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经济与民主（选）（1939）

（美）杜威  著

（注：自杜威《自由与文化》第四章）

社会朝新方向运动时，总会产生一些简单化的事情。人们容易忽略早期简单化到后来给人带来的好处。简单化所产生的益处和所造成的害处在开始的时候和到后来批评的时候，被颠倒过来了。其实，简单化是有好处的。因为简单化可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事务中新发生作用的倾向，这种新倾向更充分和更自由地发挥，也就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夸张使得新的因素突出；然后承认它，而这种承认便成为推动它的一种积极影响，因而新的因素便有意识地而不是多少盲目地发生着作用。有害的是：事实上，由此所构成的理论是以一种绝对的措辞陈述出来的，似乎它可以适用于一切地方和一切时间，而不限于当时的条件，并且具有一定局限性。后来，当条件发生变化，以致原有观念失效时，同样统包一切的反动就来了。原来的观念被贬黜为纯粹的幻想；与激起原来观念的条件相反的某种更新的运动于是往往又具有类似的绝对性。

自从自然科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兴起以后，理论方面的简单化有两大类。理论被简单化，或者夸大人的因素，即夸大人性中所派生出来的构成因素，或者夸大“外在的”环境因素。流行的观念则常常是一种多少带有一些模糊的和矛盾的调和物，从每一个观点中吸取一些因素而乱七八糟地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假如注意到极端的看法在它的现有的前提下是合乎逻辑的，但由于这些前提的绝对化而在行动上使人走入迷途，事情就可以得到澄清。这种理论和另一种工作程序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对比：后者把社会事件看做是人性构成因素与文化条件两方面的交互作用。而有人却把事件解释成为似乎在这种交互作用之中，某一个因素就等于是全部的东西了。我将批评这样一个类型的社会学说，它把人的因素尽可能地几乎减低到了零点；因为它完全用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来说明事情和制订政策。我们准备用马克思主义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当交互作用中的某一个因素被孤立开来而被当作至上的东西时所产生的这种绝对主义。它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一则因为目前它很时髦，再则它宣称它提出了关于社会变化的唯一严格的科学理论，从而也提出了影响将来变化的一种方法。

既然这种理论涉及实际的和党派的争论，而争论是激动感情的，那么，说这个理论在这里是被当作一个所谓“客观的”或“现实的”绝对主义的事例以及是为着希望对于当前的实际问题获得一些线索而加以讨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的拥护者由于这个理论本身的性质，在态度上简直是如此绝对，以致认为凡是关于他们的理论的批评都是由于（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阶级偏见——这种态度现在归结为把任何反对者一律都称为亲法西斯主义的。我相信没有这种先入之见的人们会了解，这类批评并不否认经济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否认当前经济制度有产生与民主自由相反结果的倾向。毋宁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们所承认的。批评的目的在于指出：把这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孤立开来，当作是一切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人们可以主张：要有真正而确切的民主，就必须大大改变当前对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控制情况，但他们仍然可以接受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批评——的确，提出或接受这种批评，就正是因为他相信经济上必需要有这样一个改变。

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因素（实际上这个因素只有和另一个因素互相影响才能发生作用）孤立起来是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生产力的状态最后决定着一切形式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政治的、法律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道德的。在它原先的公式中，本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在后来的陈述中，这个附加条件就有意不提了。因为它还承认政治关系、科学等等一经产生，就作为后来的事件的原因而起着作用，这种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产生它们的那些力量的作用。

后来忽视这个附加的条件把它贬低成为一个脚注，这并非完全偶然的。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不去注意它。如果承认了这个附加条件，只凭对现存情况的观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就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次要的结果在一定时期产生了一些什么后果，这里这些次要结果，现在就已经获得了作为原因的地位。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探讨，而且通过具体的探讨来决定什么结果，例如说，是由于科学，而什么结果是由于所谓单纯的经济生产力。采取和实行这种方法就是实际上抛弃经济决定论的那种统包一切的特征。它会使我们站在相对论和多元论的立场来考虑许多交互作用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无疑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如果能比他所容许的更广泛地承认这个附加条件，他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历史地位。然则，即使在承认经济条件决定政治和法律形式的重要性方面，他也并不是第一个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几乎是老生常谈。影响美国共和国创始人一贯强调一定的财产分配状态和民众政府的安全保持之间的联系。但是马克思确实前无古人地把财产关系追溯到生产力的作用。他还区别了可能的生产力状况和一定时期内实际存在的生产状况，并指出后者经常是落后的。他十分详细地指出：落后的原因是生产力为过去生产状况所留下来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条件所束缚。马克思从后一观点出发对当前事态的批判是深刻而有永久价值的。   

然而在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式的简单化的巨大优点却在于这个事实：它把早期社会革命家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和企图成为彻底“客观”的科学分析，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规律”表述出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规律还展示出了一个为被压迫的经济阶级求得最后解放的正确方法。因为这个理论不仅提出一个观点，以供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之用，还宣称是在陈述一个唯一的规律，而经济关系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决定着社会变化进程的。这个规律就是关于为经济所决定的阶级存在的规律，这些阶级之间彼此进行经常的战斗，其结果则社会变化朝着使生产者从过去束缚他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方向发展。最后结果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接受某种经济决定论的观念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接受这个观念并不就使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是经济力量发生作用的途径；经济力量是通过这个途径来影响社会变化和社会进步的。这个“规律”并非、也并未曾打算，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推演出来，它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形而上学中推演出来的。其推演的方法，据马克思说，就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黑格尔的体系是辩证唯心主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逻辑的范畴，通过宇宙的任何部分的和不完全的理性结构的公式中所固有的内在运动，产生它的反面，而这两个对立面的结合就能较高一级地和更适当地掌握住事物的本性，直到最后一切可能的观点以及其一切 所谓矛盾都成为一个包罗一切的体系中“有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把辩证唯心主义转变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那里，作为达到最后统一和和谐之手段的矛盾的辩证法被保留下来了，而其中的推动力量却是经济阶级，而不是观念。所以它的“唯物主义”不同于单纯根据物理科学的结论的“庸俗唯物主义”，正象这个最后的社会主义，或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最后综合，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他们是空想的，因为他们把力量和动力归之于人类对价值的偏爱，因而把推动的力量归之于道德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运动必然自决地趋向于它的极终的目标，正象在黑格尔体系中的逻辑范畴的运动那样。因此，马克思不仅抛弃了黑格尔体系的唯心主义的理性论，粗暴地谴责它，而且也以科学的名义否认人类的价值具有推动的力量。

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也是一个有希望的激进的政治运动的时代，所有这一切运动都有一种显著的经济倾向，而其中有些公开地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当时的法兰西。在德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黑格尔哲学占统治地位，一切重要的差别都只是黑格尔学派中各翼之间的差别而已。把所有这一切条件集合在一起，就无怪乎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看到了一个原理，当从经济方面解释它时，它就成为一个关于社会变化的科学的可靠基础了，同时它也成为革命运动指导实际活动的最高指导思想了。

重要的社会运动发展了某一种哲学来指导（至少在名义上）它们的实际活动，并在事后来为它们辩护。德意志文化在这方面曾是特别地热心和丰富多产的，而一切想以其他的根据来处理实际情况的企图则被认为仅仅是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一个表示贬斥的名称，大约等于把他们叫做江湖医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除了这一个具有唯一物质基础的规律以外，凡是接受任何其他规律的人们都是乌托邦的梦想者。于是这个辩证法的公式是从现代哲学家中最形而上学的，即最不科学的哲学家中所借用而来的这个事实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式的拼凑的流行，因为它的实用性似乎不仅被现实的经济情况和马克思的预言所证实，而且特别被正在发生着的阶级冲突的增加所证实。

阶级斗争的观念具有一种特别适时的性质，由于它主张当时存在的阶级斗争乃是在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后者是工厂的工资工人阶级，既无土地，又无任何形式的储备资本。马克思对于英国工厂体系的具体事实的研究支持着他的一般理论，它具有相当数量的经济概括，而对于这些概括任何理论都能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例如具有日益严重的危机的经济周期的存在，趋向于联合和集中的倾向等等。否定之否定的原理的这种简单化的浪漫主义曾主张：阶级斗争通过一个暂时无产阶级的专政的中介，最后就会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作为政治压制力量的国家就会消亡，一切政治的机关都变成了维护共同利益的民主管理的工具。即使反对一切压制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能在这个终极结果的预期中得到满足。

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猛烈反对把他们的信条和过去的神学体系等同起来的任何意见。但是一切绝对主义都倾向于采取一种神学的形式并激起那种过去伴随着进行十字军战争的宗教而来的热烈情绪。在我们时代以前世界中，神学上的关心和冲突还涉及到我们想像中所不能回忆的当时的利害关系。那就是说，它们在事实上较之在回顾中所呈现出来的更为“实际”一些。同样，这个唯我独尊的而本身又是玄想的马克思主义和现存的经济情况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新的压迫形式相联系着，带有直接实用的色彩。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实际的事情使得抽象理论有声有色，而理论又成为激起行动的源泉，为之提供一些标语和口号。漏洞和不一致之处总是能够用注解来弥补的；而每一绝对主义的信条都证明了注解的才干是没有限制的。照例，实际所发生的事情能和教条调协一致，而教条又会暗暗地使自己适合于事实。

无需乎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理论方面。这里要谈到的是据说它支持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严格的科学形式，这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科学的。用关于文学作品的说法来讲，马克思主义在它宣称是科学的问题上已经“过时了”，因为正如必然性和追求一个包罗一切的单一规律是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学术空气中典型的东西一样，几率和多元论则是当前科学状况的特征。因果必然性这个观念的旧解释业已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一点对于那些熟悉晚近发展的人们来说，是无需赘述的。然而也不必走向极端，完全废弃这个观念以证明对目前主题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点。

在任何研究的一系列的事件中都会找到因果的顺序，这是一个观念；一切事件的系列都被唯一的因果律联系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这是另一个观念，而这两个观念之间有着天渊之别。即使承认前一个原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设定，后一个概念则是形而上学的和在科学范围之外的。当自然科学开始在争取自己的独立时，以及后来当试图把社会现象从任意的自由意志的领域中取出时，那些想引起新的斗争的人们便从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借用神学已经使之流行的一个观念，即一个单一的、包罗一切的因果力的这个观念。这种力量的性质以及它发生作用的方式在新的科学解释中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但是习惯的要求却由于维持旧的思想形式而得到满足——正好像第一辆“无马马车”仍然还保留着为它们所代替了的马车的形状一样。首先废弃了超自然的力量，然后又废弃了（在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时代用来代替“神”的）自然，因而这里留下了一个空缺，而现在这个空缺又被填补上了。科学工作以及它所达到特殊的结论慢慢地才搞清楚：科学并不在和神学竞争着寻求一个单一的最后解释，因而就无需乎再从事这种辩护了。

废弃这一点不是说不设法作广泛的概括。不过，这些概括的性质和功能已经改变了。它们现在在效果上和在功能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式，它们实现着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化，而仍旧保持着这些领城在性质上的差别。

今天没有人会想从一个假定的关于某一种单一最后的力量作用的普遍规律出发来从事于一定的发明。发明者在把一个观念转变成为一个有用的技术设计时，总是从检验专门的资料出发并尝试一些专门方法来把它们联结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单一的原动力的这个包罗一切的单一规律所演化出来的这些实际技术是模仿科学研究中和科学技术中那些已经废弃了的模式的。按照它的说法，必须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从各种方式来引起阶级斗争。因为按照辩证法来说，这个理论的实质，并不在于仅仅承认阶级冲突是事实，在这一方面它曾对十九世纪早期的普遍和谐和普遍互相依存的概念作了必要的纠正。它突出的特点就是：社会进步是由于加强资本主义的雇主阶级和无产的雇工阶级之间的冲突所促成的，因此，最高的道德原则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

物理上的类比大致是这样的，事先假设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论：“自然是憎恶磨擦的”。然后发现没有一种机械的工作是没有阻力的；而没有阻力是没有磨擦的。然后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要靠废除润滑，加强磨擦，于是才有一种普遍的磨擦状态，由于它本身内在的辩正法，使得各种能力彼此适应，因而能为进行有益工作提供最可能的条件。社会是以利害关系的冲突和磨擦为特征的；利害关系可以通过某种夸大和更大的集中来界说阶级。也可以承认：利害冲突在一定情况之下曾经对社会进步具有刺激作用；甚至可以承认一个没有利害冲突的社会会陷入一种无望的僵死状态。但是通过最大可能的加强冲突来求得普遍和谐的这个观念则仍然类似上述的那个物理学上的事例。非马克思主义者时常把严重的经济利害的斗争是存在着的这一命题，和它是促使社会朝着所想望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的方向变化的唯一途径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视为同一回事情。

所提出的批评并非指向任何马克思根据对实际情况的观察所作的概括。相反，这个批评意味着有必要继续观察实际的情况，根据现在所观察到的东西来考验和修正一切早期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理论弱点是：它假定在特殊时间和地点所作的概括（而且当时也只是把一些所观察到的事实置于一个来自形而上学根源的前提之下），可以无须继续依靠观察，继续修正这个作业假设所作出的概括。在科学的名义下，一个彻头彻尾反科学的程序被陈述出来了；按照这个程序，一个概括一经形成便具有最后的“真理”的性质，可以适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方。

放任的个人主义也曾迷恋于同样的一种包括无遗的概括，只是方向相反罢了。无疑的，按照对立面统一的规律，这个背景在造成一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气氛中是起着它的作用的。但是两个相反的错误并不构成真理，尤其这两个错误有同一个根源。撇开一些历史事实不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许可以被视为对古典经济学说的下述这个观点所作的一个概括性的修正：在公开的市场上完全自由的竞争会自动地在人们和国家间产生普遍的和谐，马克思不过把个人间的竞争变为阶级之间的斗争罢了。

上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例子来说明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一元论这个把宇宙当作一个整块的理论。几年以前用放任主义的观点做例子就会是合适的，这个观点是从斯密斯的观念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观念中发展出来的。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提到前景上来，主要地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缘故。在马克思的名义指导之下俄国革命被认为是大规模地证明了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苏联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学说上，认为没有任何观念在获得人们的注视上是胜过它的。它曾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地方成为可怕的祸害，而在另一些地方又赋与了它以巨大的威信。当俄国革命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里被提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证明时，它使得一些老的社会主义政党瓦解。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争论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里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性。

这类事件的发生必定引起强烈的情绪和在解释上相应的冲突。在当前这个事例中，不仅在理论上有分歧，而且对于这种情况的事实也有出入。人们能够根据他们认为有权威的来源找到资料（真实的或确信的）来支持几乎任何关于苏联实际情境的看法。事实（包括统计在内）被引用来指出：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事业的机械化中已经获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生产方面有了巨大的收获，而且尤为重要的，正在创建一个真正工人的共和国，而且随着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标准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们也可以找到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变成一个政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又变成一小群官僚对于这个政党的专政，直到后者为着要维持权力，而采取已被推翻的沙皇专制政权所用过的一切压制的措施，并且在执行中又大大改进了技术技巧。人们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在一个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社会上进行控制的政权里，以收入很大的不平等为标志的经济上的一些阶级正在成长。这些事实问题不是辩论所能解决的。所以，虽然在我心里对于手头所掌握的证据所指由的结论是没有怀疑的，但我将不在这里对于所涉及的事实上的争执企图采取什么立场。   

就目前的题目和问题而论，只要有一定数量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够了。一个一元论的理论在实际的执行中就伴随着由一个政党控制着出版、学校、广播、剧院和每一种交通工具，乃至对于私人集会和私人谈话也加以有效的限制。如上所述，关于事实情况的意见之所以有着很大差别，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有效的专政（而一个无效的专政就绝不是专政）完全控制着出版、旅行、通讯和个人的交往。结果，只有少数人掌握着有关政治方面的消息来源，而正是这一群少数人对自由的研究与报导尽其最大力量加以阻止。这样压制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因为这是专政的实质，而它又是“革命”所执行的主张的实质。而对一切反对者的残酷迫害和惩罚也是无可争论的事实之一。由于一连串的审讯，每一个最初发动“革命”的男女，除了少数比较次要的角色以外，都被剥夺了生命（或政治活动）。这种行动是否公平合理乃是争辩的事情之一，但是对于每一个早年重要的领袖的放逐、监禁或处决这个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作为判断在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背面的理论的标准，我们或者断定这些人是对于他们自己解放人类的事业的叛徒，或者是作了一个小集团为了要独霸权力的牺牲者，这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的——正像我们对于这些人的特性所作的判断中所包含的差别不太大一样。

无可争论的事实证实了从其他历史事例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绝对的原则和异议是不相容的；对于“真理”的异议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错误，而是一种罪恶和危险意志的证明。当占统治地位的教条是科学方面的，这种罪恶是用一套措辞来描述的；当它是政治方面的，措辞就不一样，“反革命”代替了“异端”。

心理上和道德上所激起的倾向和表达这些倾向的活动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当一般的理论应用到特殊事情上去的时候，它并不进行自我解释。因此，必须有一群人出来说明它对于这一情境和那一情境的关系的重要性，然而一群人仅仅从事于解释，他仍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除非他们具有执行决定的权力。赋与任何一群人以权力，而他们对于执行这种权力又不担负责任，这是极端危险的，这是民主国家里众所周知之事。愈是宣称据以执行这种权力的原则是绝对的，就愈会武断而不负责任，这两者是成正比例的。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反对异端或反对反革命的行为，最后就必需承认这些被认为代表这个原则的官员们就是这个终极目的的体现者。帝王曾经一度赋有神权。俄国早期虽曾由于强调集体行动的特别重要性而反对个人崇拜，但后来又让位于对倾袖的一种拜占庭式的献媚。

国家作为政治上的强制权力，并没有消逝，这是另一无可争论的事实。相反地，国家的行动大大地增强和扩大了；党内的派别、工联和早先苏难埃的独立活动现在都被判定为即使不是反革命的，至少也是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是不相容的。任何一个有权的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权力，除非更占优势的力量逼追它这样做。这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学说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个主张的这一特殊方面应用于今天掌权的人们身上，这就是件随着辩正法的学说而来的“矛盾”之一。也许值得追问：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分裂为许多宗派，彼此之间的斗争和他们与他们敌人之间的斗争同样地尖锐，这是否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有同样的关联。

虽然这个理论原本认为个人的憎恨是在非个人的经济力量势力范围以外的东西，但同时使人怀疑的是在神学家之间彼此憎恨的历史中是否还有什么事例在强度上超过了像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坚定信徒们对待反对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恶毒的憎恨，这种怨恶，在对于那些在某些地方赞同他们的人物方面，较之在对于公开承认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方面还更厉害些。因为前者是异端者，而后者不过相信自己本来的信仰而已。后者和异教徒一样，是无知的，他们不同于异端者。在有专政存在的地方，就使用物质的力量，而在美国便用口头咒骂来代替，比较温和的称呼是法西斯主义分子或法西斯的朋友。

我国，自由主义者对俄国极权主义表示了莫大的同情心，甚至肯定这个国家实质上是民主的国家，我们应改努力跟这个国家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这是不足奇怪的。在苏联，自从推翻了沙皇制度以后，许多地方都确有进步。这些是看得见的而且也是被广泛宣传着的，但同时关于政治事务方面的管理却是一本密封的书。尤其有影响的是这个事实：那些看到我国现有经济体系所具有的阻碍作用的人们为另一国家在推翻这个体系方面所作过的事情所感动。而且我们又并不习惯于十分严肃地对待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我们是经验主义地和“实用主义地”把它们当作有用的口号。我们并不懂得，大陆欧洲的人们，尤其那些在德意志思想影响下受过教育的人们，对于在“经验主义”指导之下的行动，较之我们对于抽象的理论，尤为蔑视。再者，当显然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容易把它们解释成为早期专制制度中所形成的倾向残余的结果，或者说成是仍然带有准亚洲式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表现——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这种唯一无二的理论有着流行起来的可能。

以上所述，并不贬低经济因素对于文化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影晌（而且目前也确实不贬低它对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过为了追求自由以实现经济变化时，民主的方法虽还缺乏实际内容，但确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我同许多其他人们一样，时常指出当前工业和财政制度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和方法产生着有害的结果。我仍未放弃这个意见。但是极权国家的情况证明以下这个事实：现有的形式仍然鼓励着讨论、批评和自愿结合的自由，因而在一个享有选举权和群众代表的国家和一个（左的或右的）专政国家之间划分了一道鸿沟——后两者的区别则由于它们彼此借用对方的技术而不断地缩小了。至于这个事实，批评者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是未曾觉察到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只是资本家一个阶级的工具，用立法、法庭、军队和警察来执行它的意志和维护它的阶级统治。但是，不断对政府行动进行批评；不只一个政党在陈述各种相反的政策；经常的选举；服从于多数决定的讨论和公共教育；尤其这一事实：政治行动只是许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因素等等，这些情况具有一种为对局部民主的批评者所不曾懂得的价值。如果把我们在政治上的民主同极权的政治控制作一对比，我们在政治上的民主是形式多于实质。当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批评时，这就更加强了我们上述的论点。我们中有些人曾受过这样的教养，他们把无限多元的社会倾向的活动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在这些社会倾向中有很多东西是既非政治的，又非经济的。在这些人们看来，政治服从于经济所具有的意义却是那些没有在社会事务中，我们却产生了判断上一定的平衡和某种均衡状态。在产生任何的社会结果中，总有许多不同的因素起着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是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至于坚持这一和那一特殊的措施和目标，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的。但是至少有足够的民主，任何一种倾向在和另一倾向交相作用时才会获得一种平衡状态。一种平衡状态所呈现出来的性质是会招致轻易的批评的。但是跟一元论的观念付诸实行时所产生的幻想比较起来，各种倾向之间的平衡状态，一种倾向于中间的运动，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所不可能具有的。即使英国人民也难以理解政治在我国为什么和怎样会不像在英国那样吸引人们的兴趣。如果在我们这里所产生的结果时常是团结的松弛和行动方向的游移不定，然而，培养起来的想像习惯在像俄国这样一个趋向于唯我独尊的结构的国家里会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把情况理想化。普通的人也许是普通的，但是正由于那个理由，他就要结算一下损益盈亏，而结算出来的盈亏，对于民主，较之任何法律，即使是书面列入宪法之中的，都有较大的保障。

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要对经验多元论和实用主义的方法作盲目的歌颂。相反，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去认识在实验性的活动中运用多种观念作为作业假设的重要性。无思想的经验主义只能为人们在可见景象的背后秘密玩弄手段提供机会。当我们说我们是遵循常识的政策（从高尚的意义所理解的常识）时，事实上我们也许会被自称为民主而行动上破坏自由的人们牵着鼻子走，除非我们能在一般观念指导之下观察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带概括性的警告；说得具体一些，我们应该留心、提防那些侃侃而谈“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把美国主义当作是为了某些隐蔽的经济目的所采取的党派政策。

科学的实验法是经验已经达到了成熟时的经验法的范例。它既反对“庸俗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只承认依靠经验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又是依靠着一连串尝试与错误的动作，不受表达出来和经过检证的观念的联系所调节的；也同样反对绝对主义，这种绝对主义坚持只有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已被某一集团或政党所揭示和占有。可以引用斯特拉戚先生的话，来说明当前“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是权威主义的和一元论的——即受一个统一的理想统治着的。他说：即使俄国以外，例如说在我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不允许有对立的意见存在。这只是在肯定说社会主义是科学的。”难得，大概也不可能找到比这一句话更直接了当排斥了一切使观念和理论成为科学与民主的性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国有些文人会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陷井之中。主要的这是因为他们很少有科学的态度，最容易生吞活剥地接受这样一个见解：“科学”是一种新的绝无错误的东西。

重复一遍在别处所曾说过的一句话。象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概括，宣称它陈述了关于事物变化（无论自然的或社会的变化）的最后真理，这种概括并不能道出根据实际发生的事实所得出的一般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了每天行动，理论唯一的价值在于它所给予具体事情的重要意义，而这些事情是借助 这个理论来观察的，是在它们彼此的具体关系中来观察的。观念统一的最后结果就势必把一群特选的人物置于理论的概括之上，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决定理论在某一重要事情上有什么意义——即决定应该怎样做——的那些人们乃是超越于理论之上的，即使他们宣称是按照这个理论办事的。要求统一意见，“不允许有对立的意见”，这首先要有一个政党，然后在政党内部又要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决定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唯一“真理”是什么——加上一套真正神学式的注解技术来说明一连串矛盾政策中所存在的充分一致性。因此，早期曾贬责民主主义，说它是中间阶级的资本主义，而称呼一切其他社会主义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现在己经改变了。今天是采取“人民战线”政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称为二十世纪的民主主义了。还有，从前谴责纳粹德国，其后却又开始同它结成事实上的联盟；过去，宣扬正统的主张，说只有共产主义通过一连串国际和国内战争才能建立和平，现在又对世界和平发生了非常值得嘉许的兴趣。科学的方法，运用作业假设而不用固定的最后的真理，是用不着有一个“核心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唯一的“真理”是什么，也无需要发现一整套胜过古代神学的注释来解释一些明显的矛盾。科学的方法对于“对立意见”的冲突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只要它们能够提出观察的事实来支持它们。

既然已经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性的理论的例子，说它把它自己建立在环境的客观因素之上，把它们同人性因素的交互影响分隔开，那么在结束之前，还要谈一谈它怎样忽视了人性的问题。有人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至少作为一个实际的主张，乃是诉诸利己的动机的，然而这个说法却和它是忽视人性的说法是相矛盾的。这句话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种谴责语来用的，但同时它又有时出现于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之中。但是实际上它是接近于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生产力的状态是唯一的推动力）颠倒过来了。因为按照这个见解，一切人性因素都是被“物质的”，即经济的力量从外部形成的。给与人性的任何组成部分以独立的有效性，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来，便陷入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摧毁的唯心主义类型的理论之中。

一个比较公平得多的批评会要说，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忽视了人性方面的一切东西，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具有效能的因素，它只是事先受生产力的状态所决定的罢了。当马克思主义宣称要去代替“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它既抛弃了道德方面的东西，也放弃了心理方面的东西。至于这个理论是否事实上做到了这一点（但不做到这一点，它的“唯物主义”就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要推动“生产力”，至少似乎需要有一定机体的需要和欲望。但是如果承认这个生物-心理的因素，那么它就必然要跟“外在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且在任何一个特殊之点上，都不能够说它的作用已经停止了。

这里所谈的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际上的意义。例如，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问题，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从这个事实所产生的：即为大规模的工厂生产所代表的经济力量的状况把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跟雇主少有或没有直接的交往——如运用手工工具的作坊中那样。因此，物质条件划分了经济的阶级并突出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利害冲突，并由于利害与共，即使只在苦难的日子里，也把后者结合在一起了。作为一种观察，这种主张中确有不可否认的真理的因素——特别是跟一些可贵的政论所努力鼓吹的内容互相对比一下，因为后者认为既然“资本”和“劳动”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之间便没有任何冲突。但是观察中涉及的事实跟那个终极理论却是不相容的。一个阶级，特别是阶级意识的形成依赖于心理因素的作用，而这一点未曾论及，而且是为这个理论所排斥的。

事实上，马克思以及他以后的每一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意识地假定了人性构成的因素的存在和活动，而这些因素又必定在产生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中是和“外在的”经济的或“物质的”条件互相作用的。直接明确承认这些因素会使这个理论有一种不同的实际见解。这会使得对马克思所强调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似乎是这样的：马克思本人无意识地采取了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心理学，也是把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乐观论的心理学头脚倒置过来了。明显地承认这些心理的因素就意味着把价值和价值判断引入关于社会运动的学说中——如后来所揭示出来的。

任何关于社会行为和社会因果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学说就势必对所发生的问题有一种现成的答案。这种答案的统包一切的性质便妨碍着对实际问题中所涉及的事实进行批判的检验和鉴别。结果，它指导着一种“全或无”的实际活动，终于招致了新的困难。我提出两件在苏联历史上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来作为说明的事例：按照这个学说，农民阶级的成员，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虽是“小资产阶级”却属于资产阶级。只有聚集在城市里的工厂工人才属于无产阶级。根据理论，那么在城市工人和大多数农村人民之间便存在着阶级斗争。为了共同的社会行动要把这两群人联合起来，其中确实包含有一个真正的心理的和政治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的前提所具有的统包一切的性质或一元性却不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加以探索。他们把问题提前解决了：认为阶级冲突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即革命运动的成功势必要使城市工人统治农村人口。任何了解俄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由于接受了这个绝对的原则曾把一个已经有困难的问题更加变本加厉地恶化了——虽然列宁在运用它时有着高度灵活性。

另一个例子就是当生产力状态已经具有了国际性的时候，在一国之内是否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里，还有采取政策以调节国内与国际关系的困难问题。这个“全或无”的理论在俄国曾导致一种完全的政治上的分裂，在原来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个完全敌对的宗派。事先就排斥了彼此之间的协商、调和，并根据实际情况的研究来制订政策等等。即使为了努力要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而废弃原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政策，根据实际的理由我们有许多话可说——也不能不证明这个政策是那个具有“科学性”的，因而不允许有对立意见的“全或无”的理论所核准的唯一政策。证明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采取反对观点的人们当作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砍头。   

这个理论曾经用最多的表白和最大的伪装来表示它具有科学的基础，但它却非常系统地破坏了科学方法的每一个原则，这是带有讽刺性的。从这个矛盾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乃是在科学和民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在立法和行政技术方面体现这个内在联系的需要。科学的本性不仅容许而且是欢迎不同的意见，同时它坚持研究，提出观察事实的证据来求得结论的一致——而且即使在这时候仍然认为这个结论应服从于进一步的新研究所将确定和公布的东西。我不要求任何现有的民主已经完全地或恰当地使用了科学方法来决定它的政策。但是研究的自由、不同的观点的容忍、交流的自由，把发现的东西分配到每一个人手里，把他当作智识的最后消费者，这些都是既包含在民主方法之中，也包含在科学方法之中的。当民主党公开承认问题的存在，有必要把它们当作问题来加以探讨并以此为光荣时，它就会使得那些以不允许对立意见存在为自己的骄傲的政治集团黯然失色，而这早已是类似的科学团体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