这种响声，哪怕这种响声不伴随任何痛苦的刺激，老鼠都会做出强烈的恐惧反应，并停止一切按压杠杆的行为。然而通过对老鼠实施一系列的电击，这一恐俱条件反射却又几乎能彻底解除。经过这一系列电击治疗，这些动物显得不再害怕，能自由地按压杠杆，再听到那种响声似乎也不会受影响。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所做的解释非常谨慎，但显而易见，它与对人所实施的电击疗法大体是相似的。

我们知道怎样训练鸽子以使它能把导弹导向预定目标。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对于这个战争时期的研究进展风趣好玩的描述，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用鸽子做实验。每当鸽子恰好沿着他预定的目标啄食或啄到目标时，就对它们予以强化，以此来塑造它们的啄食行为。而后，他拿来一幅外国城市地图，训练鸽子只在地图上有重要工业——如飞机厂——的部位啄食，或训练它们只啄代表海上船只的地方。接下来把它们的啄食行为转换成对导弹的导航行为，这看起来虽然很复杂，但只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在模拟的导弹弹头装进两三只鸽子，斯金纳会做到，不论导弹飞行方向如何出现偏离，鸽子依靠啄食行为总能让导弹紧紧“盯住目标”。

为了回答我觉得你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说，不，这还从来没用于战争，其原因在于电子装备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快速发展。不过如果真要这样做，其有效性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譬如，斯金纳还曾训练鸽子打过乒乓球，他和他的合作者在动物身上培养出了许多似乎具有“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复杂行为。其实所有这些例子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当动物的行为完全符合研究者的目的时，它就会受到积极强化——某种小小的奖赏。最初的可能只是一些很原始的行为，仅仅是大体上朝向研究者要求的方向，经过一步一步的塑造，最终变成了简练、准确、符合要求的行为系列。在机体库存的众多行为中，那些恰好符合研究者目的的行为由于受到强化而变得精确化。

以人类为被试的实验效果不那么明显，但已经有证据显示，通过操作性条件作用（诸如研究者的点头赞许），我们能够使谈话对方所使用的名词复数或个人意见的表达数量增加，而根本不需要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行为变化的原因。按照斯金纳的观点，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条件作用的结果，而相互作用的双方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他非常想使这种条件作用成为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从而能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我们知道如何完全利用电刺激来为动物提供一种极其愉快的体验。奥尔兹发现，可以把微电极植人实验鼠的脑膜，当其中的一只动物按压笼子的门闩时，就会有细小的电流经过它身上的这些电极。这好像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因为这只动物会不停顿地按压门闩，直到累得筋疲力尽。且不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主观体验，由于它如此令人满意，小动物愿意选择这种活动而不顾其他。至于这一程序是否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又会如何，我不想做任何推测。

总的描述及其含义

我希望这大量的具体例子能够清晰地说明，行为科学在理解、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正在阔步前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如何把展示了某种行为的人挑选出来；知道如何在团体中建立某些条件以使各种预期的团体行为得以发生；知道如何为个人建立某些条件以便使他产生特定的行为结果；而对动物，我们了解、预测和控制其行为的能力则更高，这可能预示着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会应用于人类自己。

如果你的反应和我的一样，那么，你会发现我已经做过的描述还含有非常可怕的一面。由于这门年轻科学的浅薄和鲁莽，因此即使它现有的知识就已经包含着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假如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既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又有权运用这些知识去实现某种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会被选为领导者，而其他的人则会被定为服从者。个人可能得到发展、提高和促进，也可能被削弱和肢解。麻烦制造者在制造麻烦之前就已经被发现并受到了处理。士气能够得到提高或者削弱。行为会受到人所意识不到的动机操纵的影响。这可能是一场操纵的噩梦。应当承认我这是胡思乱想，但这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或许会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我们最具天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罗伯特·奥朋海默超出他所从事的物理学领域，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发出了警告。他说，物理学和心理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的一个相似点是：“我们的进步会在社会领域带来深刻的选择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物理学家对他们的贡献一直争吵不休。这一时刻很快就会降临到心理学领域——当心理学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关于人的行为和情感的知识体系时——这种控制力一旦被利用，将会引起远远超过物理学家造成的危害的更加严重的问题。”

你们有些人或许会觉得我夸大其词。你们可能会说，我所提到的这些科学发现其实只有几项得到利用，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大多数研究而言，虽然在行为科学家看来很重要，但对我们文化的实际影响非常小。

我非常赞同这最后一个观点。行为科学现在所处的阶段与几代之前的物理科学是一样的。可以用相当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譬如在1900年左右出现的那场关于一台比空气重的机器能否飞起来的争论。由于当时航空科学还不够发达或准确，因而虽然有一些发现能提供肯定的答案，但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公众根本不相信这种科学会有什么有效性，或对文化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他们更愿意运用他们的常识，这些常识告诉他们，人不可能乘着比空气重的设备飞起来。

可以把那时公众对待航空学的态度和今天的态度做一个比较。几年前我们被告知，科学预测我们将向太空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一项绝对荒唐的规划。然而，由于公众对自然科学如此深信不疑，人们从未对这项规划发出任何怀疑的声音。公众要问的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科学领域将出现同样的结果。首先，公众会对它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信任它；然后，会发现某一门科学的发现比常识更可靠，会开始利用它；某一门科学知识的广泛利用引起了巨大的需求，于是，人力、财力和精力被集中投入到该领域；最后，这门科学的发展会以持续增长的速度不断攀升。这种结果似乎将极有可能在行为科学领域内出现。因此，尽管这些科学发现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但是在明天是完全有可能的。

问题所在

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创造出一门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的科学，正在建造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其社会影响力能使原子能都显得相形见绌。毫无疑问，由这一进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论对当代，还是对未来的几代人，都将是极其重要的。现在让我们来罗列一下有关的几个问题：

我们将怎样运用这门新兴科学的力量？

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中，个人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谁将拥有运用这种新知识的权利？

这种新知识将会用于一些什么样的目标、目的或价值？

我将在下次演讲中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考察。

（本文自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