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与成长（选）（1962）

（美）马斯洛 著  张军 选编

自我实现、成长和自我的概念毕竞全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紧密地接触现实的过程、原始资料和活生生的具体事件。

自我实现、成长等是长远目标。健康成长的婴儿和儿童并不为长远目标或遥远未来而生活，他们忙于快乐的生活，并且自发地为眼前生活。他们正生活着，而不是正在准备去生活。在儿童时期，成长不是特别有意的，它仅仅是在发生而已。与其说儿童在探索，不如说他是在发现。缺失性动机和有意获取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成长、自发性和创造性。

纯存在心理学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倾向于成为静态的，而不说明运动、定向和成长的实情。我们倾向于把存在、自我实现的状态描绘成仿佛它们是尽善尽美的涅槃状态。一旦你达到了涅槃状态，你就会在那里停止下来，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于至善而心满意足。

我发现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就是，当再前进一步的感受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已厌烦的以前的满足相比，在主观上是更高兴、更喜爱、内心更满意时，成长就发生了，要认识什么事物对我们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觉察到它比任何其他选择更好。新的经验由经验自身批准，而不是由任何外部准则批准。它的正当是自身证明的，是自身批准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认清了，我们在什么事物上是愉快的，我们真正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们的感受、判断和自然倾向是什么。

步调和抉择的采取是出于纯粹的自发性，从内部发出的。健康的婴儿或儿童——刚刚存在，作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就偶然而自发的意思说，是好奇的、探索的、有疑问和兴趣盎然的。甚至当他没有被日常各种缺失所激发，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只是自发表现的时候，他也倾向于试验他的能力，伸出手脚，专心地、迷恋地、兴致勃勃地玩弄和操纵各种东西，想了解它们。探索、操作、体验，被吸引，挑挑拣拣，欢欣鼓舞，享受生活，全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存在的特性，而且会转为形成，虽然这是以一种偶然的、无计划的、没有预期的自发方式进行的。这时自发的创造性经验，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预期、计划、预见、目的或目标的情况下产生。只有儿童享受够了，变得厌腻了的时候，他才迅速地转移到别的、或许是“更高的”乐事上去。

于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就产生了：使他倒退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阻止成长呢？冲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向前成长的替代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向前成长是如此艰难和痛苦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没有得到满足的缺失性需要的固着力和倒退力，安全和安全感的诱惑力，针对痛苦、焦虑、损失和威胁的防御和保护机能，以及为了向前成长需要勇气。

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子宫和乳房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的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一切能力，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同时也认可他最深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自我。

我可以把这一切纳入一个图式之中，这个图式虽然十分简单。然而，它在启发性和理论性两方面全都是强有力的。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如果用图表示，就是：

      安全←一< 人 >一→成长

于是，我们就能用一种并不复杂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各种成长机制划分为：

1．增强向成长方向的矢量（动力），例如，使成长更有吸引力和乐于出现。

2．充分缩减成长畏惧 。

3．充分缩减向安全方向的矢量（动力），即使它减少吸引力。

4．充分增加对安全、防御、病态和倒退的畏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图式上增加这样四组引拒值

     增加危险      增加吸引力

      安全←一< 人 >一→成长

     缩减吸引力     缩减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把健康成长的过程看成是永无止境的自由选择情境的系列，这种情境是每一个体在其一生的每一时刻所面临的。在这里，他必须在安全和成长、从属和独立、倒退和前进、不成熟和成熟这样两类乐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安全具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而且成长也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当成长的快乐和安全的焦虑比成长的焦虑和安全的快乐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向前成长。

另外，我们可以认为所看到的主体的快乐体验是任何有机体都具有的某种东西，即它既适用婴儿，又适用于成人；既造用于动物，又适用于人。

当然，成长经由快乐的公式也使我们得出必然的假设：我们体验良好的事物，就成长的意义说，对于我们也是“较好的”。我们这里依据的是这种信念，即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者又不太厌恶或畏惧选择的话，那么，他通常会更多地选择有益健康和成长的方向。

我批判了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任何东西都病理化（在极端情况下），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是透过黑色眼镜来看的。但是，成长学派（在极端情况下）也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的问题。一个似乎是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另一个似乎是根本没有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二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安全和成长之间的另一关系应该特别地提出来。显然，向前的成长通常总是以很小的步子迈进的，而且每前进一步可能都是由于感到是安全的，感到正在从一个安全的基地进入未知世界，感到是敢于冒险的，因为后退到安全基地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学步小孩脱离母亲的膝盖进入陌生环境作为例子，其待征是：起初他用眼睛探索屋子时，他是守住母亲的。随后，他就敢于离开母亲的一点点，母亲和免遭危险连在一起仍然使他放心。这种离开的距离越来越大。用这样的方法，儿童就能探索危险的和未知的世界。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儿童将陷入焦虑，中止对世界的有趣探索，这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安全，甚至可能因此失掉他的能力，比如他可能用爬在地上代替大胆走动。

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用这个例子说明一般的规律。真正的安全使更高的需要和冲动出现，并且开始向掌握新的情境成长。而危及安全，意味着倒退回更基本的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在放弃安全或者放弃成长的抉择中，安全通常会获得胜利。安全需要比成长需要占优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公式的一种扩展。一般来说，只有感到安全的儿童才敢于健康地成长。他的安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是被推着向前进，因为未满足的安全需要会永远潜在地保留着，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安全需要满足得越多，它们对儿童的引拒值也越小，它们就越少召唤，对他的勇气也越少影响。

我们怎么能知道儿童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有了充分的安全，敢于选择向前跨出新的一步呢？最终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的选择，这就是说，只有他才能真正了解向前召唤的力量超过向后召唤的力量、勇气压倒畏惧的确切时间。

人，特别是儿童，最终必须自己为自己进行选择。别人不能经常为他选择，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衰弱下去，会削弱他的自信心，并会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中的内在快乐、对于自己的冲动、判断和情感的觉察能力发生混乱，也会使他对于什么是自身内在的东西和什么是他人准则的内化不能区分了。

如果确实如此，儿童最终必须自己通过他向前的成长做出抉择，因为只有他能够知道他自己主观的快乐体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信赖个体内部的根本必要性同从环境获得帮助的必要性一致起来呢？因为他需要帮助，没有帮助，他会被面临的危险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成长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就会危害他的成长呢？

就所论述的儿童来说，主体快乐体验（信赖他自己）的对立面是别人的看法（来自别人的爱、关心、赞成、赞扬、奖励等，信赖别人而不是信赖自己）。因为对于孤弱的婴儿和儿童来说，其他人是如此重要和生死攸关，担心失掉他们（他们是爱、食物、安全、关心等等的供应者）就成了主要使他们恐慌的威胁。所以，面临在他自己的快乐体验和来自别人的赞成体验之间进行困难抉择的儿童，一般来说必然选择别人的赞成。然后，通过压抑或让它消失的方法来控制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依靠意志力不去注意它。一般来说，随着这种非难快乐体验的意志的发展，随着对快乐体验的害羞、窘迫、掩饰的发展，最后甚至都不能体验到它了。

那么，根本的选择，两个途径之间的一种选择，就是选择别人还是选择自己的自我。如果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抛弃别人，那么儿童通常会放弃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理由是确实的，即安全是儿童最根本的、占优势的需要，是比独立和自我实现要重要得多的需要。如果成人强迫儿童在丧失一个较低但较强的重要需要，或者丧失一个较高但较弱的重要需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放弃自我和成长为代价的情况下，儿童也必定选择安全。

从原则上说，没有必要迫使儿童去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出于人们的病态和无知，他们恰恰经常这样做。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儿童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有这些好事：安全、爱、尊重等等。

从治疗情境、创造性教育情境、创造性艺术教育、而且我认为也包括创造性舞蹈教育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重要的教益。这种情境是建立各种随意的、赞许的、表扬的、认可的、安全的、满意的、放心的、支持的、没有威胁的、不评价的、不比较的场合，即人可以感到完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场合，这时，就有可能使他表现出种种次要的快乐情绪，例如敌意，神经病式的依赖性。一旦这些次要的快乐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就会自发地走向其他的快乐、旁观者认为是“高级的”或向前成长的那种快乐，如爱、创造性等等。而且，这种“高级的”快乐，在他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快乐的时候，他自己会优先选择。

我们知道，对患者采取强制手段，或者让患者直接面对危险或了解病情，或者使他处于一种应激情境打破他对太痛苦的真情的防御，这样的处置都会使这个患者完全垮掉。这就把我们卷入了成长的步速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有教养的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的实践是这样的，仿佛他们理解有必要采取温柔、亲切、尊重的态度对待畏惧，理解防御和倒退力量的天然性。如果要使成长不被看成为极大的危险而是一种欢乐的境界，那么这样的实践就是必需的。它含有这种意思，他们理解成长只能从安全中浮现出来。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的防御是非常僵硬的，他们就有理由宁愿成为耐心的和理解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儿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实际上一切选择最终都是明智的，要是我们假定只有两种才智——防御才智和成长才智的话。防御可能象挑战一样是明智的，这决定于具体的人，他的具体的状态，以及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境。如果选择安全能够避开大于这个人当时所能承受的痛苦，那么选择安全就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成长（长远地看，一贯的选择安全会给他带来大祸害，而且会剥夺他自己享受快乐的可能性，只要他有品尝这种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要求帮助时帮助他摆脱痛苦，不然就要一方面让他觉得是安全的，同时又召唤他前进尝试新体验，象母亲张开她的双臂招引婴儿试着走路一样。我们不可能强迫他成长，我们只能引导他成长。为了使他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就要相信单单体验新的经验就会使他更喜欢成长。只有他自己能够选择成长，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选择成长。如果成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他必定会喜欢它。如果他并不喜欢它，我们就必须通情达理地让步：成长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意味着，就关心成长过程来说，必须象尊重健康儿童那样尊重病态儿童。只有当他的畏惧受到尊重的认可时，他才能有勇气成为勇敢的。我们必须理解，黑暗的力量象成长的力量一样也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个意思，即一方面包含我们了解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方向上召唤他），另一方面也包含只有他知道长远地看什么对他自己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是提议而极少强迫。我们必须完全准备好，不仅要向前召唤，而且要尊重他的现实，如退避舔伤、恢复力量、从安全优越的地方察看情况，甚至退回到从前熟悉的或“低级的”乐事上去，以便能够重新获得成长的勇气。

而且，这又一次表明哪里是帮助者起作用的地方。人们需要帮助者，不仅由于他能使健康儿童达到可能的成长进步（使成长不超出儿童可以企及的范围），并在另一些时候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积习，而且紧迫得多的，这是因为那些陷于固着、僵硬防御和切断一切成长可能性的安全措施而不能自拔的人特别需要他的帮助。神经症有自身持续的倾向，性格的结构也一样。必须在两种对待方式中进行选择：或者等待生活、即让他最终跌进神经症的苦恼来向他证明：他的体系不起作用，不然就要理解和尊重他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来帮助他成长。

这个相当于道家“任其自然”的看法经常不起作用，因为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帮助。这一点可以表述为“有帮助的任其自然”。这是一种热爱的和尊重的道家观。这种观点不仅清楚地认识到成长和使成长在正确方向上运动的机制，而且它也清楚地承认并尊重对成长的畏惧、成长的缓慢速度、阻滞、病态以及不能成长的原因。它也清楚地认识到外界环境在成长中的地位、必要性和有益性，然而又不要控制成长。由于了解了成长的机制，它为内部成长提供手段，心甘情愿地帮助它，不仅对它抱有希望，而且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我看来，需要的满足理论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这个把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就是在低级需要自身充分满足已经实现的基础上会浮现出新的高级需要的倾向。有幸正常生长的儿童，需要获得了满足，对他充分尝到的快乐厌烦了，会热切地（没有强迫）继续寻求高级的、更复杂的快乐，只要这些快乐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可以得到而又无危险和威胁。

这个原则，不仅在儿童较深的动机动力学中可以看到范例，而且在微观上，在他的更朴素活动的任何发展上，例如在学习阅读、溜冰、绘画、跳舞上，也可以看到范例。掌握了简单词的儿童，强烈地喜爱它们，然而他们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在适宜的气氛中，他就自发地表现出渴望继续掌握越来越多的新词、较长的词、比较复杂的句子，等等。如果强迫他停留在这个简单词的水平上，那么，他对从前使他喜爱的东西就逐渐地厌烦和不安起来。他要求前进、运动、成长。只有在下一步遇到挫折、失败、非难、嘲笑时，他才停止和倒退。这时我们就会面临错综复杂的反常动态和神经症损伤，在这里冲动可能继续存在，但不付诸实现，甚至会丧失冲动和能力。

因此，我们用来盘旋而上的东西是附加在我们种种需要的层次排布原则上的一种主体的设计，这个主体设计带领和指引个体沿着“健康的”方向成长。在任何年龄阶段上，都确实有需要层次的排布原则。恢复觉察自身快乐的能力，即使是在童年，也是重新发现已牺牲的自我的最好的方法。治疗的过程帮助成人发现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压抑的）对他人赞许的需要，没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帮助成人发现，畏惧失掉他人以及与此相联的畏惧成为软弱的、失助的、被抛弃的人，都不象它们对于儿童那样是正当的和现实的了。他人对于成人比对于儿童可能是而且应当是较少重要性的。

我们最后的程式有下列组成部分：

1．健康自发的儿童，由内部产生的、反应他自己内部存在的自发性出发，在好奇和兴致勃勃的方式中深入环境，并且表现着他具有的任何技能。

2．到了他不再被畏惧搞成无能的那种程度，就到了他觉得有了足够的安全敢于前进的程度。

3．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快乐体验的东西是偶然碰到的，或者是帮助者向他提供的。

4．他必须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选择和偏爱这些快乐，而不被它们吓倒。

5．如果他能够选择这些由快乐批准的体验，那么他也就能回到这种体验，重复它，品尝它，直到饱享和厌烦的地步。

6．这时，他就显示出进展到更复杂、更丰富的体验上去的倾向，并且以同样的形式完成它（再说一遍，如果他觉得充分安全敢于前进的话）。

7．在确实感（“这个我确实喜欢，那个我确实不喜欢”）、能力感、熟练感 、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这种体验，不仅意味着自我在前进，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馈效应。

8. 在生活中包括的这个永无止境的选择系列，一般地可概括为安全（或更粗俗地说是防御）和成长间的选择。而且只有当儿童不再需要他已经有了的安全时，我们才可以期望满足了安全需要的儿童做出成长的选择。只有他才能承担起大胆行动的后果。

9．为了能够选择与儿童自己的本性协调一致，并且发展他自己的本性，就必须容许儿童保留快乐和厌烦的体验，因为这是他正确选择的标准。选择按着另一个人的希望进行这种替代标准正在形成，当这种情况发生了的时候，自我就丧失了。而且，这也会把选择只限制在安全上，因为这个儿童出于畏惧（丧失保护、爱等等）会放弃对他自身快乐体验的信赖。

10．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个儿童不是残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他一般地是选择向前的成长。

11．证据表明，健康儿童喜爱的东西，他感觉良好的东西，从观察者能觉察到的长远目标来看，对他也是“最好的”东西，这种相符情况一般地要多于相反情况。

12．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等）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尽管最终选择必须由儿童做出。

（1）环境能满足他对安全、从属、爱、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觉得是无威胁的、自主的、感兴趣的、自发的，从而敢于选择未知的事物。

（2）环境可以帮助他做出确实有吸引力和没有危险的成长选择，在较少吸引力和代价更高时，帮助他做出倒退选择。

13．存在心理学和形成心理学在这方面可以协调起来。儿童，不过是成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运动和成长。

（本文自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第四章）

附一 儿童对于限制、控制和安全的需要

编者按：马斯洛因为强调了健康人格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自我表达与创造性，在今天广为人知。而同时，马斯洛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即我们在儿童时期，需要有强有力的外部控制来引导我们内部的正常发展。马斯洛很可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非正式地从师于心理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之时产生这一观点的。阿德勒认为“溺爱”孩子对于他们的社会化情感的成长极为有害。在这篇写于1957年11月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一些马斯洛关于有效教育儿童教育的观点。 

儿童，尤其是幼儿，非常需要甚至渴望来自外部的控制、决断、纪律与安定。与大人们有能力自行其事不同，孩子们需要有明确的限制，因为他们还尚未成熟。儿童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自我控制或者有效地处理陌生的情况。如果没有明确的外部限制，儿童会感到恐惧，好像突然有人要求他们肩负起成人的责任。这种情感状态与治疗学家所称的“灾难性焦虑”十分相似，也颇像安娜·弗洛伊德所称的“怕被自己的本能淹没的恐惧”。

成人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冲动。儿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让他们依此行事而不提供任何帮助就是强加给他们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成人的这种期待，儿童的典型反应就是恐惧。似乎他们的父母突然去世，现在要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了。

例如，先仔细观察一个正常的孩子处于极度激动和兴奋中的表现，然后再想象一下一个受到冷落或者忽视的孩子突然间倍受关注，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爱怜，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会怎么样呢？这种貌似幸运的情形，实际上会导致孩子内心的分裂与混乱，并且产生灾难性的焦虑。孩子甚至可能会完全失去自我控制以及协调运作的能力。

有时候，需要把这样一个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住，直到他恢复自我控制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恢复和谐一致的状态。德裔精神病学家库尔特·戈尔茨坦对灾难性焦虑有着深入的论述。

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另一方面就是个体对于统一、整体性以及和谐的天然倾向，拒绝分离和分裂。所以，内心愈是有序，人就愈是容易感觉到幸福。内心愈是混乱，人就愈是感到恐惧。由于失去了意志力。失去了“决策能力”，我们的自我的一致性被破坏了。

当以下情形出现时，这种病理症状就会产生：一是当儿童面对他们一下能够把握的活动的任务时；二是当他们的成年监护人突然看起来非常衰弱，情况不再容许孩子们平静而幸福地度过童年，而是期待他们早日当家作主时。

即使儿童表面上似乎很想得到绝对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并且仿佛对外部的成人的控制很反感，这一心理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例如，我们有时会听到年轻人尖刻地对溺爱他们的父母说：“我是孩子时，你们就应该让我这样做了！”的确，受到过分溺爱的孩子经常会对软弱的父母产生轻视、嘲笑，甚至厌恶的情绪。

全部观点似乎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儿童需要坚强、果断、自主、自重的父母，否则就会感到恐惧。孩子们需要一个公平、合理、秩序井然、可以预知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只有强有力的父母才能够提供。（本文自《洞察未来》第七章）

附二 约拿情结——理解我们对成长的恐惧

编者按：尽管马斯洛对人性和潜能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于是，在60年代。他越来越为这样一些问题困扰：“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在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是什么在人们的心中起阻碍作用？”在这篇写于1966年11月没有发表的文章中，马斯洛提供了一个尝试性的，但却十分精彩的答案。 

今天，大多数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性的一个普遍表现，就是对于成长的渴望，对于提高自我并且实现自我的冲动。以及发挥自己潜能的愿望。如果这一点没有疑问，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实现他们的自我。据我听知，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模式还是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动力学的观点，即冲动本身与阻碍其表达的防御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这样，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假设、即最根本的人类冲动是要向健康、完善、完美和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所有阻碍成长的障碍、防卫、逃避和抑制的倾向。

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的术语“固着”和“倒退”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心理分析领域的发现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成长的畏惧，以及成长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发现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能够解释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因此，设计一些新的概念是有必要的。

当我们立足于心理分析的知识，并且超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我称为“健康无意识”的心理机制。简单地说，我们不仅压制自己危险的、可怕的、可憎的冲动，也常常压制美好而祟高的冲动。例如，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对于感情脆弱的忌讳。人们常常耻于做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人，也就是高尚的人或者像圣徒一样的人。这种对于美好本性的忌讳在青春期的男孩子身上最明显。为了看起来体格健壮、态度沉着、无所畏惧，他们常常会残酷地抛弃所有可能被称为女人化的、女人气的、柔顺的特征。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男孩子，它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些十分聪明的人常常会对自己的智力持矛盾的看法。为了和“普通人”一样，他甚至会完全否定自己的智力，尽量去逃避自己的命运，就像圣经上的约拿一样。要一个有创造性的天才承认自己的天赋，完全接受它，发挥它、超越自己的矛盾心理，常常需要有半生的时间。

我发现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强大的人：那些天生的领导者、指挥官和老板等。他们也经常为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感到困惑。对于自高自大、偏执的防范，更确切地说、对于罪过的虚荣心的防范，使他们陷于一种内部冲突：一方面，每个正常的人都愿意公开、愉快地表达自我，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自己必须经常掩饰这些能力。

在我们的社会中，优秀的个体一般要学会像变色龙一样披上谦虚的外衣。至少，他已经学会不公开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能力的看法。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允许一个聪明的人说：“我是十分聪明的人。”这种态度会冒犯他人的。这常常被称为自夸，会引起对立的反应、敌意，甚至会遭到打击。

这样，一个人如果说自己很优秀，即使有理由这样说，即使这完全是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人们也会认为说活者是在宣称自己的支配地位，并相应地要求听者服从。这样，人们感到反感，并变得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都很普遍。于是，优秀的个体便常常通过贬低自己来避免他人的攻击。

但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自感坚强、充满自信才能够具有创造性，达到既定的目标，实现自身的潜力。结果，优秀的运动员、舞蹈家、音乐家或者科学家便被迫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冲突之中：一方面，正常的内在精神使他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却要求他意识到别人会把他的真实能力看成是一种威胁。

我们说的神经症患者便可能是由于惧怕惩罚和敌意而过度压抑自己的人。他放弃了自己最高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自己全部潜能的权利。为了避免惩罚，他变得谦逊、逢迎、甚至还有受虐倾向。总之，由于害怕声张优秀而受到惩罚，他自愿降低了自己人格成长的可能性。出于安全的需要，他削弱并且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但是，人的深层的本性并不能够完全被否定。如果它们不能够直接、自发、酣畅地表现出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隐秘的、模糊的甚至鬼鬼祟祟的方式表现出来。至少，失去的能力会在噩梦中、在令人焦虑的自由联想中、以及在奇怪的口误中或者难以解释的感情中得到表达。对于这样的人，生活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一种精神分析学已经让我们熟悉了这种冲突。

如果说神经症患者已经完全放弃了成长的潜能，杜绝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他看起来却是一个典型的“好人”了：谦逊、顺服、腼腆，甚至自我贬低。这种潜力的放弃及有害后果的最具戏剧化的结果便是导致人格分裂。其中，受到否定与压抑的潜能最终以另一种人格的形式逃离出来。

在所有我知道的这类病例中，分裂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是一个完全传统、服从、温顺和谦恭的人。他一无所求，抑郁寡欢，毫无生物性的自私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戏剧化地出现的新人格，一般来说更加自私，追求享乐，易于冲动，难以拒绝诱惑。

于是，大多数优秀的人所做的便是与更广泛的社会妥协。他们对于既定的目标跃跃欲试，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对于自身的特殊才能，他们常常希望一展身手，尽显其能。但是，他们也同样会将上述的倾向用谦逊、恭顺掩盖起来，或者至少会寡言少语。以隐藏其锋芒。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是在争取自己与生俱来的完整人性，他们是要自我实现。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同时，他们又为恐惧而感到紧张，掩饰或者隐藏自己正常的冲动，使这些冲动带上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使他的恐惧得以减轻，同时，也抹平了其他人。

更简单地说，神经症可以看成是既有所有动物与植物共同具有的成长与表达的冲动，又与恐惧纠缠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长是以一种扭曲、痛苦、毫无欢乐的形式发生的。正如心理学家安吉尔所作的恰当的评论，这种人可以说是在“逃避自己的成长”。

如果我们承认自我的核心至少部分地具有生物的性质，包括身体构造、组成、生理机能、性情、偏好、为生理所驱使的行为，那么同样可以说一个人会逃避自己命中注定的生物特性。或者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在逃避自己的事业、责任和使命。也就是说，他在逃避一项适合他的特性的任务，他为之而生的任务。他在逃避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历史学家弗兰克·R纽尔为什么曾经称这种现象为“约拿情结”。我们都记得圣经中关于约拿的故事。上帝召唤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话，但他却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使命，企图逃避。但是，无论约拿跑到哪里，都找不到藏身之地。最后，他终于明白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听从上帝召唤，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召唤去完成一项适合我们特性的任务。逃避、恐惧、犹豫不决、矛盾重重都是典型的“神经症”的反应。这些反应之所以是病态的，是因为它们造成了焦虑与心理障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同样这些机制也可以是走向健康、自我实现和完整人性的本能要求的体现。那些萎缩的个体，渴望着完整人性，但从来不敢大胆地去实现。而那些奔放的个体，则向着自己的命运昂首阔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简单来看就是恐惧与勇气之间的差异。神经症可以说是在恐惧与焦虑下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普遍的朝向健康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过程受到了阻碍和束缚。神经症患者也要求自我实现，但他是在曲折地蹒跚而行，而不是向着目标勇往直前。（本文自《洞察未来》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