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的情绪障碍（选）（1969）

（美）马斯洛 著  张军 选编

当我着手研究创造性这一方面的问题时，它完全是一个学院的、教授课业的问题。近几年来我被调到大工业或象美军工程设计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件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象我的许多同事遇到这种事时一样。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今日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当代大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而这时，我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我想，对有创造性的人员的管理是既棘手又重要的问题。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论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我以为，是这个机构有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这也有点象是试图调和革命和稳定的社会，因为我所研究的人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是背对着现存的东西，不满意现状的。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你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期间，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你可以选择“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得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象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地下的，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才能得到它。

说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是就大多数人对它的无知说的，这样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这个含义在历史上是从未提出过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怕知道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我是在谈论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始发创造性来自无意识，它是新发现之源，真正新事物之源，是离开现存东西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起作用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不得不涉及的问题，即，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象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能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技术，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许多别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但我想，我能揭示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我曾在我选出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中发现了这种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探入人的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我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验到的例子。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表面可见更多的创造性。我最近曾走访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精神分析家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是说通常可以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都有的印象。假如你愿意，可以称它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突破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我指的是强迫症。

有这种神经症的人是刻板的、封闭的人，他们不能开怀玩乐。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不能不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簿记员，等等。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大多数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于是我们又一次从极端的例证中学到了某些有关较一般和较正常情况的知识。这些人必然会成为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合意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有威胁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可能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很起作用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无焦虑。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怕的是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压抑的东西。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扮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内的危险，但此后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只要他一看见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有条不紊。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那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过程中丧失的东西很多。自然他能赢得一种平衡。这种人能终其一生不致垮掉，能掌握事态于控制之下。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受到教导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去。

我所说的这些话是要表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地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力求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着迷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象是疯狂）。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象。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严丝合缝戴笼头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象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显著，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有一件事我未曾谈过但最近在我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中曾深感兴趣（对非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样），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或我们直接称之为“同性恋”的任何事物的极端畏惧。假如他是在一种硬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象、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慢，但这些一总都作为危及一个人的阳性形象而被隔离开了，一切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往往会在正常男子的适应中受到压抑。而许多被称为柔弱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现在我想，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我能对于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力求有条不紊地对待杂乱无章，以理性对待非理性，这是一项硬任务，但我们已经有办法这样做。以下是我曾写过的一些评论。

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会造成强迫症，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能容许自己失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有毛病的理性，以及也有毛病的始发过程。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狡诈而隐秘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讲和，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盲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盲无所见。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象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强迫症例子是我过去的一位老教授，他是一个有节约癖的怪人。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曾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正如这样的人会做的那样。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也非常不愉快。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是这种类型的人。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十二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的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极经常地用得上这样的人。

于是，用这种二歧式防范和畏惧的眼光看始发过程——这就是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深深下降时，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象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伪装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使事情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物体浓缩为一个物体象在梦中能做到的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忆梦。我所说的一切对梦都是适用的）。始发过程和行动没有关系，因为它能不用做什么或无须动作而只凭幻想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始发过程是先于评价的，先于道德的，先于伦理的，先于文化的，先于善和恶。在大多数文明化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不成熟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记住：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我所说明的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患者。

我想，你们能看出这个论断的含义。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能创造的健康人中，我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探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高明地且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我能肯定地报告，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让我们说，他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象、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若狂性生活了。象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想我们都会很感兴趣的创造性。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强迫型人，在极端的例子中是不能娱乐的。他不能顺其自然。这样的人，举例说，往往避免社交聚会，因为他太敏感并设想参加聚会可能显得有点傻相。这样的人怕贪杯，因为那会使他失去控制而造成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所有时间都在控制中。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难以催眠的被试。他很怕麻醉，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充分意识的状态。这是一些力求在聚会中保持尊严、秩序、自觉、理性的人，在那里你会被认为不是那样的。当我说一个十分安于他的无意识的人能那样顺其自然时，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在这种聚会中要有点疯狂，要有傻相，要插科打浑，并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要有狂热的时候——一象那位精神分析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象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倒退——而不是力图显得庄重和总是有所控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就象一个被描绘为“大模大样的”人，甚至坐在椅子里也是那样。）

也许我现在能够就这种对无意识的开放态度多说几句了。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意识的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这两个世界——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相安呢？一般地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起初觉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通观历史，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男人害怕女人，因而曾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象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请记住，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性，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担惊受怕的主子和满怀憎恨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张，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但是没有一个男人（在原理上说）能够在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作为伴侣的情况下而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在年代顺序上，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是从研究梦和幻想和神经症过程中得来的，以后又从精神病研究和对疯狂过程的研究得来。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濡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是在近年，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并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我们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当然，现在已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不自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能很快看到这种病态。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我们一旦超越并解决了这种二歧式，一旦能把两极一起纳入它们本来就在其中的统一体，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也就有可能结束一个人的内战了。这正是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中所发生的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我曾描述健康人好象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它很难用言语说明，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我说，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象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也许我能用我说过的聚会的例子来解释。最成熟的人也是最能打趣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象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我想，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至于如何达到这种融合，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我所知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幻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常识意味着在今日现世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今日现世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超越地球的表面，去想象，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提出的建议，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我想我的这一推荐对于一个公司是有作用的。我试图向他们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遵循惯例，往往有点古怪；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那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象是对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处方能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浪荡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阵阵勃发中，他们可能潦草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跳到桌面上来，大量地，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自然，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无须千篇一律或持续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这样做（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炽燃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然后又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曾提及，这对一个公司或至少对公司中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有用的。因为正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

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风纪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我们将在美国而不是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推测可能还需要十几二十年时间。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巨额的经费现在正用于研究和发展。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我毫不怀疑，那些曾在大机构中行之有效的实施准则绝对需要某种改变和修正。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将不得不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顺便说，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现在我们已开始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与社会合拍。这样的人今天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但教授有充足的时间通常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精疲力竭。我最近听到一桩滑稽事。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

（本文自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