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需要（选）（1954,1987）

（美）马斯洛 著  张军 选编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安全类型的需要（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它们同样可能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个人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其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以及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威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食物不足，等等，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

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的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的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两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噩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就是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框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打架、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孩子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的、不熟悉的或者应对不了的物体，面对疾病、死亡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

在儿童身上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的、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不受野兽、严寒酷暑、非法攻击、谋杀、动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身处安全之中的人不会感到危险。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人们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一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或者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不然的话，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做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症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其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己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在这方面，特别是霍妮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症中，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症。这类神经症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接触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不算过分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枚关的反常需要。对新奇和未知事物健康的趣味，在一般神经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

在存在着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急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导致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包括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在对危险做出反应时，也倾向于现实主义地向安全需要的层次退化，以备防御。但这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生存在安全线附近的人身上。对权威、合法性、法律的象征的威胁特别能使他们感到不安。       

（本文自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