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韦斯特——以及孤独感（选）（1961）

（美）罗杰斯 著  张军 选编

我愿意就现代人所感到的基本疏离感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会表明自己是如何将埃伦·韦斯特视为由这种孤独感发展到悲剧性程度的一个例子的：

看待孤独的方式有许多，但是我将关注经常在当事人和其他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这种孤独感的两个要素。首先是个体与自我及其经验着的机体的疏远。在这种根本性的分裂中，经验着的机体在经验中感受到了一种意义，但是意识自我却牢牢地抓住另一种不放，因为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爱和接纳。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潜在的致命分裂，大多数行为受意识感知的意义控制，但是由于个体缺乏与自我进行自由沟通的能力，生理机体所感觉到的其他意义却被否认和忽视了。

我们孤独感中的第二个要素是缺乏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自己的真实经验——进而是我们的真我——与他人进行沟通。如果没有一种关系使我们能够沟通分裂自我的两个方面——我们意识中的虚假外表和我们经验中的更深层水平——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没有与其他任何人类直正接触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只是现代人才有的吗？可能是的。在现代社会以前，个体为了获得重要他人的关爱同样也会忽视自身经验。但是他接受的虚假外表，他现在感觉到的在自身经验中发现的意义，成为一套统一的、拥有强大支持的信仰和意义系统。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组织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感知生活和经验。因此当无意间放弃了最深层的自我时，至少他还有一个连贯的、受尊敬的、被赞许的自我并根据这个自我来生活。例如，一个早期清教徒在否定自己机体经验的巨大领域时一定会经验到许多内部压力。然而，他是否经验着与我们今天的当事人一样强烈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就值得怀疑了。

与早期更类似团体的成员一样，现代人抛弃了自身经验而采纳了会带来爱的生存方式，但是他接受的虚假外表只是来自于父母或少数他人，而他又不断地认识到虽然有些人赞同这种虚假外表，但是其他人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生活。没有一个虚假外表是所有人都认可的。这样，在某种前所未知的程度上，现代人经验着孤独、封闭和疏远，而这些源于其自身的更深层存在和他人两方面。  

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将讨论这种非常根本的疏远感的现代类型，其中会以资料十分丰富的年轻女士埃伦·韦斯特的个案为例。   

我很高兴选择该个案作为此次讨论的基础。首先，埃伦·韦斯特的日记和信件使叙述增添了许多个人色彩，其中还包括医生、心理治疗师和诊断师的观察和报告，这更增加了其完整性。其次，德文和英文都有对此个案的完整描述。最后，此个案说明了一些最著名的前一辈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们思考和工作的方式。

我不可能给出埃伦·韦斯特的整个不幸历史——它在出版时占了30多页而且排版紧凑——但是我会选择她生活的几个关键事件并加以评论。

首先，她的青少年时期。我认为她在20岁以前是一个统一的、整合的正常人。医生们很容易在个体发展史中看出病理学征兆，特别是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态度，但是在这里我却看不到任何病理学的迹象。埃伦是一个活泼、坚强、敏感、叛逆、爱提问、好胜、情绪化、表达力强、多变的女孩——简而言之，一个活生生的人。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十分希望自己是个男孩——直到她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她思考着人生的目标。她对自已获得巨大成就有着理想主义的梦想。这些特点中没有任何一项预示着她会有一个黑暗的未来。恰恰相反，她似乎是一个非常善变而敏感的青春期女孩，有着大好前途。

“她的20岁充满了快乐、憧憬和希望。”她渴望找到一个充满活力、严谨稳重的爱人。她从饮食中享受到快乐。但是这一年她与自我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疏远。“她爱上了一个浪漫的外国人，但却按照父亲的意愿结束了这段感情。”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但是从她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这点，我猜测，她采纳了父亲的感受就像它们是自己的一样。如果我们将此片段大致描述出来，她的认识可能是这样的：“我想我的感受是自己在恋爱。我感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是积极而有意义的。但是我的经验并不可靠。我并不是在恋爱。我的投入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不能受自身经验的引导，否则会犯错，会失去父亲的爱。”

在这段时期的几个星期内她暴饮暴食并长胖了——形成主要症状的最初表现。只有受到同伴的嘲笑后她才开始节食，这可能表明她开始对自我缺乏信任。她逐渐感到自己需要按照他人的期望来生活，因为自身冲动是不可信赖的。

不难看出为何这之后不久她就开始蔑视自己，甚至将死亡视为“一位美丽的女士”。总而言之，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机体，其经验会使人误入歧途，理应遭到蔑视。她的日记中写着“怀疑和畏惧的阴影”，随后它被解释为害怕长胖。同样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她害怕自己内心的“邪恶精神”——追逐着她的那些不被接受的、遭到否认的情感。

我相信这并不是她的自我和隐藏情感间的第一次真正疏远，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疏远意义深远。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她对自我能够自治的信心。尽管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又开始了一段幸福生活，但是她已经抛弃了自我的一部分，并将父亲的情感内化成了自己的。

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情感起伏波动。她想成就一番伟业；她希望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她学习很刻苦；她为孩子们建立了阅览室。但有时她却是“一个胆怯的、尘世间的蠕虫”；她渴望死亡并且让家庭教师重读“好人命不长”这句话。偶尔，“生命再次胜利了”。她“与一位马术老师闹得很不愉快”。她“感情失控”。她过分关心自己的体重。

在她24岁时，另一件事使她更完全地丧失了自我信任。尽管她自己仍然不很肯定是否需要女家庭教师。但她在学习中是愉快的。“日记中散发着生活和感官上的快乐”。她爱上了一名学生。显然她很投入，从这段感情的持久性和无处不在可以看出这一点。她坠入了爱河，但是父母再次坚持认为她的经验是错误的。他们要求两人暂时分开。所以在她看来这种关系一定是不真实、不明智的，最好放弃。再次地，她不信任和忽视了自己的体验并内化了父母的情感。她放弃了这段感情，并且，一起放弃的还有对自己能够进行明智的自我引导的信任。只有他人的经验才是可以信任的。这次，她向医生寻求帮助。

如果这次她进行了反抗，如果她有力量为自身世界的自身体验而抗争，那么她就会忠实于自己更深层的情感，就会很有可能挽救回潜在的、自治的自我。然而反抗没有出现，只有可怕的消沉和对自己身体的憎恶。显而易见，它是应对生活时的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有机体。她放弃自我的程度可以通过其极度节食表现出来。正如她后来所说：“我体内的某种东西抗议我变胖。抗议我变得健康、双颊丰满红润，成为一个纯真、充满活力的女人，与我的真止本性相符。”

换而言之，如果她信任了自已的情感、欲望和体验，那么她就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丰满的年轻女人并嫁给自己爱的那个学生。但是她的情感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信的，她的欲望和体验全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引导。因此她不仅必须否认自己对爱人的感情，而且还必须节食以迫使自己的体形符合他人期望，但这却完全与她自已的内心趋势相反。她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身经验的信任，不再将它作为生活的基础。

我将对另一段插曲作简短评价。她发现自己的表兄是个可能的伴侣，而这一选择得到了家庭的赞同。他们打算结婚。但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直到28岁了，她还在表兄和自己爱的那个学生间犹豫不定。她去看望那个学生并与他决裂，用她的话说，带着“公开的伤痛”离开了。我们对这次最关键互动的内容一无所知，但是我猜测这时她的心理生命是安危未卜的。她应该相信自身体验选择所爱的人还是应该选择表兄呢？她自己的感情对表兄更冷淡些，但是选择表兄她就会获得预料中的被赞同感。我想她模糊地认识到了如果选择那个学生，那么她就选择了一条未知的、自治的道路。如果选择表兄，那么她就会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下去。但这样做安全而且受到他人赞同。她选择了表兄并嫁给了他，这样更加抛弃了对自我的信任。

32岁时，经常在她脑海里萦绕的念头是自己必须变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实行了节食，并每天服用60颗泻药！毫不奇怪，她没有多少力量。她尝试过精神分析但帮助不大。她说：“我分析了自己的心理，但是一切只停留在理论上”；“分析师能给予我洞察力，但不是治疗效果”。然而，当由于环境因素而中断分析后，她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在这段时间里，她谈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那位学生。她在信中对丈夫说：“那时你是我准备接受的生活，我准备为了你放弃自己的理想。但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法。”她孤注一掷地试图接受他人期望她具有的情感，但是她不得不强迫自己。

自此以后，她自我内部的疏远导致了更多疏远和越来越强烈的远离他人的疏离感。当第二个分析师在她接受治疗的医院里使用她所熟悉的模式再次对她进行精神分析时，她首次企图自杀，这毫不令人惊讶。她的丈夫希望在医院里陪伴她——她也希望他和自己在一起。但是分析师，这个父亲形象的代表，知道得更多并让她的丈夫离开了。他进一步摧毁了她对自我引导能力仅存的任何信任。

在那以后、疏离感更严重了，悲剧也临近了。她去看更多的医生，找更多的精神病师，在那些治疗她的人眼里，她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物体。最后她被安置到了宾斯万格博士的疗养院里，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诊断仍然还是各不相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拉帕林在她沮丧时进行诊断，认为是抑郁症。第二个分析师的诊断是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并伴有间歇性沮丧狂”。一位咨询医生说她的问题是一种“渐进展开式心理变态”。他认为她不属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并没有出现智力障碍。然而布鲁勒和宾斯万格博士都一致认为她属于“渐进式精神分裂症”。他们认为她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并说：“很显然，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意味着某种自杀。”

既然埃伦已经知道了这些评价，她一定开始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人，而是某种陌生的、异常的机械，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正在走向毁灭。在所有这些“诊断”中我们竟然找不到一丝痕迹表明医生认识到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埃伦的话了：“我对着自己就像是面对陌生人一样。我害怕我自己。”或者，在某些时刻：“此刻我是清醒的——我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地煎熬。命运希望我肥胖、强壮，但我自己却想苗条、纤弱。”的确，她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煎熬。她的机体希望变得健康、强壮，但是内化了的“我”——她为了取悦他人而接受了的虚假自我——就像有一次她所说的，希望变得苗条和“理智”。

英明的医生们丝毫不顾自杀风险，得出了以下结论：“没有任何确定可靠的治疗方法能解决她的问题。因此我们决定接受患者提出的离院要求。”她离开了医院。三天后，她看上去不错而且很快乐，数年来第一次饮食正常。然后她服用了剂量足以致命的毒药。她才33岁。她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墓志铭：“在两种敌对力量彼此互相倾轧的舞台上，我感到自己十分消极被动。”

在埃伦·韦斯特的生活中,是什么导致了如此致命的错误呢？我希望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导致错误出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她的身上却被夸大了。婴儿时期，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经验里；我们信任它。婴儿饥饿时，他不会怀疑自己的饥饿感，也不会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想方设法获得食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是一个信任自我的机体。但是实际上，有时父母或他人会对他说：“如果你有那种感受。我就不爱你了。”于是他感受着自已应该有的情感，而不是他真正的情感。在这种程度上，他建立起了一个感受着应有情感的自我，只是偶尔会恐惧地瞥见包括了自我的自身机体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在埃伦的个案中，这种过程以一种极端方式进行着。在生活中大多数最重要的时刻，他人使她相信自己的经验是无效、错误、不真实、不健全的，而且她应该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对她而言不幸的是，她对父母的爱。尤其是对父亲的爱太强烈了，以至于她放弃了相信自身经验的能力，而代之以他们的或者他的经验。她放弃了成为她自己。毫不奇怪，一位医生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做出了以下评论：“虽然在儿童时期她完全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现在她却彻底地依赖他人意见。”她不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自己的态度是什么。这是最孤独的一种状态——几乎完全与个体的自治机体分离开来。

她的治疗出了什么问题呢？她是一位聪慧而敏感的、前来求助的年轻女性。以现代标准来看，对病状的诊断似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是为何会导致治疗彻底失败呢？我敢肯定各人看法不一，但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治疗的最大弱点在于接收她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似乎把她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一个能够进行自治选择的人、其内心经验不仅值得信任而且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她更多地似乎是被视为一个物体。第一个分析师帮助她看清了自己的情感但没有去体验它们。这只是使她更将自己视为一个物体，使她与自身体验更加疏远。她很明智地说出了“治疗师能给予我洞察力。但不是治疗效果”。分析师告诉她，她是一个具有这样那样动力的个体。她赞同他的意见，尽管肯定不是在体验了这些动力情感的基础上。她只不过是跟随着早已将她孤立起来的模式罢了——不信任自己的体验，而试图相信和感受自己应有的情感，专家告诉她的情感。

然后就是在她的诊断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争论，显然她自己也知道这些。医生们对她属于哪种类型的患者各执己见：她是沮丧狂患者，她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她是抑郁症患者，她可以被治愈，她不能被治愈。随后就是最终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她是有自杀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治愈的希望，因此我们要让她走，任她自杀。这至少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

“我尖叫着但是他们听不到。”埃伦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没有人曾经将她当做一个人而倾听她的声音。儿童时期以后——也许甚至在此之前——她的父母、两位分析师、各位医生都未曾给予她足够的尊重，倾听她的内心深处。他们没有把她视为一个能够应对生活的人，一个其自身体验值得信任的人，一个内心情感值得接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倾听自我、尊重自己内部的体验呢？

“我感到孤立无助。我坐在一个玻璃球里。我透过一堵玻璃墙看着人们。我尖叫着，但是他们听不到。”多么绝望地渴求一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她从未体验过布伯所说的“在接触中治疗”。没有人能够接触到本来的她，接纳本来的她。

看到这个悲惨的个案使我愤怒（这很显然），但它同样也鼓舞了我。我对可悲地浪费了一个人类生命而感到愤怒，受到了鼓舞则是因为我感到在多年的治疗中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如果埃伦·韦斯特今天能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到许多我所认识的治疗师的办公室去，她会得到帮助的。让我来描述这种可能性吧。为了使描述最生动逼真，我假设她在24岁时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她确实到医生那儿寻求帮助的时间，所以假定如果在今天她会寻求心理帮助是合理的。这是她在父母的坚持下，与所爱的学生刚刚分手后不久。  

尽管只是在阅读这一个案，我敢肯定自己会毫无阻碍地接纳这位沮丧、不快乐、瘦弱、自我节食的年轻女士。我会感觉到她是怎样的人以及她的潜能是什么，并且我会希望她成为自己、发挥潜能。或者做到两者中任何一点。

我敢肯定我们的接触会在诸如下列主题中开始：“我很沮丧，但它没有原因。”“我不能忍受孤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恨自己变胖，我不得不苗条，但我同样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真的爱这个学生，但我不相信它会是一个明智选择。我的父母认为他不适合我。”当我理解了这些情感并接纳了她有权感受到这些情感时，其他态度会尝试性地、令人害怕地出现：与未婚夫分手使她感到失望；她曾经深爱过他，现在仍然如此；她对父亲的憎恨（一种令她非常恐惧的情感）。慢慢地，逐渐地，她就会发现自己能够体验，能够对父亲既爱又恨，对我既爱又恨，既害怕又渴望独立生活，既渴望是个男人又渴望是个女人，既渴望成为一个丰满、充满活力、令人满意的妻子又渴望成为一个苗条、聪颖、积极进取的社会改革家。她不仅能体验到饥饿感和美美进餐让自己丰满起来的渴望，还能体验到害怕自己变胖、变丑，被朋友嘲笑。她会说、而她也的确说过：“我害怕自己。害怕每时每刻会毫无防备出现的那些感受，”渐渐地，她能够坦然体验这些情感了，它们都是她自我的组成部分。   

她会发现其中一些情感的确是非常令人害怕的。令人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和体验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和令人兴奋的事。另一个人，我的一名当事人，在一段话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埃伦很可能也会这样说。她说：

我经历了所有的恐惧感……似乎真的就像是我被四分五裂、不堪一击……不过，我仍然还有一种力量感……我现在是从内心感受到了它，一种波涛汹涌感，或者是力量……真正巨大而强壮的某种东西。不过最初它几乎就是一种身体上的单独感。类似于从一个自己一直依附其上的支撑物上割离开来……（停顿。）我感到现在自己打算开始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所说的在安全的关系中充分而接受性地经验一种情感是什么意思。根据我的判断，它代表了一种改变的时刻——可能是生理上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如果埃伦以一种类似方式经验了自我的这些不同隐秘方面。那么她就会发现自我正在改变。这一次，浮现出的改变了的自我会建立在她的机体反应和内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他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为基础。

她会发现不必再与自己的本性和情感抗争了。此外，她会发现当自己能以开放性的态度对待所有经验时——不仅包括自身内部经验，还包括对他人的要求和态度的经验——她就有了一个赖以生活的基础。她会发现，如果能开放地对待自身经验并敏感地倾听它的意义，那么这些经验就会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指导。

这并不是说治疗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个人——有时要反对她的父母，有时要顶住社会压力，并经常要在后果尚未明确时做出选择——它会是痛苦的、代价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但它会是非常珍贵的：成为自已值得付出巨大代价。它还会有其他许多珍贵的方面。

在治疗关系中，当自我完全被接纳后，她会发现与自我进行更完全的沟通是安全的。她会发现自己不再有孤独和疏离感，另一个人能够理解和分享其体验所具有的意义。她同样还会发现，在该过程中她与自我成为了朋友——自己的身体、情感和渴望不是敌人而是自我中友好而积极的部分。她不必再说出那些绝望的话：“我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地煎熬。”她的两种根本疏离感也会消解。她会与自我形成一种良好的沟通关系。她同样还会发现在一种关系中完全成为自我是安全的。结果就是，她会发现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更多地保持了自我，并且再次发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持真我并不是危险而不安全的，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根据我的判断，通过这种过程玻璃墙就会瓦解。她会发现生话是其有冒险性的，而且常常令人痛苦。她会发现自己如何做才能最好地调和那些复杂而相互矛盾的情感将使她永远困惑。但是她会充满活力而真实，并与自我和他人保持接触。她会自己解决现代人最大的孤独感。

我自信而乐观地描述了如果埃伦有机会接受以人为中心治疗，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不会为此而感到抱歉。我的经验使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肯定她是否会获得我所指出的那样大的进展，但是如果我能创造出一种人与人的治疗关系，那么她会朝向该方向发展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就我自已而言，我从埃伦的案例中也有所收获。首先，我们把人当做物体对待的各个方面——无沦是诊断、分折，还是理解——我们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目标上来考虑的。这种把人物化的做法对于生理疾病是有帮助的，但并不能成功地治疗心理疾病。只有当我们作为个体与他们有联系，在关系中以个人身份出现，并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体验，才可能会取得成功。只有这种深层次的接触才能消除当事人与治疗师之间的陌生感。

（本文自罗杰斯《卡尔·罗杰斯著作精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