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选）（1930）

（美）杜威 著

当文化意味着许多人的修养，而且有修养之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时，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太过担忧。但“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一个民族和时代整体上所特有的那种情感与思想、一种有机的思想与道德品质。当社会的上层人士有很高的个人修养时，普遍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文化状态却可以是低下的、毫无价值的。个人修养极高的时期，时常甚至通常也是政治与经济由少数人所统治的时期，是物质扩张的时期。

我认为，我们美国人也完全有理由拥有文学与科学的黄金时代。但我们习惯于在审视那些有伟大人物、有巨大生产力的时代的时候，忘了去了解这些繁荣时代的起因。这些繁荣时代的转瞬即逝，不正好证明了繁荣源于偶然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我们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问题。民主的概念无疑与贵族阶级的概念同样模糊不清，但我们不能逃避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一个公开宣称拥有民主的民族在一个确定无疑是工业化的年代，不能创造出优秀个人修养“时代”之外的东西，这个民族的文化便是有深层缺陷的。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样的时代是美国的时代；但从精神意义上说，它并不是美国的时代。

我们美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若要创造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就必定不是在工业与政治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而必须是从物质文明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只有将机器时代变成一种相当新的思维与感觉习惯，这种文化才会到来；否则，它就永远不会到来。培养出一个只是物质文明外在装饰的阶级，最多只会重复历史，转瞬即逝而已。

因此，文化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它不是要增加可以参与创造并欣赏艺术与科学之人的数量。文化的问题是一个质的问题：一个物质的、工业的文明可以转化成一种独特的力量，去帮助文明中的所有人解放思想、提升情操吗？文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明确的文化问题。

机械与工业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最迫切的问题，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说“美国化”正在席卷全球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机械与工业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便不是美国特有的，而是全球性的，尽管美国最先有过深切的体会。这个关系问题涉及一系列具有最广泛哲学含义的问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时代复杂的工业与经济问题，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人文主义”和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固定不变的隔阂的人文主义会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前一种人文主义必定会从过去寻找指引，努力培养出一个靠劳苦大众所养活的、有修养的精英阶层；后一种人文主义则必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工作本身是否可以成为文化的一个工具，而公众如何可以自由地享有一种充满想象力与艺术享受的生活？它之所以要面临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而是源于一种思想上的信念，即虽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精神与物质是相关联的，自然需要通过人类及其集体智慧的指引，迸发出新的可能性。

许多欧洲批评家公开地从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这个角度批判美国生活，谴责美国对物质的崇尚会扼杀一切文化。他们没有看出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这个问题即如何将物质变成思想与艺术生活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积极工具。许多美国批评家批评美国现状，并设计种种逃避方法。逃离是一种逃避的解决办法。回到二元论，即由一个庞大的物质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神建筑所构成的二元对立，断然不可取，那会剥夺那些永远在机器上机械劳作的人们的精神权利。

文化问题必须通过经济途径得到解决，我们的教育体制便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民是致力于全民教育最为积极的民族。但我们的教育体制为了什么？它要实现什么目的？不可否认，它给许多本来没有机会的人带来了机会。它还充当了重要的结合与融合过程的媒介。这些都为培养可以构建独特文化的人才提供了条件。但它们只是条件而已。如果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只是在这个由金钱工业控制的国家培养出高效的工业机器和公民机器，就像其他国家的学校培养出高效的战争机器一样，那么，这不会有助于解决构建独特美国文化的问题，而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阻碍学校自由地进行教育工作的正是金钱主宰我们经济体制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大部分是间接压力。我要指出的是，美国大学生群体有一种特有的特征：思想不成熟。造成这种不成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迫形成了精神闭塞，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们很少去自由地、客观地关注文明背后的社会问题。工程师的培训是明显的佐证。工程师在我们的工业与技术活动中占据着战略地位，工程学校提供的技术培训质量都非常高，但有哪所学校系统地关注工程师这一职业背后的社会职能呢？

我之所以在谈到美国文化的问题时提到学校，原因在于构成独特文化本质的那些精神态度以及感觉与思考方式正是由学校这个正规机构所培养。但学校并不是最终的形成性力量，社会机构、职业趋势以及社会安排模式才是影响人才发展的最终控制因素。在学校中养成的不成熟，在生活中继续存在。如果我们美国人与其他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比，有一种幼稚病，那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对社会生活中更为深层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而思维只有通过进入现实才能成熟。因此，学生真正获得在其性格与思想中留下烙印的有效教育，是当他们毕业后开始参与过分强调商业及其成果的成人社会活动。这种教育最多会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教育，它会创造出专业化的“商业头脑”，而这反过来又会在闲暇以及商业本身中显现出来。由于先前的学校教育悲剧性地脱离了社会生活的主导现实，这种教育的片面性因此更加突出。毕业生很少会准备去顽强反抗，去带着辨别力进行批判，去预见或希望将经济力量引入新的渠道。

因此，我之所以提及教育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是因为教育（在此指广义上的教育，即想象、欲望与思考的基本态度的形成）就其广泛的社会意义来说，与文化是绝对相关的，因为归根结底经济与政治机构的教育性影响要比它们直接的经济影响更为重要。由思维的片面扭曲而造成的精神贫穷，最终要比物质贫穷更为严重。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掩盖现有的物质贫乏，而是要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物质结果不能与思维和性格的发展相分离。一方面贫穷，另一方面富裕，这两者是作为已有文化之源泉与衡量标准的心理和道德素质的决定因素。例如，我认为，对于许许多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工作、离开丑陋的工厂之后便穿过令人沮丧的街道回到肮脏污秽的家中吃饭、睡觉、干家务活的人，试着将“艺术”和美的享受从外部带给他们，这种做法是最幼稚、最徒劳的。年轻一代对艺术和美的事物的兴趣表明，狭义上的文化仍有希望得到发展。但是，有无数人现在正生活、工作、玩耍在一种必定会降低他们的品位、会下意识地让他们对任何“令人激动的”廉价享受都抱有欲望的环境之中；如果年轻一代对艺术和美的兴趣未能使他们对那些决定这无数人所处审美环境的条件产生警觉性兴趣，那这种兴趣就会轻易地沦为一种逃避机制。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应该展示出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对人们的品位、欲望、满足与价值标准所造成的影响。让人们注意到一个关键事实，即从事经济商品外在生产与分配的人，不管在创造力上、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大多没有参与对自己体力上所参与活动的管理。

现有的企业性受到了明确的限制。这种限制在于，经济组织的固定不变阻止了组织内的大部分工人参与到组织管理中来。企业成为金钱利润的附属物，这使工人沦为了“人手”。他们的心与脑不发挥作用。他们执行着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而除了知道这些计划将为他人创造利润、为他们自己带来薪水之外，他们对这些计划的含义与内容一无所知。机会无疑被限制了，而思维活动则对思维加以扭曲、阻挠，不为其提供养分——思维活动可是为精神提供一切源源不断的养分的终极源泉。哲学家对头脑与身体的彻底分离在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身上得到了实现，其结果就是一个消沉的身体与一个空荡荡的、扭曲的头脑。

到处都有实例表明，当工人在工作中除了使用自己的身体还可以运用自己的情感与想象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与道德影响。不过，我们仍然无法预见，如果一个由雇主与工人合作控制的工业体系整体替换了当前将工人排除在外的体系，会有什么具体结果。思维会得到巨大的解放，解放了的思维将会得到连续不断的指引与养分。工人会对相关的物理与社会知识产生渴望并会满足这种渴望，他们会要求创新与责任，并会进行创新、承担责任。我们也许不能保证这会立即带来独特社会文化的繁荣，但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我们便只能获得一个有个人修养的阶级，而不能获得一个独特的美国文化。当许许多多的人在日常工作中不能运用思想与情感时，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便不可能获得大范围的卓越思想。这中间的矛盾是如此巨大、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无望获得一种肯定的答案。我们必须从工业化文明中夺取我们的一般文化。这意味着，对于工人而言，工业本身必须成为一种主要的教育与文化力量。认为自然科学在以某种方式限制着自由、自然科学让人类屈服于固定需求的观点，并非由科学本身所造成的。与艺术是奢侈品、艺术就应该在博物馆和画廊里的这种流行观点一样，文学人士（包括一些哲学家）认为，由于自然的结构是物质的所以科学是种压迫这一观点，最终反映的是只为获得金钱而运用科学的社会条件。知识在机器中、在技术指导者的头脑中发挥了作用，但却没有在用这些机器工作的人的思想中发挥作用。人们宣称科学有致命性，而实际上，有致命性的是运用科学的金钱秩序。

如果我在上文强调了雇佣劳动者所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因为那些现在正享受着体制的物质报酬、垄断着体制的管理与控制的少数人所受到的影响就不明显。无疑，体制中总会有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在对伟大工业事业进行的思想管理中起着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只要这种管理关注金钱利润多于社会效用，由此而带来的思想与道德发展就都将是片面的、扭曲的。如果工业得到了雇主与工人的共同控制，便会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们会意识到最终的使用或消费才是评价、决策与管理的标准。如果消费在工业中占据最高地位，那工业就会被社会化；而我认为，要让工业获得真正的社会化，就必须从服务和商品的使用者与享受者的角度去看待并从事工业，因为只有这样，经济价值才会受人类价值的控制。此外，只要手段和人类目的（即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之间是分离的，交换价值或销售价值便会极大地主宰“使用价值”，以至于人们会通过交换价值或销售价值来了解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评判消费价值的内在标准。正如罗斯金所强烈指出的那样，“财富”所包含的不幸与它所包含的幸福同样多。如果工业的目的是使用价值，那使用价值就会受到审视与批判；而目前，除了外在的道德说教与劝诫，我们并没有进行这种审视与批判的基础。为牟私利而生产，意味着任何会带来私利的消费都会得到刺激。

如果一个人不承担责任，那他的思维与性格便不会稳定平衡地发展。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责任必定多与工业相联系，因为即使那些不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也要面临间接来自工业的责任。最高层的工业管理者对社会影响，即对消费者生活经验所受到的影响的意识越是广泛和充分，他们的管理智慧便会越深入、越确切、越稳定。一个充斥着工业主义的社会可能会发展出一个在传统意义上有着很高修养的阶级，但这种应有的修养如果脱离了思想与欲望所参与的行动主流，它便是微薄和贫乏的。只要人们将创造力主要集中在获得金钱的成功以及享受这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上，我们的文化便会遵循这些标准。

不论何时何地，思维及其文化产物的发展都与思维的运用渠道性质相同。这一事实定义了如何创造有我们自身特色的文化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因为工业主义是不雅的、残酷的就逃离工业主义，那我们只会赢得一种肤浅的、有限的尊敬。这并不是说，科学应该直接致力于解决工业问题，或诗歌和绘画应该在机器与机器加工过程中寻找材料，那是愚蠢地夸张了我的观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在美学讨论中把当前情况加以理想化，而是要发现并试着实现能让重要的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在大的社会范围内得以出现的条件。

科学也是一样。科学的问题根本不是要考虑各种具体的实际科学应用，这样的考虑已经够多了；科学的问题是要让科学研究者承担起思想责任，让科学研究者意识到科学通过技术这个搭档在让世界和生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中实际做了什么。这种意识会让科学研究者思考，科学能为创造不一样的世界与社会做什么。这样的科学会与那种只作为具体工业目的的手段的科学相对立，它会囊括后一种科学的所有技术因素，但同时还关注对这些技术因素的社会影响的控制。一个人道的社会会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智慧影响人类。这样的社会将满足人们对一种不仅仅是物质的、技术的，也是人性化的科学的需求。只有通过文化影响将物质条件精神化，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法”才不会仅仅停留在预言层面甚至是概念层面。科学是将物质精神化的潜在工具，这种精神化具有解放作用；艺术，包括社会控制的艺术，则是这种精神化的实现成果。

我并不认为我夸张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包括职业哲学家、业余哲学家、批评家、作家以及兴趣不限于其自身职业的专业人士所拥有的影响。不过，我们不能根据这些人当前的地位判断他们的潜力，因为他们现在在思想上已经分散了，孤立开来了，这是我称之为“失落的个人”的一个原因。伴随着这种内在消亡的必定是一种微弱的社会效用。混乱产生的最大原因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闭塞，是他们未能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现实。不论这个知识群体或思想群体的最终影响是大是小，他们都应该迈出行动的第一步。有意识地对社会现状的前因后果进行有方向的批判性思考，这是提出建设性观点的前提。这种行动要有效，就必须是有组织的。但这并不是要求必须创建一个正式的组织，而是要求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要有组织性的这种需要与机会。如果确实有足够多的人意识到了这种需要与机会，那这些人的研究结果便会集中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上来。

有时，我的这种观点会被视作是在呼吁那些主要从事研究与思考的人放弃他们的研究、图书馆和实验室，转而从事社会改革的工作。这种解释夸张了我的观点。我并不是呼吁人们放弃思考与研究，而是呼吁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进行更重要的研究。这里的“更”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引导思想与研究，而只有认识到问题的轻重缓急，才能作出引导。如果我们可以信任历史，职员和秘书曾是影响力巨大甚至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一个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都是文盲的社会，那些我们现在归功于伟人的思想与谈判必定大部分是由职员和秘书完成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职员和秘书的后代。表面上，他们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过去所没有的独立地位。实际上，他们的作用是否相应地增加了，并不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获得的自由和他们与行动现场的距离成正比。我重复一次：将思想与实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思想（包括猜测性的思想），以便忙于一些所谓的实际问题。相反，它意味着要将思想与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从而让思想有焦点，并增加思想的质量。

我对一切试图将价值分成不同等级的尝试都抱有怀疑的态度，这些尝试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抽象的，都没有适用性。但无论何时，问题却是有等级的，因为某些问题是另一些问题的基础，并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将工业文明人性化、将工业文明及其技术变成人类生活的仆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又等同于创造真正文化的问题——单个人是不能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法的。不过，如果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这种意识的大致引导下进行认真的思考，这至少可以使一群个体找回一种社会功能，找回自我。让具有特殊思想天赋与才能的人脱离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缺点，这至少是向更广泛的、在混乱中寻找统一的重建迈出了第一步。

相应地，我不希望读者将我关于逃避与闭塞的言论看作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的言论。具体个人的逃离，是现有的科学、智慧与艺术处于孤立状态的症状。那种总的来说把知识分子与雇佣劳动者隔离开来的个人隔阂，象征着一种深层次的功能分离。这种分离是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在实际中的体现。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同样致命的。它意味着我们称为美国文化的东西将继续并将越来越是欧洲传统的残存物，意味着我们称为美国文化的东西将不会具有本土性。如果正如一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整个世界正在随着机器技术与工业主义的扩展而变得“美国化”，美国本土文化的创造便不会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欧洲传统源泉造成损害。本土文化的创造并不意味着我们忘恩负义，而意味着我们在努力偿还恩情。

要解决文化中的危机，就要找回镇定、有效与创新的个性。如果个体思想与因为技术工业而拥有企业化外表的文明现实相一致，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思想将被动地由现有社会条件所塑造，好像现有社会条件是固定的、静止的一样。当构成一个人思想和欲望之个性的模式与社会驱动力量相一致，他的个性便会得到释放并发挥创造性。独创性与独特性并不与社会培养相矛盾；相反，它们被社会培养从反常与逃避中解救出来。个人积极的、建设性的能量体现在对社会力量与条件的重新创造与重新指引中，这种能量本身便是一种社会必需品。一个释放机器与物质文明固有潜力的新文化将释放出个体的独特之处与潜在的创造力，而获得释放的个体则将不断创造出一个恒新的社会。

“条件”永远都在变化，永远都在转变成别的事物。重要的问题是：理性、观察与思考是否会介入这一转变过程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指导性因素？一旦理性介入条件的转变过程，那么，条件便会产生预测结果；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预测结果，便是在运用自身的偏好与意志，是在进行计划与决策。要预测现有条件将产生的结果，就是要放弃中立的态度，有所偏向，偏向那些更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当前的工业体制所产生的文化结果，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了这些文化结果，并带着良好的鉴别力将它们与它们的成因联系起来，那么，这些结果就变成了条件，供计划、期望与选择所用条件。有辨别力的探究会说明，当前的文化结果中有哪些部分源于技术因素，有哪些部分源于人类有能力对其加以修补和改变的司法与经济体制。我们不应愚蠢地假设工业文明会在内部动力的驱动下，以某种方式自动地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创造真正的文化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积极清醒地认识工业时代的现实，然后为了获得非常人性的生活而计划运用这些现实，这是在懒惰地推卸责任。对于那些敦促人们首先从思想上承认或接受现实的人，如果有人指责他们止于此步，将现状乐观地合理化，好像现状是不可更改的，便是误解了他们，是希望逃避进行重建与引导的责任。我们不能逃避责任；否则，只有等待奇迹发生，才能拥有一切有识之士所向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