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需要与畏惧认知（选）（1962）

（美）马斯洛 著  张军 选编

认识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或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即旨在消除疾病）主宰的诊所里当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症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心理病态往往被解释为正常，并不迫切地需要治疗。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在其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谈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心理分析学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地提到过认识的需要。获取知识，使宇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得到了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并非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角色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决定因素（例如焦虑、恐惧等），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1）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可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2）人类面对特大危险时也会追根寻源并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未得到解释的事物。这些特点似乎正是引人入胜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往往感到索然无味。

（4）尝试从心理病态出发进行外推或许是可行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显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不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症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5）当认知需要受到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的结果。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的确存在的：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种治疗包括恢复业余学习，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顿悟。我见过许多聪明的、富裕的、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发生深刻的瓦解，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消极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6）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并且可能比成年期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例如戈德法布的研究所显示的。

（7）最后，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收获等，忽视洞察和理解的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对障碍的克服、遭受挫折时反常状态的出现、广泛发生的事件（跨物种、跨文化的），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性（作为人类潜能的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在个人早期历史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知需要。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即使在我们认识到了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地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两者兼有。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的欲望、寻找意义的欲望、创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且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我们必须提防那种极易发生的将这些欲望与前面论及的基本需要分离的倾向，即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采取绝对的两分法。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分离的，并且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对抗的。

畏惧知识；逃避知识；认识的痛苦和危险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最重大的发现是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了解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的知识。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的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并且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只谈一般的畏惧知识，而没有把内部畏惧和外部畏惧严格地区分开来。

一般地说，从畏惧了解自己是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对自己的爱和尊重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畏俱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通过压抑和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形象，实质上是对于不快的和危险的真实情况回避明确意识的一种技巧。在心理治疗时，我们靠这种方法不断地回避对痛苦真相的明确意识，同治疗家帮助我们看到真相的努力进行斗争，这种技巧式方法我们称之为“阻抗”。治疗家的一切技术都是揭示真相的某种方法，或者是使患者坚强的方法。以便使他能承受得起真实情况。（“完全坦率地对待自己是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努力”——弗洛伊德。）

然而我们还有另一种倾向于逃避的真相，因为这种真相也能引起另一种畏惧、敬畏、感觉到软弱和不适，这就不仅使我们深深陷入精神病状态，而且使我们回避个人的成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阻抗，即否定我们的最优良方面，否定我们的天才，否定我们的最好冲动，否定我们的最高的潜能，否定我们的创造性。简单地说，这是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这是畏惧自大。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以及那一棵一定不要去碰的知识之树。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相同的，它们也以为终极知识是为神保留的某种东西。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思路（当然是和别的思路在一起）。一些偏爱信仰、信条和虔诚而不爱知识的民族，或者认为某些知识形态弄起来太危险，最好是禁止，或者认为应保留给少数几个待殊人物。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敢于探寻神的秘密而公然反抗神的革命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象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奥狄浦斯那样。而且，不要企图成为象神那样的人，已经作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告诫牢牢铭记在心。

如果我们可以以一种极精简的方式谈论这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自己恰恰是象神一样的人。我们对此是有矛盾心理的，既迷恋它又畏惧它，既想达到它又要防御它。这是人的基本范畴的一个方面，我们既是可怜的，又是上帝。我们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者、象神一样的人已经证实，在长期的创造、证实某种新东西（与旧东西对立）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果敢行为，一种独自出来面对所有的人。这是一种违抗，一种挑战。一时的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创造是可能的，那就一定不要被恐慌压倒。因此，在自身中发现伟大的天才肯定能产生振奋，但是，这也带来了成为领袖、成为完全孤独的人的畏惧，以及对于危脸、责任和义务的畏惧。责任可能被看成沉重的负担，成为必须尽可能长久回避的东西。考虑一下被选为总统的人向我们报告的情况，那是怎样的一种敬畏感、谦卑感、甚至恐怖感的混合状态吧。

许多文化和许多宗教都阻止妇女进行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动的一个有力根源是让她们保持“女性”的愿望（在施虐-受虐的意义上），例如，妇女不能作牧师和教士。

胆怯的男人也可能认为，探索性好奇是以某种方式对别人的挑战，似乎通过成为聪明的人和研究出事实真相，他就莫明其妙地成了有自信心的、大胆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了。这些是不能替代的，而且这样的姿态将招致别人、老练的人和坚强的人对他的遣责。同样，儿童也可能认为好奇的探索是侵犯了他们的神、即全能成人的特权。当然，甚至在成人身上也容易找到这种互补的态度。由于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永无休止的好奇至少是讨厌的，甚至有时是一种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当这些是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赞许和喜爱他孩子好奇的父母仍然是少有的。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工之中看到。他们可能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老爷的愤怒。假装愚笨的防御态度在这样的群体中是共有的。总之，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由于情境的动力学，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学习和认识，因为知道得太多很可能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就是危险的、十分危险的了。软弱的、从属的，或缺少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

这种动态甚至在教室里有时也会令人不快地看到。真正聪明的学生，热情的探索者，彻底的研究者，特别是当他们比教师更聪明的时候，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家伙”，是对纪律的威胁，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无意识的水平上，认识就是侵入、渗入到里边去，象某种男性的性等价物。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这样一组矛盾情绪的综合：儿童探视隐私，探索未知事物，一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感，受迫害感，即认识只是主人和教会男子的特权，害怕认识会侵犯神的权限，这是危险的和会引起怨恨等等。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

成长和缩减焦虑的知识

迄今为止，我已经从为认识而认识、为认识和理解本身的纯粹快乐和自然满足的角度谈论了认知需要。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花的开放，鸟的歌唱。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象没有奋斗和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那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不可怕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特别紧地抓住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一点一点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至重新获得安全时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

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比儿童要隐蔽和难以捉摸得多。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妥善处理这些焦虑有许多方法，其中一些是认知的方法。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它们和理解它们。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担惊受怕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发现没有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他的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敏锐化，我们的耳朵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可能发生的——并且是充分发生过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

动机的辩证法，在最广阔的人类画面上，在伟大的哲学、宗教构成物中，在政治和法律的体系中，在种种科学中，以及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非常简明、过分简明地说，它们可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理解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移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是合乎情理的。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回避知识——回避责任

焦虑和胆怯，不仅使好奇、认识、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象工具那样地使用它们，而且还会使活动丧失好奇心，或者只是消极地表现焦虑和畏惧。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认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假装的愚笨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高水平的健康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似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且是以他自如而充分的机能活动表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

认识和行动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解释为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解释为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

现在已十分清楚，焦虑和认识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若干世纪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彼此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认知需要在安全和无焦虑的情境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摘    要

这一点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紧紧缠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识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因而也都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本文自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