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选）

（美）杜威 著  傅统先 邱椿 译

目  录

一、民主对教育的挑战（选）（1937）

二、方向的需要（选）（1935）

三、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选）（1936）

四、对自由思想的挑战（选）（1944）

五、宗教、科学与哲学（选）（1936）

一、民主对教育的挑战（选）

现在我们依然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比以前更迫切，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适应民主社会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问题。就学校作为政治民主的安全之工具来说，我们的确不能停留在我们已有的成就上。   

依我的看法，关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我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立主义看成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为在观念上和在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

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

没有生活方式站着不动或能够站着不动；它或者往前走，或者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是死亡。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亦应往前走，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如果它企图站着不动，它己开始走上导引到灭亡的道路。

因为民主主义为了要继续存在必须改变和前进，所以我想我们有民主主义对于教育所提出的挑战。当年轻的一代在学校中学习过了解起着作用的种种社会势力、它们运动的方向和交叉的方向、它们产生的后果、若它们被知道并为智慧所控制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时候——只有当学校提供这种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学校已迎接民主主义对于其所提出的挑战。

我们的学校已完成这些事务吗？它们未能完成这些事务到什么程度呢？除非它们完成这些事务，这船在洪水中便不是安全的船。这船将为外界势力的洪流所卷去、摇荡、飘流，无目的地随着近代生活的潮流而旋转。如同民主主义为了继续存在必须行动，往前行动一样，在民主社会中的学校亦不能站着不动，不能满足于和满意于其已有的成就，而应愿意从事于学科、教学法、行政的改造，包括那有关师生关系和学校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大组织之改造。如果不能这样做，学校便不能为民主主义继续存在所需要的那些势力获得明智的指导。

只是当学校使青年了解社会势力的运动与方向，了解社会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能用的资源的时候，学校才能迎接民主主义的挑战。我用“了解”这个名词而不用知识这个名词，因为不幸有这样多的人们把知识和“传闻的知识”等同起来。传闻的知识是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我们不能保征在“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中将跟着产生了解——明智行动之源泉。关于事物的间接的知识是静止的。我们不能保证在任何分量的传闻的知识中，即便传闻得更巧妙，将会形成明智的心理态度。的确，任何态度的形式大抵都委之于机遇，委之于校外的影响于个人的种种情况、环境、接触、交际、压力等。

我的意思并非说我们可以不要知识和传闻的知识，即能有了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保证；如同我在上面所讲的。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将能培养那些足以产生明智的行动之态度。

我记得在许多年前，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里最初一次选举的进行是很老实的。在举行第二次选举以前，布来斯著的“美国民主政治”的中译本出版了。关于政客，竞选机构，塔曼尼厅及其他类似制度怎样操纵选举，使中国有了传闻的知识。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政客中培养了一种态度，但不是明智的或对社会有益的态度。

知识、传闻的知识和了解的区别并非一个复杂的或哲学的事务。一个人可能知道汽车的全部构造，可能说出机械的一切部分的名称并说出它们的功用。但除非他知道机械怎样动作和怎样操作它，如果它动作得不对，他也知道怎样使它动作得对，他不算了解这个机械。在任何范围内，你可同样作这个简单的比喻。

了解应是与事物怎样动作和事情怎样做有关联的。了解在其本质上是联系于动作的；但传闻的知识在其本质上是脱离动作的，或偶然在彼处与此处联系于动作的。

在近年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学校与生活隔离和克服或减轻这种隔离的种种方法的话。我要强调的论点是：学校的隔离亦即是知识和实践的隔离。因为社会生活，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如何，永远是正在进行着的并产生着结果的种种活动的复合体。

所以我将要问，我们的学校的学科、方法和行政，在使知识、传闻的知识和按能联系于社会上事情怎样做和可能怎样做的情况时，这种联系工作已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只有在知识和行动的结合中，教育才能培养关于民主社会继续存在所必需的目前种种社会势力、运动、问题、需要之了解。

例如让我们考虑两种好象要打破知识和社会行动的隔离之近代教育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社会学科在美国学校中所占据的日益重要的地位。

社会学科，比较学校中所教的许多其他学科，对于社会生活好象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学科在课程上的增设与注重应是学校系统迎接民主主义的挑战之一个工具。

但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社会学科的教学，不管是经济学，或政治学，或历史，或社会学的教学仅是注重关于目前社会的传闻的知识呢，抑或是联系于已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呢？如果第一种教学的倾向占优势，我能想象更多的社会学科在课程中的增设只能加重已经很繁重的课程之负担，其列入课程中的原来目标，其培养在一切范围内（这个复杂范围目前包括政治的，但亦包括其他的）的良好公民资格的目标便消失了。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我可提及那假定是特别训练政治的公民资格的学科——公民学。我想，社会学科的这一方面有被俺没在混杂的社会学科的大洪流中的危险。在最初设置公民学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于传闻的知识的神奇的和魔术的力量都怀有信心。有些人相信：只要学生们学习联邦宪法和州宪法，学习一切官吏的名称和职务，学习政府机构的其他的事情，这样便准备了他们做良好的公民。但在学生们中间有许多人，恐怕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在学习了这些事实以后而进入成人生活时，常会变成熟练的政客和政治机构的容易夺得的俘虏，变为政治的歪曲宣传和其偶然阅读的报纸的受骗者。

在学校中也曾获得少量的知识或传闻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并未联系到实际上；我恐怕它现在仍未联系到政府在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政党是怎样形成和管理的，政治机构是什么，给予这些机构和政客以权力的是什么等。如果学校不仅给学生以关于政府机构的形式的、解剖学的知识，而且使其了解其他地方政府怎样通过给予特别恩惠和讨好工业权势以执行其职务，那末，在事实上，在有些都市里，这可能是危险的事情。

在以“在理性面前退却”为题的一篇演说辞中，郎塞洛·霍格本说：“当你自问，为了增高、减低或维持人口的某一确定水平而应该做些什么时，你立刻发现你要知道一大堆不同的事物，但若你想解答一个更普通的问题，如人口怎样增加的问题，则不需要知道这些事物。”

人口问题确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它牵涉到的原则可应用到政治的全部范围之上。如果在学校中各班学生都说：“为了在各州，各地方，全国内，给我们真正民主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的确我们应考察许多事物，并且从研究这问题所获得的知识将更多于当我们把民主政府看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而不问其如何工作或应如何工作时所获得的知识。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的自然科学，虽然不是社会学科那样新近的发展，但也是相当新近的。自然科学曾作一番斗争，才在学校中取得立足之地。它们在争取地位时，要克服陈旧的、古典的、数学的、文学的课程所作的抗拒。

的确，在近代生活中，自然科学比较从前传下来的许多学科，对于实际生活和人生关系，有更密切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科学，通过其在发明和技术上的应用，是近代社会中产生社会变化和形成人生关系的最伟大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引起了一百五十年来人类共同生活的情况的大革命；并且从机器时代进到电力时代以后，科学还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变化。

其次，关于学校教材与生活的隔离，和与之对立的能使学生了解社会势力并在民主主义的维持与发展中发挥明智作用的学校教材与生活的结合这件事，我要问：如果科学给予人类的资源能用以增进普遍的民主的社会福利，那末，科学的教学联系于科学的现有的和可能有的社会结果已达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科学的教学已有很大的改进，但我恐怕这种教学常把科学看成为一个单独的、隔离的学科，并且还有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相信“纯粹”科学若联系于社会实践，它将被沾污。但若没有这种联系，学生对于目前正创造着和将来可能改造人类社会的种种势力，将获得很少的明智的了解。

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维持民主主义的希望在利用科学给我们的巨大资料，去开创一个不仅是物质丰裕和物质安全的时代，而且是文化的机会平等的时代，是每人有充分发展其能力的平等机会之时代。

除非学校的科学教学能使学生了解那些形成社会的势力并了解有组织的智慧或科学怎样能被应用于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上，民主主义的前途是不安全的。有组织的智慧的资源在目前社会中正起着作用，但是它是在不利于维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情况中起着作用的。如果单在一个世代内，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能有系统地和有机地联系于学生的了解，使其不但了解社会现状是怎样的，而且了解它怎样可能被合理地指导，那么，我对于民主主义的前途，将没有什么忧虑。

也许有人认为我忽略了一个事实，学校不仅在知识的获得上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在技能的获得上也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个竞争的贪欲无厌的社会里，学校如此重视知识或技能的获得，这是不足为怪的。但可以说，各种职业教育（包括专业教育）的运动是近四十年来教育的最显著的特征，它给予这样的动向的统一性，比较任何其他事物所给予的都更多。

这种对职业和专业教育的重视，如同对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重视一样，也好象反驳了我们的学校是和现代生活隔离的一种说法。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整个职业教育运动是跟社会生活的什么方面和情况有最密切的关系呢？显然，今日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在为青年准备就业或谋生。这种准备在技术方面可能是很有效的，但毕业生并不能了解那些工业或专业在今日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亦不能了解这些职业和专业能做些什么使民主主义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继续生长的东西。

在我看起来，设置特别的学校，称之为“劳动学校”，使它们培养近代社会中劳动竞争的领袖，而这些学校又须不断斗争以维持其存在，就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颇可忧虑的事情。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教育系统中，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劳动的历史、劳动的意义、劳动的可能性等不应是整个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吗？或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怎样能解释医药的专业，除掉某些显著的例外，为什么要衷心地反对医药的社会化，反对使公共卫生成为公众的共同资产呢？我们怎样能说明为什么有许多受过所谓适当的专业教育的律师们，常是某时某地和最反动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论点之辩护人呢？

这些问题至少是值得提出的，即便我们不能求得其答案。这些问题好象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工业的、职业的、技术的专业教育之运动既未能使青年了解什么是目前的社会势力与需要，又未能使其了解可能做些什么去保证一个永远生长的民主生活。   

霍格本在上面提到的演说辞中说：“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训练不让他们预见那些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形成的技术势力……科学家和技术家的教育使他们对于自己行动的结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是很强调的话。它们指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有一个大鸿沟。实际指导民众事务的人们缺乏预见，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些在实际上形成社会的技术的势力。在另一方面，一般科学家和技术家的教育又使他们对于其自己活动的结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没有人考察现有的改良社会所必需的知识之资源。

我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家的职务是否在使学校给予的教育能使毕业生离校后能考察现有的改良社会的知识。

今日欧洲不信任代议政府的理由之一是：有些人感觉政客们只是说得好听，写得流利，辩论得有力而已，但是当他们遇到危机和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时，他们便不能胜任了。如果我们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使一般人免于对政治发生反感，免于对那些能说话、能辩论，但不知道怎样行动以处理其社会问题的政客们发生反感，那末，牺牲纯粹知识的一点纯粹性，让它随处为其和行动的关系所沽污，这可能是有代价的。

教育（如果真正是教育的话）必须有养成态度的一种倾向。养成在明智的社会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态度之教育倾向，是不同于灌输教条的教育倾向的，这正如确定明智的目标，是不同于向室中随便乱放枪，而幻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一只鸟儿可能飞来碰上其中某些子弹的。

在无目标的教育和灌输教条的教育之间，有一种中介的教育。这种教育使教材和求知识的方法联系于对事情怎样做和可能怎样做的了解；其方法并非要使人浸染于某种最终极的哲学，不管这种哲学是来自卡尔·马克思，或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是要使个人如此了解现在情况，致使明智行动的一个态度将从社会了解中产生出来。

二、方向的需要（选）

在一个在某种形式之下终身致力于教育的人看来，述说一些可么解释为攻击我们的教育系统的事情，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鉴别性的批评是寻求进步和利用学校所已有的许多好东西的必要条件。而且基本上并不是批评教师而只是批评他们在它之下工作的系统。我高兴地相信，在我国从来没有过这许多教师象现在这样受过相当的训练而且力求在专业上提高自己。但是这个系统的结构不仅使得他们的工作混乱，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思想混乱。我所要说的是指这些事情。

说这个系统是一个系统这仅仅是一句客气话。事实上，它更多地好象是一个拼凑物，其中的碎片还没有形成一个款式。它是一个新旧事物的拼凑物；有过去未经改造过的遗留物，也有由于新的条件之下介绍进来的新东西。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系统的社会控制以及其行政等等。结果，介绍进来的新学科使得课程分裂成为一些各不相关的部分而且造成了杂沓的现象。过多的学科和过多的教程，结果是一片混乱。

有人竭力主张作为一种弥补的方法，再回复过去严格而狭窄的课程。讨论这是否需要，这是无用的，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现代世界的力量存在着而且它们将继续影响学校。对于一个工业化了的和技术的社会所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忽视的，即使在我国，旧式的教育是为少数特选阶级而设计的一种教育的继续或模仿。大约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学和大学已经增加了六倍多。这样突然的增加是任何国家里史无前例的。它的成员开始并没有为旧系统所适合的那种阶级的社会背景、传统或需要。为了适应于他们的需要，增添了新的学科和新的教程。但是它们是被零零星星地介绍进来的而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而且旧的学科也继续保持着，很少变动，和新的学科在一起。结果，只有那些具有强烈自然倾向的学生才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才能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学校成了一个堆积物而不是一个系统。

在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里训练和教学的方法，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革命化了而且大多数变得好一些了——虽然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学校仍然处于一种成为公共耻辱的情况之下。在这些学校里较之往常更多地承认个人的性格和更多地适应个人的需要。但是在我们的大城市里它们的学生非人道地聚积在一起，它们的班级过于拥挤，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是改变了教学的一般精神而很少对学生有实际的影响。方法仍然大部分是机械的——有时甚至比在许多旧式小的农村学校里还要更机械些。最糟的是乃至在学校里没有把学生当作有理智的机器人看待，而对他们个性的激发毋宁说是偶然的而不是有指导的。

最近学校里的毕业生中间有许多人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可悲的停顿状态，没有职业，也没有前途。这当然不是教师们的过错。目前有这许多仍然在中学和大学的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的前途感觉到痛苦困惑而没有保证。这也不是教师们的过错。有这许多的青年人在理智上没有独立的见解；没有确定自己方位的远大眼光；对经济和社会败坏的原因没有洞察力；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没有摆正方向的方法。这是教育系统的过错。失业已经是一件十足的坏事。而当这些青年人不明白他们的生活处境而且不仅在职业上和工业上迷失了，并且在理智上和道德上也迷失了的时候，罪恶就更加加重了。

我并不是说学校应该培养学生懂得那些使得成熟而有经验的人们发生困惑的问题。但是我却是说，教育，如果它是真正的教育，应使这些学生，当他们被输送出来的时候，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动向以及他们在这里所要起的作用等等要具有某种统一的看法。学校应该已经给与了他们以进入他们当代世界的某些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钥匙。为了达到所谓文化上、职业上、和纪律上的目的所学习的一大堆学科（它们又是互相冲突的），加上所用的方法部分诉之于个人力量，部分使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僵化，这样便很坏地准备这些青年人去对付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在别的国家里，经济上的不安定，加上对社会力量与运动缺乏洞察，这样便已经使得青年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最现成的和最热心的拥护者了。如果同样的事情不在我们这里发生，我们将很幸运。

以上所述是一般性的。但是任何一个知道一些我们学校情况的人，只要考虑一下学生仍然在耗费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以单纯地去积累知识和获得一些机械的技巧形式，他就能够把上面一般性的陈述具体化。再者，这些开始被记录下来，后来又记不大清楚的知识又不是根据什么特殊的原则选择出来的；大部分只是因为过去是如此教的。也没有企图根据一定的选择和组织的观点把整个结构拆开来仔细检查一遍，使得所输送出去的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学的东西对目前世界的意义。     

至于方法，目前每一个人的主要需要是思考的能力；观察问题、把事实和问题联系起来、利用和享有观念的力量。如果青年男女走出学校而具备着这种力量，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增添进去。他将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明白自己的职责。但是在这一大堆所必须“学习”的东西之中把个人的思考能力埋没了。结果，我们的公民中有太大的一部分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批判鉴别的力量；完全受特别宣传的支配；随着当时最高的呼声从一个计划方案转向另一个计划方案，动摇不定。许多已经避免了这个倾向的人们发觉要重新开始他们自己的教育。与此相联系的，我还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系统在提供有指导的补习教育的机会方面是有很大缺点的。对那些已经离开了学校的人们的补习教育应该早就成为公共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轻视当前在“成人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现存的对于学校系统的社会控制和它的教育工作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关系。事实上，现存的这种联系是有害于学校的真正教育工作的。从全国总的情况讲来，目前的校董会并不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上一个特殊阶级或集团的代表。他们把他们自己比作是劳工的私人雇主而教员则是被雇佣的男女。

这种情境反映在学校的行政组织之中。一方面在行政职员和课堂教师之间少有真正的合作。前者制订教程、准备讲义和规定教学方法。后者则接受命令而且随着这种接受命令的程度的增加，他们在职业上的首创性便被挫折了，而他们自己的工作变成常规的和机械的了。在另一方面，这些行政人员在他们的职业上是依靠他们过分地符合于经济阶级的欲望的；校董会是社会控制的代理人，而在校董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个经济阶级。

现在应该清楚了，为什么我并不是笼统地对教师们进行控诉。学校的缺点是我们社会的混乱在学校内部的反映。它反映着社会的无计划性和漂泊不定。而这种反映并非消极的。它又为进一步延续它所由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情况而服务。我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境之中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是没有骨气的。在现在事态中最重要的是要替这些勇敢而明智的教育家们肯定在改造社会秩序的进化过程中学校应该担负一定的责任。这一肯定对教育的进展是必要的，对社会也是必要的。但是它遭遇到报纸，特别是在赫斯特系报纸的诽谤运动。它也遭遇到一个压制性质的立法活动。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对于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的责任是巨大的。当社会事务中，在其最广泛的意义讲来，即在政治和经济的事务中，最迫切需要智慧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有人竟企图甚至还要减弱现存的这一点社会理智。只要我直接的权力还存在，“身后之事，于我何于”象过去成为任何顽固的巴本王室的国王的行动原则一样，现在成为他们的行动原则了。

三、权威与对社会改变的抵抗（选）

真正的问题是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当人们开始认为权威与自由分别发生作用的领域是互相分隔的时候，上述这个问题便被隐藏起来了，而它的答案便是一种丐辞。实际上，权威代表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个人借此而获得方向与支持；而个人自由即代表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需要经常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两个东西，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密切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不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而是把两者分隔开来的办法来求得答案的这种思想，当任何时候要去实行它时，它就使人走入迷途而阻碍着人们的努力。广泛地采纳这种错误的和使人迷误的观念，是产生当前世界混乱状态的强有力的因素。

这个把人类生活与活动的整个领域区划和分配为自由与权威二者的公式的真正意义不在其理论上的陈述而在于它与近几百年历史事件的关系。作为一个纯理论的公式，它要求具有一种内在的确实性和普遍的适用性，我认为这是荒唐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公式当作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于是这个公式达到了表明近几世纪来西方文明显明危机的符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代表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斗争。在它的两重性中，它一方面赞扬着一度曾经统治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那些制度的崩溃；而另一方面它表明了新的社会的和理智的力量的兴起。旧的传统和既存的社会组织抵制着这种人类生活和社会中的新生力量，把它们当作是危险的东西；乃至把它们当作是争夺过去原来为它们所独享的权力和特权的死对头。这个公式并没有提供一个解决这个历史斗争的手段而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把这个冲突本身的性质作一个理论上的副本而已。把这个公式当作是理解与行动的指针，如我所说，这是荒唐的。但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一个符号，它却具有深刻的揭示作用。

不幸，当这个斗争才开始进行的时候，新生力量对于既存的制度就倾向于按照它们自己的估价来加以接受，即承认它们是权威这个原则为必然表现。新兴运动，当它发觉这些既存制度是具有压制性质的时候，便反抗权威本身而且开始把权威理解为内在地在个性以外的东西；内在地与自由是敌对的；内在地与明显表达与利用自由时所引起的社会改变是敌对的。结果，当这个新兴运动应该获得打破已经变得僵硬而顽固的系统和解放一直潜伏着个人能力的功劳的时候，——由于它实际上否认了一切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具体表现所固有的重要性，它使得这种实际上在任何过渡时期都具有的混乱状态得到了理智方面的培育。这个新兴运动尤其没有承认：使它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力量本身，即这种被组织起来的理智的力量，是具有权威性质的。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一些命题。

第一，因为我认为历史的考察指出：个人主义哲学把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但是它发觉权威在组织制度上的体现是如此地外在于激动中的新需要和新目的，以致事实上成了具有压制性质的东西，这是有道理的。由于掌握了权威而具有权力的人们和阶级跟变化着的和新鲜的性质，即作为变化之根源的首创性、发明力和进取心等等在过去是敌对的。为人们所已占有的权力具有更多的压制性和障碍性，因为它不仅是在物理方面的，而且对于本来属于权威原则的想象、情绪和意志等方面也有着支配的力量。在这下面，它不是在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在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冲突，而是在个人结构本身中的保守因素——这些因素所具有的力量是由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习惯传统的惰性所产生的——和在个人构造中的起解放作用的，可变化的和革新的因素之间的冲突。这是在新旧之间争取权威力量的斗争；这是在关于保持过去所创造的价值的力量与产生人类相互结合的新信仰和新模式的力量之间争取权威力量的斗争。它也是在个人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那些由于占有权威的权利所赋的权力而享有利益的人们和那些发觉他们自己被排斥于他们认为所应该享有的权力与享受之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新旧之间必然要互相适应，在由于保持既存的东西而来的稳定性与由于个人的新需要和新努力而产生的可变异性之间必然要互相协调——这种必然性是生命组织本身中所固有的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在前几世纪进行这种调整的必然性已经在人类文化的舞台上以无可比拟的程度表现着它自己。把这种历史的和相对的斗争转化成为在权威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的内在的和固定的冲突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为我们所接受和实行，就会把权威当作纯粹的限制力量并不在指导之下去实行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麻烦的情况描绘了我们当代的事态。

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我把这种斗争称为是属于个人而且由于个人的利益而需要彼此协调的一些力量之同的斗争，这是什么意思。把个人的结构和有利于变异与区别个人不同的人性因素简单地等同起来，这在心理学上和在历史上都是愚蠢的事情。使人们附着于既有状态的习惯势力是个人构造中的一个真正的部分而且主要的乃至是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部分。当传统和社会习俗已经融会于一个人的活动构造之中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对于他的信仰和对于他的行动就具有了权威作用。这些发挥权威作用的势力在个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没有想到或感觉到它们是外在的和带强制性的。由于它们构成了个人的习惯信仰和目的的二部分，所以就不能把它们当作是与个人相敌对的东西。它们支持着他并给与他以方向。它们自然强追他对它们忠贞而且激起他对它们的热诚。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体现习俗传统的权威制度进行攻击，这自然会引起个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这是对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所进行的攻击。

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千千万万年，他时时大部分总是满足于事物的现状的。即使对于在我们看来是专制力量专横表现的社会组织也是如此。从不可知的年代以来，人类的性情就是把属于长期传统习俗的东西归之于神圣的来源和受着神圣的制裁。个人不是追求变迁，而比较一般的是害怕变迁。如果我们把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彼此对立起来，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势必要得出结论说：在人类历史的较大一部分时期内，个人是比校喜欢权威和稳定的。这种事态已经反映在理论之中了。

真正的事端不在区划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迁两个分隔的“领域”，而在于如何使两者互相渗透。我们需要有一种权威，但这种权威不同于它所活动的旧形式，而是能以指导和利用变迁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不同于那种为个人无限制的经济自由所由产生并为它作辩护的个人自由；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个人自由是具有普遍性的和为大家所分享的，而且它是在社会上有组织的明智控制的支持与指导之下的。

我们曾经有过有组织的社会权威，它限制着个人中各种可变化的因素使它们得不到表现，而有组织的和有意识的变迁却是从这些个人中可变化的因素出发的。我们也曾有过一个比较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的时期，一个有着迅速而广泛的变化的时期。属于政治类型的制度权威所起的压制和障碍作用已经减轻了。但是在缺乏安全、合作、有条理、有秩序的变迁的情况之下，安全、合作、有条理、有秩序的变迁就更显得为人所注视。

承认我们现有还需要有个人主义的运动并且承认它的重要社会后果；但同时也看到：在它过去的活动方式中它已经走过了它在社会上正当而可贵的进程，在这我看来，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不仅承认它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而且承认它在实际上和在理论上强调了人类所具有的可变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使人们彼此区别开来；它们在首创性、发明力和有力的进取心方面表现出来——而这些都是在将来任何社会秩序中所应该永久体现出来的价值，这样做是可能的。承认所有这一切可贵的特性和产物，而同时又主张：在它活动到现在为止，这个运动还有一个大缺陷，即它绝对地反对权威这个原则，我说，这样做也是可能的。

过去体现权威的制度形式是敌视变迁的，这一点用不着什么论据来说明。也许只要提醒这一点就够了，即那些活动着去改变权威力量所曾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人们在过去被贬责为异端，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因素。而且我几乎无需再附加地说明一点，即在今天那些从事于类似工作的人们也遭到同样的谴责。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管怎样具有权力而且不管怎样追害异端和邀进派，却从未有过任何制度有力量成功地阻止过巨大变迁的发生。制度在抵抗变迁的活动中所获得成功的只是把各种社会力量堵塞起来，一直到最后终于不可避免地表现成为重大的，往往是暴力的和具有灾难性的变迁的爆发。

个人主义运动曾经是和一个有巨大而迅速变迁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来的，而在这些巨大而迅速的变迁中有许多的变迁，如果一个一个地看来，是曾经对社会带来积极利益的，这一点也用不看论据来加以证明。事实十分明显，论据是不必要的了。在新个人主义和社会改变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在这个运动的一些标记中看得出来：“首创性”、“发明力”、“进取心”。因为所有这些字眼都表示着个人构造中的可变化的因素；它们指出了从现状离开的出发点；它们是指明革新的源泉的标记。正因为它们是这种标记，所以它们如此有效地被用来作为标记，作为激起个人努力奋斗的信号。的确，个人主义运动和变迁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以致由于这个运动而颂扬变迁是可靠的和进步的，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影响的极盛时期。但是我还要大胆地说：正象权威这个原则过去的表现在它所最猛烈要求的方面显明地没有得到成功，即没有阻止着、或者至少指导着变迁，同样，个人主义的运动，从历史上和从总的方面看来，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和在任何可靠的方法上）获得个人的自由——即使从那些临时享有自由的人们看来，情况也是如此。个人主义运动曾经试图把实行自由和不要任何有组织的控制等同起来，因此，它事实上把自由和仅仅在实际上占有经济权力等同起来了。结果，没有替那些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带来自由，反而强追他们进一步服从那些占有物质生产与分配行动的人们。

目前这个世界所呈现在观察家面前的景象是一个一般地（既在国家之内，也在国家之间的）不稳定、不安全和不断增加冲突的景象。这一点十分明显，因而我不能理解会有任何人否认我们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建立某种有机结合是值得想望的。虽然如此，但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实际体现这种结合的社会制度，这却存在着有很大的怀疑。即使承认以上所提出的各个论点都是实质上确切的，这个问题仍然正是事端所在。人们可以公平地这样主张。事实上，人们乃至还可以这样主张：这个问题之所以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具有支配力和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也正因为我们承认了上述论点的确切性。

过去事实的证据肯定与实现任何这样的可能性的情况都是强烈相反的。就有组织的权威这个观念讲来，人类在这个地面的集体生活的悲哀就是它表现出人类万分地需要有权威；但是因为这种要求权威的需要却不断地被那种宣称满足这一需要的制度本身所破坏，所以这种悲剧便在不断地增长着。在另一方面，关于个人自由这个原则在它至今正在发生影响的那种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不好。这一点在目前这个不协调和不安全的光景中已经为不只一件事实所指明了。这一点尤其被这一事实所说明：权威这一原则又以最极端和最原始的形式而出现了——即独裁的兴起。

有一个旧观念说，自然界非常讨厌真空。似乎是使这个旧观念得到实质的内容，人们可以争论说：经济竞争的个人主义，从社会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已经造成了一个道德上和社会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正在为诉之于独裁的这种情况所填实了。在许多国家里，对于集体的和有组织的指导与支持的要求十分迫切，因而个人自由这个观念本身都被丢弃了，而且它已变成了一个不是受赞扬而是受轻视的观念。经济个人主义自由的制度被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独裁所攻击。在一些没有公开承认独裁的国家里，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概念似乎正在失去它的魔力，而安全、纪律、秩序与团结，通过社会的转移，代替了它们，而正在获得魔力。至于产生这种诉之于独裁的实际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个现象却散布得十分广阔，以致需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解释。最明显的是：那种谋求私利而不受任何公认的集体权威所控制的，具有个人首创性的和进取心的制度已经处于实际上破产和垂死的境地。

从过去和目前的情况看来都没有理由希望超过旧的途径将会达到权威与自由、定与变迁之间的相互适应。在有些人看来，似乎这个可能解决的观念是浪漫主义和空想的。但是在一切观念中最空想而不现实的是这样一种广泛流行的信仰：我们能够通过运用或重新发掘过去所曾试行过的制度方法来获得永久稳定的权威；同样空想的是这样一种信仰：我们能够通过使个人在一个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权力的残酷斗争中彼此争斗来获得可靠的个人自由。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争端能够缩小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关系的广大领域中有没有一些从来尚未试行过的方法，它们是可以利用的并且是潜伏着有成功地加以应用的希望的?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觉察到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当我说人类需要具有某一种的集体权威以便在个人彼此的关系之中给以指导，给以来自团结感的支持的时候，我似乎是想要回复到某种由外在的制度方法所产生和维持的社会控制。如果这样来看我所提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所作的关于在个人自由这个原则和经济事务中的私人首创性和进取心之间所发生的联系的那种批评也似乎仅仅是主张通过集体计划经济的方法来进行社会控制——当然在措词上有一些变化。然而，事实上这个论证是同时针对两方面的。它指出：在集体计划经济指导之下的运动可以挽救我们现在所正在忍受着的痛苦，但同时它终于会回复一切过去的尝试，产生权威权力的组织，除非我们大量地和系统地使用一些从来所未曾试用过的方法来在生活中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有机协调。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重复在社会组织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这个旧的斗争，象过去的特点一样，在这两个原则间摇摆不定。

在人类社会关系的宽广领域中还未曾大量试用过的方法就是使用有组织的理智，其多种多样的好处与价值已在较狭的科学领域内有过实质的说明。

在一个有限的领域以内，在科学方法的成长与应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理智已经变成了有权威性的东西。在关于自然的结构以及有关我们对于物理事件的理解的信仰领域中，它是有权威性的。在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离现在足够遥远的事情）的信仰领域中，同样这句话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当我们转到实践方面时，我们看到同一方法在控制与指导我们对付物质事物与物理能量的主动行为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一个很大而重要的程度上，知识即控制的力量这个培根式的预言在这个特殊的范围相当狭小的领域中已经实现了。当然，还不能说，通过科学方法而发挥作用的理智，即使在有限的物理领域以内在控制信仰方面已经完全获得了无可争论的权利和权威。但是当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有组织的理智发挥作用的时间如此之短促而阻碍它前进的敌人又如此之凶烈时，我们就知道这种有组织的理智所获得的进步是真正惊人的。这些敌人就是惯性、旧的、长时期建立起来的传统和习惯；这种惯性、传统和习惯又都是受着制度生活形式的保护的，而这种制度生活的形式光辉灿烂，具有时代的威信；具有为诉之于理想的魅力；分别地和集合地冠有为人们所赞赏的价值所构成的晕输。

所谓“科学与宗教之争”或者你高兴的话说是“神学与科学之争”实质上就是争取行使社会权威的冲突。它不仅是两组理论信仰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一种社会力量是旧的并且具有随时准备使用的制度权力；而另一种上力量是新的、进取的，它反对巨大的优势力量而渴望自己得到承认。

在这里，与这个把集体权威与自由两者关联起来的主题有关的，对于这个主题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就是说：理智的进步（如从这个概括的叙述中所例示出来的科学进展）已经表现出来了它们之间有机的、实际的结合。科学的前进是由于解放了而不是由于压制了个人中的变异的、发明和革新的、创新的因素。在绘画或音乐史上，绘画或音乐的进展是由于个人所开始发动的，这些个人当他们发现传统习惯的限制阻碍着他们自已的思考、观察和建设的能为时，便起而从这些眼制中解放他们自己。现代的科学史也是这样的。

不管科学在它的发展方面是怎样依靠于个人研究者的首创性、发明力和进取心，科学的权威是从比较有合作组织的集体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并以它为根据的。即使当个人所提出的观念暂时与已为人们所接受的信仰尖锐分裂的时候，科学中所运用的方法仍是一种公共的和公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只有当在同一倾域内工作的一切人们达到了同意，达到了信仰的统一的时候才得到成功和才能够成功。每一科学研究者，即使当他最大地脱离了当前流行的观念时，仍是依靠着为公共所占有的而不是为私人所占有的方法和结论的：虽然这一切的方法和结论有时也许在开始时是私人发明的产物，情况也是如此。科学研究者所作的贡献是在集体中得到检查和发展的。它根据它在合作中所得到的证实程度而变成了理智世界中公共财富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扩大我们的幻想到这种的程度，想象一位科学研究家采用了商业企业家的标准，我们就最容易看出在科学领域内自由个人的目的与活动和当前个人主义的经济企业的目的与活动之间是有差别的。设想：这位科学家会说他的结论是科学的，因而主张这是刺激着他去追求他私人利益的私人欲望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讽刺，然而它却清楚地揭露出来在人类活动的这两个领域之中个人自由的表现是各不同的。这个讽刺突出地显示出来这样一种个人的自由，它既是为集体的、有机体的权威所支持的而又转过来通过它自己的活动改变着和受促使改变着与发展着它所依赖的权威。

我们的主题是说：在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理智的活动乃是自由与权威统一的可用摸型。这个主题并未忽视这一事实，即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一个有限制的和相当专门的领域中发生作用。反之，它是强调这个事实。如果理智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与制度中人类彼此关系的广泛而基本的领域内被大范围地应用着，我们目前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在有限范围内利用它的情况和在各种人类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关系方面——应用它的可能范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突出，使人感到有些沮丧。也正是这个差别可以被用来明确我们当前的这个重大问题。

如果不顾及工业与商业现代个人主义运动发展这一事实，任何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都是不恰当的。在个人主义学派的一切主张和推理中有一个隐蔽着的前提。所有已经产生的一切有利的变迁都被归功于个人基本上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自由活动，而他们乃是各自孤立的个人。但是事实上整个现代的工业发展都是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的结果。近世纪的经济变迁大部分从来就是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展的。在物品的生产与分配中，没有一个简单的过程不是依赖于利用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中的集体的、有组织的理智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的。露骨地说，那些为现存制度作辩护的人们指出由于这些进展它便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这些进展又仅仅是由于个人主义的首创性和进取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个人主义的首创性和进取心已经没收了和盗取了集体合作理智的果实。没有有组织的理智的帮助和支持，个人的首创性和进取心是无能为力的——也许甚至在社会上首创性和进取心表现得最强有力的活动之中，情况也是如此。

总之，这个要求称为自由主义并宣称以获得与保护个人自由为活动目的的历史运动的重大弱点——这个运动的重大弱点就是它没有承认变迁的真正的和最后的来源一直是，现在仍是体现于科学中的共同理智。如我所曾经说过的，这个原则是同时针对着两个方面的。只要现在正在倾向于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和进行着计划经济的这些企图忽视了科学理智的作用，只要这些企图还依赖于和转过来支持着大部分由外力所造成的外在的制度上的变迁；只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们就是重新依靠着在过去已经遭到失败的那种外在权威的方法。由于需要安全和具有一种团结感，人们会暂时服从于这样的权威之下。但是如历史所指出来的，个人中可变化的因素是不能永选被压抑或完全被根除的。表现在现代个人主义运动中的这个个人自由的原则在人类的构成中是根深蒂固的。其中所体现的真理是不能消逝的，不管对它施加多少的压力。这个运动的悲剧在于它误解了和放错这个自由原则的来源和地位，但是为了保证安全和取得团结而用外在权威去取消这个原则的企图，不管它会怎样取得暂时的胜利，最后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把有组织的理智的控制从它有限的范围内扩充到人类关系的较大领域中去，发挥它解放个人力量和才能的作用的途中是有许多巨大的障碍的，这一点就无庸详述了。至于完成这个人类所希望的和人类所必要的任务的可能性，过去的历史是偏向于悲观主义者的一边的。我并不预测这样的扩充终将会有效地实现。但是我却主张：关于权威与自由、关于稳定与变迁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将会用这种方法来得到解决。别的方法失败了而目前情境又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将会刺激一些人们尽其最大可能来使这样的扩充得到实现。他们知道，在尝试之前就说成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把人类贬于在有权威的力量与无拘束的个人自由之间无用而有害地摇摆不定的地位，而这一点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是过去大部分忧愁与失效的理由。他们觉察到缓慢的历史过程和摆在人类前面的无限时间。这是人类所决心尝试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他们不希望获得任何迅速的胜利。然而，他们却受到这样一种确信的支持，不管他们努力所得到的直接结果是多么的微小，他们在他们尝试中正在体现出来科学理智方法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因为它们正在实验中通过各种方法把一个重大而比较广泛的观念运用到各种事体中去，而这许多方法纠正着在这个尝试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观念并使它们成熟起来。情境的这种严重性，如上述情况所给出的那样，只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和勇敢地努为奋斗的一个刺激而已。

四、对自由思想的挑战（选）

如果要明白：当哲学是活的而不是老古董的时候它是研究什么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询问我们自己：应该用什么标准和什么目的与理想来控制我们的教育政策和计划。如果把这个问题系统地追索下去，它就会揭露出来那些在指导人类事务中从道德上和从理智上讲来是基本的东西。它将揭露当前这个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区别和冲突。一些问题和原理，当它们脱离了人类需要和人类斗争，用哲学系统表达出来的时候，是遥远的和抽象的。但上述这个问题将给予这些问题和原理以具体而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理由，目前攻击教育中所谓现代的和新的东西的这个运动，即使在那些认为这个运动的倾向是彻底反动的人们看来，也是受欢迎的。我们不得不对付这个问题，而对付这个问题就将把那些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信仰揭露出来。“最大的坏事”是把一些互相对立和互相反对的事情混杂起来。这在其他方面是如此，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目前所进行的划分界线的工作不仅将有助于澄清我们教育领域中的混乱现象，而且将使哲学死尸恢复生命。

现在的这个系就（如果可以把它称为系统的话）缺乏统一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因而只是一堆拼凑物而已。一个负担过重而杂乱无章的课程内容需要简单化。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和想往何处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们对于目前教育情境的批判性的估价是根据于这样一种信仰的：与现在社会中活生生的东西相适应的因素，亦即正在形成现代文化的因素，或者是由于人们过分地注意于古旧的东西而被混乱地压制着了，或者是由于没有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而被导入一种比较专门化而非自由的道路中去了。

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的问题于是便成为使我们的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自由化的问题了。一般的工人很少或者完全不认识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过程。他所做的工作时常在他看来是常规的和机械的。在这个范围以内评论家们对目前职业教育所作的诊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动的补救办法却正是把现在系统中的坏东西固定下来。他们并不是寻求一种教育使得一切进了学校的人觉察到工业过程的科学基础，而是在受着职业教育，有意继续保留在不自由状态之下的人们和按照希腊的模样享有自由教育的少数人们之间更加深刻地划上一道鸿沟。一种真正自由的和起着解放作用的教育令天拒绝把职业教育在任何水平上同与社会的、道德的和科学的事务相联系的补习教育孤立开来，因为在这样的联系中在良善管理下的职业和专业才必然发挥它的功能。

不把发挥这种作用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根据于对现在正在成长而有生命力的东西所进行的明智的选择与整理，有意识地删除掉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这就肯定会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混乱和冲突的情况继续下来。要有明智的勇气使教育达到它可以成就的结果，这既能产生信心，又能产生支持这种信心的智慧。

这个反动的运动是危险的（或者说，如果它认真进行的话，它会是危险的），因为它忽视了，事实上否认了科学探究和第一手观察的原理，而这是科学全部进展所必需的生命血液——科学的这个进展是惊人的，它使得过去千万年来所积果的知识进步比较起来成为微不足道的了。经院学派反动运动的主要拥护者乃是一些缺乏科学教育的文人，否则，就是一些神学家们，他们预先就深信存在着有一种超自然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它的官方发言就是固定的和最后的真理，因为它们是超越于任何人类探究与批评之上的。

赫琴斯先生写道：

“我们知道有一个自然的道德法则，而且我们能够懂得它是什么，因为人是有本性的而我们能够懂得人的本性。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它为不同文化的不同习俗所隐蔽，但不为它们所磨灭。人性的特殊性质是：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和有精种的动物……。”

于是由于人类具有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本质，所以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文化之中都是一样的。任何东西不能使他发生变化，或者说，在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世界中（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的本性发生差异。所以能够指导一个人的行为和信仰的原理乃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它们是通过一个独立于和超然于科学方法之上的特殊官能所感知到的，而耐心的探究则凭借科学方法，借助于实验观察，来发现关于自我、社会以及这个物理世界的自然事实的。

这种见解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面。我们从早期童年起就熟悉它的。它是我们大部分在家庭里和星期日学校里所受训练中的一个习俗的和既存的部分。虽然如此，它却表达了一种粗野的和习俗的文化观点；它表达了一种在我们今日所谓科学的意义之下的先科学期的文化。至少具有同等观察力的人们（例如亚里士多德本人）以及那些在今天还断言人性与道德是具有绝对齐一性的人们对于自然对象都讲授过同样的东西。天文学和生物科学曾经一度坚定地以永恒的齐一性为根据，正如现在的道德科学与哲学所断言的这样。在天文学里曾经主张过：这些较高的天球，带着其中所有的一切东西，从来就总是而且将来仍总是沿着一个不歪不斜的圆圈运动着的。于是当前天文科学所传授的东西看起来就似乎是一团混乱的东西。在生物学里面，认为植物和动物的种类是完全固定的和齐一的，这曾被当作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合理的和必然的根本真理。

总之，这个为人所深信的关于道德的看法曾经一度在自然科学中流行过。这两者的基础就是：齐一的和不变的东西在它的圆满性上和真实性上较之从属于变迁的任何事物都是内在地高级一些。从社会方面来看，这种看法的兴起是容易理解的。它是适合于在习俗统治之下的社会的——这些社会惧怕变迁，把它当作是不稳定和无秩序的根源。当观察缺乏仪器而受到局限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看法。在没有使用望远镜的时候，这些“恒星”的地位变化是不能觉察出来的。植物与动物中类或种的变化也只有在崎形动植物出现的时候才可以观察得出来。因此，对人性永恒齐一的这种信仰乃是过去曾经一度对于天以及一切生物普遍相信的一种信仰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科学方法和结论对于那些主要是受着文献教育的人们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一个领域内继续相信科学在其他一切地方都已经废弃了的这样一种信仰。

然而这里所论及的这一群人却并不反对教授科学。远非如此。他们的主张是把自然科学的科目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结果是把它从属于这样一类的科目，其价值是在技术、功利和实用方面的。因而他们赞成并且倾向于确定把可靠认识的自然手段和一切具有道德上、理想上和“精神上”重要性的东西分裂开来。

赫琴斯先生在神学方面的有些追随者们把这点弄清楚了。因为他们特别地把政治方面、公民方面、社会方面的道德和个人方面的道德完全分隔开了。前者是“自然的”；它的美德是指向“文明的善”。后者则不得不考虑到人的“超时间的命运”。关于“自然道德”的教导仅仅好象是受“所谓政治生活与文明的美德”所影响的。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个人道德，而个人道德是“一切道德的根源”——要记住：这一种道德在来源上和目的地上都是超自然的。

这个学派的自由作家们发现他们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界；这种进退维谷的境界为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了：即他们求助于一种“完整的人本主义”并要求避免分裂。然后，他们又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设置了一系列完全的分裂。有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分裂；有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分裂；有人类与种灵之间的分裂；有内在的与外在的之间的分裂；最后有公民的、社会的事务（一般地讲来，即这个世界的一些事物）和人类的所谓超时间的命运之间的分裂——当然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超自然的和必然的教会来作为这道鸿沟的桥梁。

从一种观点看来，这些作家们只是表现了我们目前文化所特有的分裂与冲突。不过他们所附加的是要把这种分裂有系统地固定下来，并以此为拯救由这种分裂所产生的罪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从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点上看来，由我们的神学哲学家所代表的这一派，和它的临时伙伴比较起来，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求为一个为神圣所创立的教会说话，而这个教会永远是受着上天所指导的。所以，当可能犯错误的人类的理性所说的话发生变化时，并且当不同人民在公民方面的各种道德彼此冲突的时候，教会就能权威地指出唯一的真理。

因此，在教育哲学中所产生的争端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表现了现在为哲学的各方面所特有的裂痕。它表现了两种观点之间的区别：一种观点是回顾过去去寻找教训与指导，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如果要使哲学有利于目前的情境，它必须对显然现代的运动、需要、问题和资源予以高度的注意。后面这一观点，人们常以一种讽刺它的方式来加以对待。说它是以对新奇与变化的无知爱好为根据的，说它爱好现代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发生得晚一些。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在当代生活中有许多正在发生作用的因素，它们在前途希望上（如果尚未在实际成就上），具有卓越的价值。这些因素就是在知识领域内的实验科学和实验方法。这个领域既包括有关于人于世界的明确结论，又包括有一种明确的道德和伦理。第三个因素是为了人的目的在技术上对自然能力所加的控制。这三个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科学的革命是发明仪器与过程之母，而仪器与过程又为现代工业技术提供了实质的内容。事实十分明显，它是无可否认的——不过还有一些十分肤浅的人们，他们把工业中大进展不归功于现代科学的方法与结论，而归功于人们对金钱力量的爱好。还有一件事实：即在自然科学中这种惊人的进展乃是由于打破了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和中古制度中在属于纯理智于“精神”性质的“高级”事物和属于“实用”和“物质”性质的“低级”事物之间的围墙。这件事实却也许不是同样明显的。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要大家愿意看一看这个历史事实，它是十分明白的，这就是：当研究者利用了为社会所轻视的工业中的仪器与过程而把它作为认识自然的手段时，在科学中便开始了从比较贫乏与停滞的状况到一个有丰富结果的和不断进步的生活的转变。然后由于商品和服务品的生产所产生的变化便成为打破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的因素。用便利的交通代替了人民、集团和阶级之间的孤立现象，这便成为产生民主运动的一种行动。

我再回到我们是生活于一个混杂而分裂的世界之中的这个事实上来。我们被拉向各个相反的方向。我们还没有一个并非从年代上讲来是现代的现代哲学。我们还没有一个教育制度或社会制度，它已经不是各种相反的因素的混合物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与结论和在道德与宗教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与结论之间的分别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它意味着：在最关重要的问题上这个社会还不是统一的。

我不懂得那些主张在道德与社会制度方面要回复到古代基础上去的人们是不是想要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回复到它早年的情况；是不是想要废弃掉为科学的实验推广所产生的一切现代的发明和仪器。但是他们的主张在逻辑上和在实际上的含意却是要把这种区分固定下来，要把我们所忍受的这种分裂固定下来。先科学时期的精神和方法在比较高级的领域里保留下来，而同时科学和技术则被贬黜到生活中内在地低级一些的和被分隔开来的那一隔室中去。用宣道的方法，否则就是用一种外在的制度权威，使得科学与技术不致逾越它们的范围。

于是与此有关的一个突出的争端便是我们行动的方向问题。我们将被迫地主张：在自然科学中通行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方面我们将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吗？科学方法已经正在进入心理学的领域；它已经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安家落户。当这些研究领域内所达到的结论为一般人所广泛接受时，是不是要以科学与道德信仰之间的冲突来代替科学与被作为宗教的东西之间的旧冲突？而这个问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在这里所论及的宗教也是先科学期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教育倾域内所提出的这个争端又以一种生动而明显的方式恢复到哲学中所要采取的方向问题了。但我不是说，哲学中的问题和在我们的实际事务中——在教育中、工业中和政治中——我们所要采取的方向是同样重要的。但是这两者是密切联系着的。旧的形而上学的和神学的哲学反映了它们当时形成时的社会条件。把这些条件变成了理性的名词时，这些条件又得到了支持。传统哲学按照社会运动所采取的方向发挥着指导作用。这些传统哲学也力图在今天发挥这些功能。然而，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只产生了混乱和冲突。

我希望我已经弄清楚了，我对于我适才所考虑的这些看法背后的哲学是不同情的。但是它在场面上的积极出现是受欢迎的。有些人把哲学当作就是纯理智的体操锻炼和纯字句上的分析。哲学需要从这些人手里夺取过来、把哲学恢复到人的方面来，这也许要遭到现在反动的严重冲击。无论如何，如果哲学在现在的危机中要有所作为，那么此地所讨论的教育哲学便引起了现在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切哲学问题。

在不变与变化之争中就包括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一个领域内做出了惊人成就的探究与试验的方法是否可以应用来推广和发展在道德的和社会的事务方面的知识。在科学与道德之间是否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道德中的原理和一般真理和在科学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即这些暂行假设是不是一样的：它们一方面把过去不断经验与探究的结果集中起来而另一方面指导着进一步有效果的探究，而这种探究的结果又转过来检验和发展所已用的暂行原理以便进一步加以运用？假定说，如他们所说的在抽象中，道德原理真是固定的和永远齐一的。那么是否有人曾经指出（即使用一种最粗浅的方法指出）如何去应用它们呢？归根到底，这就是在武断的教条（这些教条十分顽固，因而最后它们便必然诉之于武力）和在我们所已有的最好智慧所指导之下诉之于明智的观察（这就是科学方法的核心）之间的争端。

我们不妨用一个事例来表明如何在过去认为不可变迁的绝对的东西上面运用科学的思想。这个事例是从皮耳士那里引用来的。皮耳士，远超过别人，是地道的美国哲学的创始人。这个事例是从在道德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题目（即真理的意义）上采用过来的。根据传统对真理的看法，真理是我们所已经掌握的一些永恒不变原理的一个固定的结果而要求一切其他的东西去遵从它。与此担反，皮耳士说：真理“就是一个抽象的陈述和那无尽的研究要使科学信仰所趋向的一个理想限度之间的一致。”即使“坦白承认某一种科学信仰是不正确的和有片面性的”，它在此时此地也可么达到这样的一致性，因为“这种坦白承认就是真理中的一个本质的成分。”我们在这里极简单地陈述了在一个重要的事例中在相信固定与相信变化之间所作的深刻区别。在这里也明确地意味着：变化是指不断的生长、发展、解放和协作，而固定是指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在历史上表现为不调和和对反对者和探究者的凶残迫害。相信不断地去寻求探究和相信对已有东西的非教条主义的友好态度（这是不断持续努力的一种刺激），这种信仰，在那些没有受过包括有科学精神的教育的人们看来，乃是一种系统的漠不关心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乃至到了不道德的程度。

政治民主的核心是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办法来裁决社会上的差别。这个方法大致接近于用实验探究与检验的手段来影响变化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民主程序的基础就是使社会改变依赖于实验的结果；它是一种实验程序，它受暂行的原理所指导，而这种暂行的原理又在这种行动的尝试过程本身中得到检验与发展。不过它的实际活动，由于受到有人怂恿我们退守的那种哲学的顽固影响而有所妥协。

总之，推迟与阻碍民主运动有意识地实现统一性和稳定性的主要影响显然就是坚持教条主义的固定性和齐一性的哲学。因此，那些自称为哲学家们的主要的行动机会和主要的责任就是要弄清楚在民主和那种使得科学革命化了的引导变化的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标准上、目的上和方法上的二元论——即我们现在所正在忍受的这种分隔的情况。技术工业是科学的产物。它也是在实际决定社会条件中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影响因素。在我们当代最直接的人类问题就是如何把新技术所交给我们手里的无限资源转变成为人类积极的工具。反动哲学所作的贡献就是主张：技术与科学是内在地属于一种下等的和不自由的性质的!    

当前社会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大部分乃是在一种所谓“个人主义”的东西和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之间进行抽象的争论。但是问题却是具体的。各个工厂和田间的作业能怎样象它在生产大量的和合理廉价供应的物质物品一样，在具有教育性质地解放和促进人类的才能方面作出贡献？用它自己的专门名词来讲，这个问题只能用不断应用实验观察与检验方法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如果有人感觉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科学与道德之间、“自然”事实与人类价值之间的联系，他们将在这里找到这个例子。

颂扬“物质的”与“精种的”之间，不变原理与迅速变化的社会条件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的那种哲学阻碍着我们有效地去解决这个主要的争端。当然，这个争端的解决将不会在哲学中得到。但是哲学的机会却是帮助我们扫除我们现在解决问题途中在理智习惯上的障碍。

只要学校教育是这种实际需要的手段的一部分，教育理论或教育哲学就有任务和机会，去帮助我们打倒坚持固定性的哲学，这种哲学支持外在权威而反对自由协作。它必然要对这个见解进行战斗：即道德是完全离开科学与科学方法而在它之上的一种东西。它必然要废弃这样一种见解：即人类的日常工作和职业，跟文学研究比较起来是可以忽视的；此时此地人类的命运和某种超自然的命运比校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它必然要全心全意地不仅接受技术的科学方法，而且接受人生的科学方法，以达到现代民主理想的希望。

五、宗教、科学与哲学（选）

对于权威的需要是人们经常的一种需要。因为它就是对于原则的需要，这种原则既十分稳定而又十分灵活，它们可以在动荡不定的生活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自由主义者们往往由于他们实际上假定在任何形式与样式之下的权威都是巨大的敌人而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当他们作这样的假定时，他们直接在作有利于坚持要有某种外在而教条主义的权威的人们的事情；这种坚持某种外在而教条主义的权威的人们或者是在宗教方面的，或者是政治方面的，或者是这两方面的混合。近几世纪的根本问题就是：科学方法（即实验行动中理智的方法）是否和怎样能够提供一种为早些世纪在武断固定的教条中所寻求的权威。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方面。

的确，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就是人类在生活的指导中盲目地寻求满足权威方面的需要的斗争史。它是人们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权威所在的地方的历史。这是一场盲目的斗争，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寻求的是什么，而结果所得到的也只是历史与社会环境的一些偶然事故在一种暂时控制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东西。因此，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失望和五花八门的变化的历史。在科学方法兴起以前，在一切变化中有一件恒常不变的事情，那就是：权威的地位是在理智的耐心而积累的探究之外，处于某种制度之中，而最后的原理和规则都被认为是从这种制度中放射出来的。在早期开始的时候从事于探究和实验的人们并没有觉察到他们行动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动机主要是一种渴望的好奇心以及他们由于在他们四周所发现的愚昧与混乱情况而成到焦虑不安的心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努力带来了权威地位的最后改变，鉴于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无足惊奇地看到这个斗争自从十七世纪以来遍及一切信仰的倾域之内。也许值得惊奇的主要地是这个斗争还不够厉害和科学已经获得了这许多的胜利。

据我所看到的，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现在对于自由实验探究的方法的信仰突然低落，而为物质力量所支持的教条主义权威重新复发，这是什么原因？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接受了（所谓接受了是指在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在名义上接受了）科学方法，而把它当作是在指导人类行动的信仰中的权威；人类社会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指向两个不同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一下：当科学似乎全线取得胜利的时候却在不久以前，在这一段时候以后，来了一阵似乎是晦暗，几乎是崩清的现象，——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一下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我怎能叙述科学所可能对我们发生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伟大的技术成功的时代以后，科学的地位在世界这许多地方变得这样从属而动荡不定呢？我看不外在下面两个选择的道路中得到解决。或者说，理智的方法命定永远处于比较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人们都有习惯和情绪，而有些人有追求权力的冲动，而另一些人有服从的冲动，而和这些习惯和冲动此较起来，理智的方法乃是人性中一个微弱的部分：否则，目前科学权威之所以处于衰落地位自有其特殊的原因。

前面我曾说到科学在技术方面的成功，在这一句话里所提示出来的事实可以大部分说明科学衰落的历史原因。罗素先生公正地把科学性格和科学技术区分开来。前者是“审慎的、实验性质的和一点一滴的；它并不想象它认识了整个的真理，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之下，知识是完全真实的。它知道，每一种主张迟早总是需要校正的，而这种必要的校正要求有研究的自由和讨论的自由。”它是从被观察到的事实出发的，而不是从固定的一般真理出发，从而推演出一些特殊的真理来。它是对许许多多个别发生的情况进行实验观察从而求得其一般性的规则，而且当它达到了这些一般性的规则时，它是把它们当作暂行的假设而不是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加以应用的。在时间的进程中不同的假设足以为观察的事实所证实而变成了理论，而这些理论又汇集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概括。但是神学，从最原始的形式到比较精密的系统，都是从一般原理出发的，部分是通过“纯理性”而加以确信，部分是通过最后神权的启示而加以确信，而科学的概括则是结论，而且这些结论是在研究的进程中不断加以修正的。“知识已不再是宇宙在心灵上的反映而成为处理事物中的实用工具。”

科学技术不同于科学性格，它是和处理物质的方法有关的。它是特别技术（如把电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泉源；它是和一种有实用性质的直接果实有关的，在这里所谓实用性是具有一种特别的和专门的意义的——如电力站、广播、照明、电话和自动机的发火装置等。“应用科学技术的实用专家们，以及使用这些实用专家的政府和大公司要求具有一种不同于科学家的性格——这一种性格充满了无限权力感、自大的安定感和乃至玩弄人类材料的愉快感。”

这些事实在我看来似乎是无可否认的，而这些事实指出：科学不仅获得了技术上的胜利而且也替换了关于天体、关于人体、关于植物与动物形式的来源和生长的早期的教条信仰，但在这个时期科学性格，即理智实验的方法却仅仅取得很少的进步。科学有效地改变了许多在特殊事务方面的信仰。有些信仰是早期情绪狂想的结果而且由于历史的偶然体现于各种经典之中，融合在一种为挽救个人灵魂所必须接受的信念结构之中。科学替换了这些信仰。它也通过它已在技术上的应用使工业和商业革命化了，对日常工作、消遗、家庭经济以及安适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当我们考察一下科学的胜利史时，我们就发现科学的胜利除了此较一小群科学工作者以外，仅仅限于这些特殊的领域以内。

换言之，科学仍然只是一群所谓“科学家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在实验室内、了望台上和特别研究的地方所进行的一种工作。它远非人类用以个别地和集体地去对付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心情。它还远未达到这个目标，即还未曾触及到人们活动性向的表面。才仅仅触及到地基的浮面。科学的声望大部分是由于它在物质上的应用，而不是由于一般地采纳了这种科学的心情。关于科学性格的内在的唯心主义，从大多数人讲来，在由于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而利用和享受物质权力和物质安适的过程中湮没无闻了。

这个结果大部分是可以解释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方法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新来者。它是一个婴儿，在和地球上千万年以来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成人进行斗争。再者，它是来到这样一些人的身边，而他们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饥饿的；而且它是根据它所提出的给人以权力与安适的诺言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科学技术在物质方面的迅速发展除非从这个背景所形成的配景中去观看是不能够理解的。已被堵塞起来的胃口，已被压制下去的欲望，当人们开始享受为科学使之成为可能的发明的果实时，便活跃起来了。科学的新力量和人类过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情况是成正此例的。一般的社会（而不仅仅这里和那里几个少数的人）显示出了这幅暴发户的光景。当然，大多数的人们还没有大量地分享天国中的牛乳和蜜糖。但是尚未为科学在其技术的应用中所提出的诱惑物所影响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了。

然而，以上所述仅是情况的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首先是在金融资本控制之下的工业，然后是政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上已经获取了新科学的技术资源。近来罗素先生所谓新宗教对科学性格、对它的自由的、假定的和实验的方法以及它用暂行的假设去代替永恒不变的真理所带来的威胁，究竟只是在科学赢得其技术的和物质的胜利的整个时期中发生着作用的那些力量在转变期的一种表现。一种新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鲜花般地盛开，从来都是突然而至的。在我们的行动的危急后果强加在我们身上之前，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即虽然新形式的产生是突然的，但是它们的潜伏力量却早已隐蔽地发生着作用。

应该有这样一种伦理学的理论，它科学地和客观地去研究这种和那种欲望的原因条件和具体后果，这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途的实际困难是巨大的。才刚刚有个开端。但是如果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发展如我们在处理物理性质中所具有的那样一种处理人性的技术。这些技术并不包括外来的处置，因为在实现它们时它们要求有一种合作的自愿的反应。这种科学和技术并没有由于它们的缺乏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跟着这个思路追索下去，我相信，对于为什么科学性格目前只有比较少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由于它们所提供的物质力量、舒适和安逸而具有巨大影响的这种情况会有所说明。这是一个常说的故事，物理科学远超了人文和道德科学。认识关于人类欲望与目的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所具有的关于物理的因果关系的知识，是我们把社会知识和行动引向在物理知识和力量中所已经存在的那种状态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