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威  传

（美）简·M·杜威 著

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日，约翰·杜威出生在佛蒙特州的柏林顿乡。他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四个子女中的第三个儿子。他们的长子在婴儿时就夭折了，而比约翰大一岁半的戴维斯·里琦·杜威和年纪更小的查尔斯·米纳·杜威长大了起来，与约翰一起进了附近的公立学校。这个镇的所有儿童几乎都进这所学校读书。他们来自各式各样的家庭，富裕的和贫穷的，老美国人和移民。进私立学校读书的少数人，被大多数孩子看作是“柔弱的”或“傲慢的”。因此，虽然少数上层家庭具有特别显赫的地位，但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是民主的。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说，平等和没有阶级的区分，在社区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杜威家的子女成长中，很难说什么遗传的影响是重要的。但是，假如我们考虑文化上的遗传超过生物学上的遗传的话，那么，拓荒者时代的背景在他们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父亲阿奇博尔德·斯普霍格·杜威一八一一年出生在佛蒙特州北部。后来，他与几乎比他小二十岁的卢西娜·里琦结了婚。当他的孩子出生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对这些孩子来说，拓荒者时代好象并不遥远，因为他们家族中的人结婚都很迟。

一直到居住在佛蒙特大学附近时，戴维斯和约翰才受到了大学教育。这是由于学费抵和依靠奖学金的帮助，他们才能够进入佛蒙特大学学习。

在形成约翰·杜威的教育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男孩和一个男青年，他亲眼看到了他所有的亲戚都参加了家务活，并承担了一部分责任。年轻人被引导去深入接触简易工农业的整个工作范围。另一方面，学校是一个惹人厌倦的地方，不仅对杜威的同伴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戴维斯和杜威自己来说也是如此。除了学校课本之外，他们几乎对阅读任何书籍都感兴趣。而且，仅仅由于个别教师鼓励讨论外界问题的谈话，才使学校那惹人厌倦的情况有所缓和。当杜威长大成人并成为一位教师时，城市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与原来对学校教育的有价值的补充发生了抵触。在他童年时代，这些有价值的补充是通过主动的职业活动，以及他个人与各行各业人们的接触而提供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原来贫乏和昂贵的阅读材料，开始丰富和便宜起来，而且差不多是强加给每一个人。这就降低了正规学校教育在读、写、算中的重要性。而在杜威所成长的土地所有制共和国里，读、写、算在正规学校教育中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应该认识到，一直到杜威上大学时，在使本人所受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在杜威的教育工作中，课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职业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致被作为获得真正知识和个人智力训练的最有效方法。毫无疑问，杜威对普通学校中死记硬背方法的愚蠢性所作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对偶而的令人愉快的课时的回忆。他回忆到，这是由于一些教师并不完全拘于规定课程的缘故。

十五岁时，约翰·杜威从中学毕业。这时，他的家仍住在佛蒙特大学附近的普罗斯佩克特街上的一座房子里。他的哥哥戴维斯一年前已上了大学，约翰·里琦准备与他的表兄弟一起上大学。因为身体不好，戴维斯休学了一年。因此，一八七九年，三个孩子一起大学毕业。

当时，大学的规模是小的。作为最早的专业学院，农工学院开办以来仅有十二年的时间。一八七九年，佛蒙特大学有十八个学生华业。与杜威家的孩子一样，所有选修希腊语的学生，与除工程学教授外的其他八位教授都熟悉。所有的科目都是必修的。前二年，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古代史、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在三年级时，自然科学占有主要的地位。佩金斯教授使用讲演和示范的方法教地理和动物学。他还整理了关于进化论的参考资料。在他那关于动物生命发展的讲演中，他渊搏地描述了一些早期教父的思想，指出他们并不坚持在上帝直接命令下的刻板的七日创世期。佩金斯教授不顾传统的环境，而强调进化论思想，显然引起了一些不满。同年开设的生理学课程，采用了赫胥黎所写的课本。这本书描述了活的生物统一体，给约翰·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杜威对事物的一种广泛的学术好奇心，并使得他这个年轻人对哲学学习产生了兴趣。

大学图书馆订阅了一些英国期刊。这些期刊讨论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新思想。其中，《双周刊》代表了更为激进的科学思想派别；《当代评论》是更为传统观点的一种温和的刊物，而《十九世纪》则走一条中间路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单个论题的联合讨论，以“专题讨论会”著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廷德尔和赫胥黎的理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一些对生物学感兴趣的学生，出于对进化论的好奇心，超过了出于对工艺性质的考虑。可是，对有关进化论的论战来说，这些期刊所讨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个专题。在自然科学和传统观念的关系中。它们处在新兴势力的最前列。反映了新酵素的英国期刊，是约翰·杜威这一时期在学术上的主要刺激物。这些英国期刊对于他的影响，比他所学的系统的哲学课程更为深刻。

大学的最后一年，用来对学生介绍一个更广阔的学术世界。它作为一个“结束学业”的过程，是以哲学为特色的。托里教授讲授心理学，那是建立在诺亚·波特尔的《智慧哲学》基础上的一门课程；他还开设了在巴特勒《类比》基础上的一门短期课程。四年级学生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从贝恩那比较乏味的《修辞学》中，获得了有关英国经验主义的一些知识，巴克汉姆校长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方面的课程，还教基佐的《文化史》。巴克汉姆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既具有有条理和有逻辑性的思维能力，也具有清楚的表达能力。他是一个确实具有说服力的人，但反对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在四年级之前，没有因纪律问题被他叫去谈话的学生，与他接触的唯一机会，就是在他每周一次会见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这种会见，名义上是讨论基本的道德问题，但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了解。所讨论到的一些道德问题，并没有给这位未来的哲学家留下持久的印象，但是，杜威却一直受到了在教室里所发生的那件小事的影响。有一次，巴克汉姆校长试图要杜威班上的每个学生，能对那一周所要讨论的章节的一般问题进行论述，但是，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从这之后，在这些学生中，至少有一个人在他自己没有抓住任何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细节前，决心弄明白他将应该阅读什么。

象这时美国多数大学的哲学教学一样，托里教授的哲学教学，也是建立在苏格兰学派著作的基础上的。唯心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并不尖锐，而且很少写到或谈到贝克莱主教。苏格兰哲学家的影响，应该归于他们在介绍德国唯灵论者的唯心主义之前坚持直觉论的主张。直觉论的主张，形成了反对对英国经验主义起瓦解作用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的主要学术堡垒。由于坚持从牧师詹姆士·马歇教授的教学中得到的思想和论题，而使那颇为枯燥无味的苏格兰思想多少有了点生气。马歇教授是最早不顾德国哲学家的危险名声，而充分地研究和讲授德国哲学思想的美国人之一。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了科尔里奇的著作而得到了更广泛的介绍，但是，甚至连这种介绍形式也受到了保守的哲学家的怀疑。社会风俗本身带有一种神的含意，以及《圣经》是因为它鼓舞人们而产生的那些思想，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托里教授也采用最温和的方式来描述它们。正如马歇的《遗稿》所表明的，他具有一种冒险精神；他的一些著作大概首先引起了埃默森对德国思想和它的解释者科尔里奇的注意。

虽然这些学习当时并没有决定杜威的生涯，但是，它们却有助于他决定自己学术兴趣的方向。他的哲学读物，是通过在《双周刊》上刊载的弗雷德里克·哈里逊的一些文章而得到扩大的。《双周刊》把杜威的注意力引向了孔德，并促使他去学习哈丽特·马提诺编的孔德《实证哲学》的节选本，而不是孔德关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和孔德对新的宗教的解释，使得杜威对他特别感到有兴趣。虽然在杜威自己的哲学思想中，重点是在科学方法上，而不是在推理的结构上。但是，孔德关于现存社会生活的瓦解和发现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必要性的理论，可能在杜威的思想中保持了持久的影响。阅读孔德和他的英国解释者的著作，开始唤起了杜威对社会环境与科学及科学思想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独特兴趣。当杜威在大学读书时，每一个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要准备作一次介绍性的演讲。最优秀的演讲者将作为他们的代表，在一个公共展览会上演讲。杜威准备的题目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揭示了孔德对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学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去演讲。

杜威毫不费力地学习，总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四年级的科目激起了他的兴趣，竟达到如此的程度，那一年他的学习成绩是大学里任何学生都不可能得到的最高分数。大学二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地区性的大学生联谊会。在毕业典礼上，他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荣誉组织的一个会员。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是使杜威感到优虑的一个夏天。象其他一些还没有决定自己生活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一样，他想得到一个教书职位。由于他年轻和缺乏经验，使得他要找到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他的经济状况又使他感到，找到一份工作对他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当秋天学校开学时，杜威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担任一所中学校长的堂兄克莱拉·威尔逊的一封电报，告诉他那里有一个空缺。在石油城任教的两年时间里，杜威教过一些科目，如拉丁文、代数和选自斯蒂尔《十四周》的自然科学。第一年，他每月的工资是四十美元。在这段时期结束时，他的堂兄因为结婚而辞职，他也就离开石油城回到了柏林顿。在随之而来的冬天里，杜威利用一部分时间在夏洛特镇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里教书。同时，他又在柏林顿，在托里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一些哲学史名著。托里先生还经常与杜威一起长时间地在森林里散步，更加直接地谈出了他自己在教室里没有讲过的观点，表现了他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在比较适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获得盛名。在大学图书馆所订阅的杂志中，有哈利斯编的《思辨哲学杂志》。当哈利斯担任圣路易斯的地方教育长官时，他曾接触过一批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德国流放者。他们是德国哲学思思的热情研究者，特别是对谢林和黑格尔思想颇有研究。多年来，哈利斯编的这份不定期出版的杂志，是在美国出版的唯一具有特色的哲学杂志。它成了这批人的一个喉舌。那时，杜威的思想开始转向把哲学教学作为一种职业。杜威曾怀着担忧和焦虑的心情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寄给哈利斯博士，并询问哈利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应该从事专业的哲学研究。不久，哈利斯博士就写回信给他说，寄去的那篇文章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哲学见解。在一八八二年四月那一期的《思辨哲学杂志》（但稍迟一些时间出版）上，登载了杜威的那篇文章，标题是《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哈利斯博士的鼓励，决定了这位新作者将继续他的哲学研究，并使他写出了另外两篇通过哈利斯博士而发表的文章。根据杜威的慎重看法，所有这三篇文章在纲要的逻辑形式方面比在本质方面更值得注意。

由于托里教授和哈利斯博士的鼓励，一八八二年秋天，杜威向一位伯母借了五百美元，动身去巴尔的摩，进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一行动，表明了杜威永远告别了童年时代的环境。

当约翰·杜威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该校的研究生院设立已有几年了。吉尔曼校长在那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帮助一些研究生为到德国去获得奖学金作准备，以在德国学习符合美国需要的知识。住在大学附近的少数学生被允许在那里进行最后两年的大学本科学习，但是，整个学校的重点都放在研究生院上。吉尔曼校长经常鼓励学生去了解创造性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对大多数年轻学生来说，一旦有了一种创新的和令人振奋的思想，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学生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人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他们从前所受过的教育从来没有使他们想到，他们自己可以成为这种幸福的人。因此，新的大学环境是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的，这种经验后来几乎不可能被重复。许多学生感到，他们自己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极大的幸福。当时，专题讨论会在美国大学中实际上是前所未闻的，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却是学术生活的中心。有时，吉尔曼校长在他的热情演讲中，也谈到了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在学术上和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历史和政治科学系的教授赫伯恃·亚当斯非常赞同吉尔曼校长的这种说法。在亚当斯教授的指导下，杜威曾把历史和政治科学系作为他的“选修科”。

吉尔曼校长分别地会见学生，并友好地给予他们鼓励和建议。他不赞成专们从事哲学研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回忆起自己在大学时学哲学的情况，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哲学研究很少能提供职位。当时，美国多数大学是由牧师讲授哲学科目。吉尔曼建议杜成转致其他一些学术领域去，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位满怀热情的和崭露头角的哲学家从自己的道路上转过来。吉尔曼并没有因为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不再友好地关心杜威。当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时，这位优秀的校长不仅对杜威的孤癖和书生气进行了告诫，而且还提供了一笔贷款，使杜威能够在欧洲继续自己的学业。

在杜威主修的哲学系里，密执安大学的乔治·S·莫里斯教了第一学期，然后由G·斯坦利·霍尔博士教第二学期。霍尔刚结束在德国的长期学习回国。与这两个人的交往，特别是与莫里斯教授的交往，在杜威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里斯是美国少数不是由牧师担任的哲学教师中的一位；他曾把尤伯威格的《哲学史》译成英文。在他的全部教学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自已丰富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在学术上具有巨大热情的人，莫里斯在教学工作中不仅表现出学术上的理解力，而且也表现出感情上的忠诚。有一个时期，他竭力反对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教养上的宗教传统，并在学术上成为穆勒、贝恩等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信徒。在德国，莫里斯曾受到了特伦德伦伯格的影响，对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过综合，多少有点象在华莱士所写的一本小册子里所描述的模式。他也曾与凯尔修等当代牛津大学的黑格尔主义者通信联系。

在《现代美国哲学》第二卷里刊载的题为《从绝时主义到实验主义》的论文中，杜威叙述了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吸引力，以及为何具有这种吸引力的原因。毫无疑问，他的老师莫里斯那异常的、容易感受到的纯洁，以及满腔热情和专心致志的个性对此起了作用，但是，只有记住这位学生的新英格兰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吸引力的影响。杜威名义上承认自己成长中曾受过的宗教教育，早年在柏林顿还加入过怀特街的公理会。他试图相信这个教会的教义，但并没有意识到这需要他的努力，然而他的信仰从来不是虔诚的，还不能充分满足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正如莫里斯所说的，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杜威在青年时期，得到了感情和智力的融合，他曾依靠童年时代的宗教经验去追求这种融合，但没有成功。在这篇论文中，杜成提到了他“与黑格尔的结识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痕迹”。下面就是他对这种痕迹情况的陈述。

“在个人精神生活的形成中，每个人都依赖于黑格尔所说的一种‘客观精神’，即文化制度思想。这种思想也带有孔德、孔多塞和培根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中曾出现的一种绝对精神，即形而上学思想已退了出去；而通过文化环境对个人的观念、信仰和学术态度的形成起作用的思想，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着。在形成我关于现成智力在心理学和哲学两方面具有共同设想的信念中，它是一种因素。这种现成智力作为一个没有经验主义支持的客体，是与物质世界相对的。在形成我关于最合理的心理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信念中，它也是一种因素。这种心理学，不同于对行为的生物学描述。就更加专门的哲学问题而言，在我早期的辩证法信念被怀疑论所取代之后，黑格尔学派所强调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的思想，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我继续产生影响。一直到我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在与黑格尔《逻辑学》的专题讨论会的联系中，我试图用‘重新调整’和‘重新改造’的术语来解释黑格尔的思想范畴。最后，当我完全从黑格尔学派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时，我逐渐认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述黑格尔的这些原理。”

莫里斯教授的影响，是杜威后来对逻辑学理论感兴趣的一个根源。莫里斯热衷于把自己认为跟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有联系的“实证”逻辑与他自已所具有一些肤浅观点的形式逻辑进行对照。杜威在安阿伯与莫里斯交往的那些日子里，形成了一种具有媒介物的逻辑学思想。这种逻辑学既不纯粹是形式的，也不是事物内在结构“真理”的逻辑学，而是通过所得到的知识而进行的那种过程的逻辑学。对穆勒来说，他的逻辑学似乎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但是，由于穆勒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感觉论的和以单一因素阐明社会复杂现象的心理学，这种努力受到了阻碍并偏离了方向。在缪尔海德《哲学丛书》的前几卷中，曾预告“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博士的《工具逻辑学原理》一书”即将出版。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这种思想的重复，也许能在杜威后来的“工具主义”中找到。当时杜威所列的书名，意味着这是一种思维理论。这种思维理论被考虑为获得知识的方法或工具。它与宇宙结构真理的理论或“实证”逻辑是有区别的。杜威感到，他的主体思想的发展，使他自己完全离开了与“实证”逻辑有联系的学说，而去研究一些有关经验的问题，以及知识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已过去的一些年里，这种研究占据了杜威的时间和智力。

从各方面来看，与莫里斯的交往，对杜威的成长是有极大好处的。在第一学期结束后，莫里斯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回密执安大学时，他把大学本科生班第二学期的哲学史课程让给攻读搏士学位的杜威去教。这使得杜威在其他人面前有了自信心，因为直到那时，杜威仅仅在写作方面感到有信心。第二年，莫里斯对杜威能够得到一笔奖学金也是有影响的，这使得杜威能够继续学习，而不增加自已的债务。一八八四年的夏天，杜威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结束后，又同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一样，面临着寻找工作的困难。这种情况使这位新博士开始怀疑他的职业选释是否明智。当莫里斯写信给杜威，给他提供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哲学讲师的职位时，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年薪九百美元。

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B·安吉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佛蒙特大学的巴克汉姆。这时，安吉尔正尽力建设一所著名州立大学，似便能够在州立大学中确立领导地位，并取得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对在他领导之下的所有教师来说，安吉尔校长仍是位典型的大学校长，但又是一个努力提高学术水平的人。他给师生提供了一种真正民主的环境，并提倡创造性教育所必需的自由权利和个人责任感。他个人的魅力与和蔼，产生了一种对新教师和学生普遍友好的气氛。一些教授甚至坚持拜访年轻的讲师。讲师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教师会议，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很有教育意义的过程。新教师直接被承认为教师队伍中一个已成熟的和可信赖的成员；这所大学也自然地成为实行男女同校教育的州立教育系统的顶端。这些实际情况，给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开始形成了以后构成他教育理论的思想链索。虽然杜威童年时代的环境不是以工业和财政上的真正民主为标志的，但是，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民主信念。这就使杜威意识到，要把这种信念作为他的许多哲学著作的基础。

杜威在安阿伯的第一个冬天，他与另一位新讲师霍默·金斯莱住在一幢供膳的寄宿公寓里，有两位“女学生”也住在这个公寓里。她们中的一位叫艾丽丝·奇普曼，比年轻的哲学讲师杜威大几个月。两年以后，即一八八六年七月，她与杜威结了婚。奇普曼是密执安州本地人，曾教过几年书，以便挣钱完成自己的学业。与杜威的家庭背景一样，她的家庭背景也具有拓荒者的渊源。奇普曼的父亲是一位细木工，童年的时候，从佛蒙特州搬到了密执安州。奇普曼和她的妹妹埃丝特很早就成了孤儿，由她们的外祖父母弗雷德里克·里格斯和伊娃林娜·里格斯抚养长大。里格斯先生是作为赫德森海湾公司的代理商，从纽约州北部来到了这个州的。作为非常早的一批移居者之一，他曾勘测了穿过这个州北部的第一条公路，管理过印第安人的商业邮政，后来在荒地里又从事过农业。在这个家庭里，对拓荒时代的记忆是牢固的，并认为冒险精神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艾丽丝和埃丝特这两个外孙女，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当外祖父里格斯作为毛皮商被介绍到印第安人奇普瓦部落时，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所以，印第安人凭他的说话声音简直不能说他是白人。在里格斯的一生中，一些印第安人经常去拜访他。他是恢复他们逐渐消失的权利的支持者。他是民主党党员。民主党厌恶战争，对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抱有反感。他是易激动的持异议者，反对既定的惯例；也是位自由思想家，捐款资助自己家乡芬顿所有教堂的建设，又是个战争反对者，曾充分利用他的积蓄为应征入伍的朋友和亲戚购买替代人。里格斯患有气喘病，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气候环境，他曾在美国新西部住了几年，其中一段时间住在道奇城。在那里，他担任过一个志愿者法庭的法官。这个法庭曾对一个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边疆居民判处死刑。在别的冒险行动中，里格斯在科罗拉多州发现了一个金矿，但它因离任何的居民点都太远而无利可图。里格斯的丰富经验，以及灵敏和创造性的精神，大大地补偿了他的学校教育的不足。“总有一天，这些事情将被发现，不仅仅发现而且能认识它们。”里格斯的这段话，多次被杜威所引用。由于家庭财力的限制，里格斯的外孙女在实现她们的抱负目标时，虽然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影响，但在物质上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帮助。这是因为外祖父母在家思使她们激进的个性能够付诸实际，并把她们的训练主要限于“做任何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未必是适宜的，但这一训练肯定极大地培养了艾丽丝·奇普曼在学术上的独立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对来自保守的柏林顿的杜威来说，奇普曼的影响是起激励和振奋作用的。奇普曼具有她外祖父母所信奉的品质，但没有他们的信仰模式，而且增加了一种要求受教育，以扩大自己的眼界的强烈愿望。她具有揭穿环境本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卓越才华，把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活力结合起来的灵敏性，以及努力促进个人智力完善的精神，并对所有与她交往的那些人表现出少有的慷慨行为。通过她的外祖父母，奇普曼认识到，对社会环境和不公正行为需要具有一种批判态度。毫无疑问，主要是奇普曼促使了杜威早期的哲学兴趣的扩大，即从评论的和古典的领域扩大到现代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是，杜威通过与她的接触，使以前的一些理论问题获得了对人来说必不可少的和直接的意义。杜威把在所谓情境和气的“直觉”判断中所获得的能力都归功于她。奇普曼具有浓厚的宗教本性，但她从来不接受任何教会的教义。她的丈夫杜威从她那里得到了一种信念，即一种宗教信仰是在自然经验中固有的，神学和教会制度已经僵化，因此不要去提倡它。

杜威在安阿伯与莫里斯交往的那些年里，他的哲学观点最接近德国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时期，是德国人对英国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许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哲学著作，对传统的英国哲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些哲学著作求助于德国思想，以便通过一种论述“有机体”关系的哲学，来抵销极端的英国个人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曾对宗教及社会生活和理论的所有方面起着分裂和瓦解的作用。从黑格尔学派的观点来说，爱德华·凯尔德对康德的批判性评注修改了康德哲学。凯尔德使否定论学说巧妙地从黑格尔学派辩证法的纠缠下解放出来，对杜威的影响特别大。杜威以前是通过格林对洛克和休漠的批判以及格林的《伦理学绪论》一书而受到影响的。而杜威在《心理》杂志上的两篇论文和他的《心理学》的一部分，则表明了杜威在这时的观点。除了“工具”逻辑学的作用外，有两种更大的影响，逐渐削弱了在杜威头脑里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思想的基础。第一种影响是，当杜威被分配教伦理学课程时，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地曾出版了杜威写的两本小册子，供学生使用。它们表明了在杜威的观点中因伦理学研究而引起的持续变化。其中第一本名为《批判的伦理学理论要点》，出版于一八九一年。它表明了杜威对智慧在具体的人类行动（个人的和社会的）方向中的作用的看法。这与理性在制定行动方案时的一劳永逸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而这种行动方案，是根据理性主义者的理念论来陈述的。第二本名为《伦理学研究提纲》，发表于一八九四年，当时第一本小册子已经卖完。杜威认为，就人们行为的结果而论，智慧是自然冲动的“媒介”。第二本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思想而写成的。这种思想包含了杜威后来的“工具”实用主义的萌芽，与把心理看成一成不变的唯心论观点是不能调和的。

第二种影响，是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影响已经在《伦理学研究提纲》的基本思想中看到了。G·斯坦利·霍尔关于心理学论题（实验的和理论的）的海阔天空的讲课，使杜威得到了这样的信念，即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是一种必须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实验推翻了原来与哲学关系的比较陈旧的“理性”心理学，可能有助于造成新的心理学与哲学联合的趋势。这就使杜威的学术活动范围，在更大程度上超出了他所认识到的范围。当然，伦理学研究需要有一个心理学基础。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在改变杜威哲学思想的方向中，有着特殊影响。在杜威的第二本伦理学小册子提纲中，明显地突出了心理学的探讨，可能要归功于詹姆士的这本书。詹姆士的这本书，是在杜威写完第一本小册子后不久出版的。

詹姆士对杜威认知理论的影响，不是通过在杜威理论已经形成之后出版的《实用主义》一书施加的，而是通过《心理学原理》中的一些论述概念、区别、比较和推论的章节施加的。杜威经常向学生推荐该书的这些章节。这是因为对实用主义认知理论要素的介绍来说，它们比《实用主义》一书更好。詹姆士对杜威的影响，可以从前面曾促及的杜威的自传性提纲中了解到。那个提纲阐述到，在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中，存在着两种未取得一致的论调，其中一种源出于作为“意识”理论的传统心理学观点，另一种源出于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更加客观的心理学理论。关于后者，杜威曾这样写道：“这种思想通过它的方法越来越进入了我的全部思想之中，并成为改变旧的信念的一种酵素。”这个时期，人们正在讨论这两种论调之间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杜威也不是很清楚的，以致后来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他正在放弃的一些思想，而使它的言论受到了歪曲。这导致了对杜威哲学的一些曲解。就一种建立在最近确立的或者不完全被接受的知识基础上的理论来说，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了其他人比杜威自己赋予这种哲学更加“主观的”含义。一九一六年，在重版一九O一年所写的逻辑学论文时，杜威说，虽然他们的心理学文章写于使用那种表达方式之前，但这些文章“是从现在被称为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而写成的”。

当杜威接受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职位时，他在密执安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断了一年。就在那一年，杜威所尊敬的老师莫里斯教授去世了，于是，他又受邀请重新回到安阿伯主持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工作。在杜威中断密执安大学工作期间，接替他职位的温利教授曾写过一本莫里斯传记。那是一本关于美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有价值的文献。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温利重复了杜威在莫里斯去世后所写的一段话。那段话论述了杜威从他的老师和同事莫里斯那里所得到的一切，可能比这里更为详细。在杜威的一生中，无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专业方面莫里斯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莫里斯一家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了这位年轻的讲师，后来他的妻子也住了进去。与仁慈和好客的莫里斯一家的交往，是杜威社会生活的焦点。

杜威夫妇给他们一八九三年出生在安阿伯的第三个孩子取名为莫里斯。这个孩子在智力上好象是他们六个子女中最高的，并具有一种与内在的成熟结合起来的特别吸引人的气质。两岁半时，他因患白喉症而在意大利米兰去世。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杜威夫妇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恢复过来。在去英国的旅途中，与他们同船的一个旅伴在旅途的最后一天说：“假如那个男孩长大的话，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新的宗教。”这句夸张的话，表达了小莫里斯给其他人留下的印象，以及人们通过他的家庭而体验到的小莫里斯的气质。

杜威在明尼苏达大学时，霍夫担任了密执安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当杜威从明尼苏达大学回到密执安大学时，霍夫则被聘请到明尼苏达大学去任教。于是，詹姆士·海顿，塔夫茨被聘请去接替霍夫原来在密执安大学的职位。塔夫茨是阿默斯特学院的一位毕业生，曾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他通过翻译文德尔斑的《哲学史》而确立了他自己的学术地位。祖籍新英格兰的塔夫茨那纯朴和粗犷的性格，就如那里的山脉一样。在他呆在安阿伯的短暂时间里，他与杜威在生活上和学术上建立了友谊，并持续了好多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办时，塔夫茨接受了那里的一个职位，这也导致了杜威在一八九四年时被聘请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合作，在一九O八年出版的《伦理学》一书中结出了果实。该书一九三二年的新版，就是他们在学术上继续联系的一个证明。这里无须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在塔夫茨离开密执安大学时，需要补充两位哲学教师，以照管日益增多的学生。艾尔弗雷德·H·劳埃德和乔治·H·米德被选上了。他们俩都在哈佛大学念过书。米德还没有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从柏林被聘请来了，而劳埃德则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与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家庭在生活上和学术上的交往，对杜威一家的帮助极大。劳埃德具有一种创造性精神，在用一种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识方面，也是颇有才华的，因此，不能确定他属于某一个哲学流派。这可能限制了劳埃德著作的影响，但是却加强了他对同事和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激发力。劳埃德那坦率直爽和不偏不斜的性格，与他学术上的才华，为他本人在全体教师中占据了一个杰出的地位。在他去世时，他已经担任了多年的研究生院院长。

在安阿伯时，米德一家与杜威一家是隔壁邻居。在搬到芝加哥之后，他们两家又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两家稍大一些的孩子，年龄又差不多。因此，杜威和米德两家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杜威一家曾参观了米德夫人在檀香山出生的城堡式住宅。甚至在杜威一家搬到纽约之后，米德一家仍然是杜威一家最亲密的朋友，一直到米德去世。

因为米德一生中出版的若作不多，所以，他对杜威的影响是通过他们持续了好多年的交谈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往往被低估了。一九三一年，在米德的葬礼仪式上，杜威说米德具有第一流学者的创新精神。这也是怀特海在读了米德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之后所公开表示赞同的一种观点。米德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比杜威的学术成就更伟大。在与杜威交往的那些年里，米德的主要兴趣是在与科学心理学有关的生物学理论上。直到那时，注意到心理现象与人体之间关系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仅仅发现了大脑中的心理物质基础，或者说最多发现了神经系统中的心理物质基础。而这种神经系统是与整个有机体相脱离的，因而也就脱离了有机体与它的环境的关系。相反地，米德是从有机体在环境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出发的，按照这种观点，包括大脑在内的神经系统是一种器宫，以调节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与客观的生活环境的关系。于是，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描述包括思维和认知过程在内的心理现象。米德也提出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理论，这是在以前确认的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遭到破坏，而新的关系还没有被建立时所出现的陈述，同时，又是一种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本性起源和性质的理论。杜威并没有试图发展这些专门思想，但是，他从米德那里接受了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他后来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米德的影响与詹姆士的影响，在杜威身上是同时并存的。米德不断地重复提出他的思想，但是，他的大部分著作仅仅在他去世后才得到出版。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在美国哲学学会开了卡鲁斯讲座，但是，他没有能写好预备出版的草稿，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对他的手稿以及由他的学生记录的讲演笔记进行了编辑工作，出版了训卷本的《米德文集》。米德的一位研究生在他去世后说过，多年来，第一流作家乔治·米德的论文和书籍不断地得到了出版。

约翰·杜威在密执安大学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父母亲与他住在一起。每当他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背叛共和党而感到痛心时，在他的头脑里就想到了要维持家庭的融洽气氛，而他的母亲则因孩子们背离了童年时代的宗教教义而感到伤心。但是，他们俩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充分相信孩子们会保持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

两个坚固的链环使密执安大学与州立学校系统连结了起来，并成为了州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第一个链环是，在密执安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教育学讲座。它最初由佩恩主持，然后由欣斯戴尔主持。一些大学教师还访问了州里的中学，并作中学生如何为大学学习做准备的报告。杜威对普通教育的兴趣，就是通过他对中学的访问而激发起来的。第三个链环是，密执安州教师俱乐部打算通过它的讨论会和委员会，把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杜威曾是这个教师俱乐部的成员。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使他对学习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杜威呆在安阿伯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在一些教师讲座和教师大会上演讲这样的题目，例如，“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所有的题目都涉及到了教学和学习。这时，杜威有三个孩子，即生于一八八七年的弗雷德里克·阿奇博尔德、一八九O年生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伊夫琳和一八九三年生于安阿伯的莫里斯。杜威对自己孩子的观察，加深了他从詹姆士那里得来的天赋倾向重要性的认识，并使他十分重视儿童早期的适当发展。杜威出版了两本供教师训练所使用的书，多伦多大学麦克莱伦教授写了这两本书的实际应用部分。杜威在哲学的社会作用方面的信念，由于一种对抽象推理不满的情绪而得到了加强，并使他感到有必要用实际经验去正确地检验和发展推理思想。杜威逐渐认识到，现在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小学的教育方法，是与儿童正常发展的心理学原理不相协调的。这激起了他创办一所实验学校的愿望。在他看来，实验学校应该把学习心理学的原理与他本人道德研究中的合作交往原理结合起来，同时，也应该使学生从杜威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感到的乏味无趣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在学校的直接教育经验中，哲学应该得到它的社会应用，并受到检验。

一八九四年，杜威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他这样做的因素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个系里，包括了教育学、哲学和心理学。几年以后，他发现，一批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不同于芝加哥城其他学校所提供的。由于家长们在精神上和财力上的支持，在杜威担任系主任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倡导之下，创办了一所初等学校。后来，它被命名为“实验学校”，一般以“杜威学校”著称。大学部允许给这所学校教师的子女免除一百美元的学费，除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在这所学校所存在的七年半时间里，一些朋友和赞助人对它的支持，超过了大学部。

这所学校，不是今天的实习学校或进步学校。它与教育学系的关系，是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科目的教学实验。这所学校的教师梅休和爱德华兹，曾全面和有权威性地论述了杜威学校的工作，这里就不作详细叙述了。

在杜威的著作中，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是《学校与社会》，已被译成十二种欧洲和东方的语言。这本书是由为实验学校筹集资金而作的一些演讲组成的。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霍顿·米夫林公司分别出版的两本教育专题论文集，是这所实验学校工作以及与伊利诺斯州的一些教育家协作的共同成果。杜威在《现代美国哲学》中说，总的看来，在他从唯心主义转到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验主义之后，个人交往对他的思想倾向的影响，超过了他读过的那些书本的影响。在芝加哥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最重要的交往中，也包括了通过这所实验学校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交往。这些年来不同教育思想流派的友好论战，可以说成是，标志着批判美国教育制度的进步教育运动的开始。后来担任芝加哥科克县师范学校校长的弗兰西斯·W·帕克，通过他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工作，表明了在公立学校中一个新的教育运动的开始。在建立儿童研究协会中，帕克也是积极的。此时，在德国与赖因一起工作过的德加尔莫和麦克默里斯，也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方法介绍到了美国。哈利斯是一种教育哲学的积极提倡者。这种带有明显的独创性的教育哲学，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

一种更加密切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杜威与埃拉·弗拉格·扬的友谊。在杜威呆在芝加哥的最初几年里，扬是城市学校系统中的一位学区督学。杜威把那些年在教育工作中的最大影响，归功于扬和他自己的妻子。他把扬女士看作是在学校管理工作上最有见识的人，并利用一些方式与她交往。扬开始是一位级任老师，通过中学的教学工作为自己铺平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道路。她是担任美国大城市学校系统中督学职务的第一个妇女，也是全国教育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扬经常地思考她的实际经验的含意。她重视个人身上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即道德上的个性和智力上的个性，并通过她自己的经验，发展成为一种坚决要求教师考虑学生心理过程完整性的主张，以及一种坚决反对学校管理工作脱离上述思想的主张。这些主张对学校教育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在芝加哥，然后扩大到整个美国。与扬的交往，补充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所缺乏的实际管理方面的经验，并使杜威的民主思想在学校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具体化。

杜威对赫尔住宅的兴趣，对他的一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所以有这种影响，是因为杜威居住在芝加哥，而不是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所拥有的专业职位。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说，赫尔住宅是一个新的社会住宅区。在那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具有各种信念和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区。杜威夫妇经常到那里去访问，并与那里的居民，特别是与简·亚当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杜威夫妇感到，与那里的许多类型的人交住，是他们业余生活中最有趣味的和最有激励作用的部分。亚当斯小姐深信，通过赫尔住宅而建立的交往，不仅对住宅周围地区比较贫穷的居民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出身在经济状况和教育机会上具有更多特权家庭的那些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亚当斯认为，在那里不存在“设想另外一半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仅仅存在着共同学习怎样在一起生活的问题。她特别强调，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真正有道德的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手段。在必须把“设想另外一半人的生活方式”具体化的时候，杜威成了这个住宅区的一个理事。但这是简·亚当斯长期以来尽可能要避免的一步，因为她担心这会使住宅区的生活僵化。因为赫尔住宅和简·亚当斯的缘故，杜威那作为教育指导力量的民主信念，具有了更加激烈和更加深刻的含意。

杜威离开芝加哥时，他与亚当斯的亲密交往中断了，但是，他们在相互尊重和影响方面，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在战争时期，亚当斯小姐仍没有背叛她那公谊会教徒的经历和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不抵抗政策。（在战争初期，这样做对她很有帮助。因为当时赫尔住宅曾是敌对行动的对象，她自己也是遭受人身侮辱的对象。）杜威则认为，美国应该参战。这个分歧，是他们两人感情上产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但他们后来的关系仍然是真诚的。一九二九年，在纽约城举行的杜威七十岁诞辰庆祝会上，简·亚当斯曾致词祝贺。前不久，杜威曾在赫尔住宅召开的赫尔住宅周年纪念庆祝会上发过言，在简·亚当斯去世后，杜威又在纽约附近举行的简·亚当斯追悼会上讲过话。简·亚当斯的去世，结束了她所处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女子的个人生涯。杜威热情支持一切扩大妇女活动自由的事业。他把这种热情大部分归功于他对自己妻子、埃拉·弗拉格·扬和简·亚当斯的性格与智慧的认识。

在芝加哥的那些年里，杜威曾到阿迪龙达克山区度假。当杜威还在安阿伯的一个夏天，他全家参加了托马斯·戴维森在赫雷凯恩山山脚下的格莱莫尔举办的野营和暑期班。实际上，它是康科德哲学学校的一个后继者。第二年夏天，在离戴维森的房地产不远的地方，杜威家盖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多年来，他们都在那里避暑。他们的房地产与格莱莫尔被一条名叫海湾溪的小河隔开，这条小河很深。戴维森说，杜威家之所以选定在“海湾的另一边”生活，而与他的一部分有所区别，是因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他把暑期班专门用来对那些参加者反复灌输道德原理的计划。戴维森是一个卓越的、博学的和很有主见的人。威廉·詹姆士曾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对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纪念。所有接近过戴维森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影响。冬天，戴维森住在纽约城里。在那里，他把一些没有智力训练机会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并通过他的教学、鼓励和经济上的资助，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了职业生涯。

在赫雷凯恩，杜威与一些具有进取精神的学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哈利斯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耶鲁大学的贝克韦尔、哥伦比亚大学的希斯勒普和琼斯是定期的访问者，史密斯学院的加德纳也常常去那里，菲利克斯·艾德勒是肯尼村另一端的一位避暑者，偶然也来回地访问那里，威廉·詹姆士几乎每年夏天都在那里住一些日子。杜威正是在那里认识了詹姆士，詹姆士对杜威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密执安大学校长安吉尔的儿子、杜威的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詹姆斯·R·安吉尔，也经常住在格莱莫尔。

约翰·杜威被聘请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不仅是对他在美国哲学界中己经确立的地位的承认，而且使他以前的教学工作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密执安大学时，他教的班级大部分是大学本科生，而在芝加哥大学，他从事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这种变化是由于杜威个人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他不仅从许多班级的大量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而且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与一些能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生一起，实现自己的计划。全校范围内对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更大重视，导致了对全体教师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一种刺激。杜威发现他自己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环境之中，被由著名人士组成的教授会包围着。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里最亲密和最有影响的交往，是与从密执安大学来的米德和塔夫茨的继续交往。但是，还应该提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阿迪生·穆尔。他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哲学研究生，后来留在那个系担任教师。他是教师中最有进取心的实用主义者，由于不断患病而过早地去世，妨碍了对他能力的全面认识。另一个是詹姆斯·R·安吉尔。他是心理学教师，以前是密执安大学的本科生，在杜威的指导下学习。毕业之后，他进了哈佛大学，在詹姆士、罗伊斯和那里一批卓越的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尽管那时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验学科，而不再是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心理学与哲学这两门学科的联系，还是比现在所想象的更加紧密。这是在詹姆斯·R·安吉尔的老师詹姆士的生涯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一个事实。在机能心理学发展中，詹姆斯·R·安吉尔成为最活跃的人之一。机能心理学主要是与以康乃尔大学铁钦纳为代表的分析学派相对立的。在杜威的逻辑学理论发展中，以及在他的逻辑学理论和道德理论的联系中，机能心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杜威曾在三个冬季学期里分别开设的课程，名为“心理伦理学”、“伦理逻辑学”和“社会伦理学”。“心理伦理学”是他在安阿伯出版的《学习》一书中所阐述的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它发展了用冲动、习惯、愿望、情感和想象等相互作用的词句来表达的道德理论。这门课程的资料，为他许多年以后出版的《人性与行为》一书奠定了基础。“伦理逻辑学”这门课程，对目的、标准、原则和职责等范畴进行了分析，并按照解决实际问题的特殊作用来进行分析。这种实际问题，是因不一致的愿望和目的的冲突而产生的。杜威也经常组织己取得申请博士学位资格者的专题讨论会，把一些逻辑学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由于一些唯心主义者理论在当时的威望，于是，布莱德里和博赞克特的逻辑学著作，与穆勒、维伍和杰文斯的比较古老的逻辑学一起，特别受到了注意。因为洛采把经验的和科学的理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所以，使得他的逻辑学成为了最少极端的唯心主义逻辑学理论之一，而被选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进行分析。在庆祝芝加哥大学成立十周年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代表所有系科的专题著作。在这些出版物中，有一本是由哲学研究生写的，书名为《逻辑原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杜威写的对洛采的逻辑原理论进行分析的一系列介绍性文章。但即使在有这本书的大学哲学教师中，它也很可能只引起了少数人的注意，同时，它也没有从威廉·詹姆士那里得到热诚的祝贺。詹姆士曾写过评论文章欢呼“芝加哥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赞成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并按照它的方法进行实验。尽管存在着很多敌意者，但这个学派仍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杜威的文章，标志着他与自己早期的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的最后和彻底的决裂，并提出了他的反射弧思想的工具主义理论。

这些出版物中的另一本书，是杜威写的专题著作，书名为《道德理论的科学条件》。他第一次采用简略的方式发表，力图阐述科学探究和道德判断统一的逻辑学原理。虽然这本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一直没有重版，但是，在研究杜威思想的发展中，它标志了杜威见解的一种决定性变化。

杜威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我们怎样思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芝加哥实验的直接成果。他的工作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促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两本著作中融合了起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阐述了哲学本身是“教育的一般理论”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把教育扩大到包括用来形成构成社会的个人气质、情感、智力和活力的所有因素。

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杜威与芝加哥大学校长之间在有关实验学校行政管理问题上的摩擦日益增加。当时，芝加哥学院是训练教师的一所师范学校，并附有一所招收儿童的实习学校。弗兰西斯·帕克建立这所学院是为了继续他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这种政治影响，曾在科克县的教育机构中妨碍了帕克的工作。一九O一年，这所学院并入了芝加哥大学。因为大学与师范学校在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地位不同，所以，在杜威任系主任的那个系不承担师资训练工作时，这方面不存在什么争论。当杜威外出作短期讲学时，大学校长竟同意把杜威办的实验学校和与从前的芝加哥学院，即现在的大学教育学院有联系的实习学校合并起来。这个决定，既没有规定要保持在实验学校中已进行的工作模式，也没有规定要支持那些为克服资金困难而提供热诚服务的教师。当教育学院的理事们了解到，大学部作出的合并实验学校的决定并没有同杜威本人商量过，而且杜威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实验学校实际上被抛弃了，他们使自愿对这个合并的决定进行纠正。因此，对实验学校提供财政支持的那些家长和朋友，组成了活跃的家长与教师联谊会。这个联谊会，在美国可能是第一个。他们强烈抗议抛弃这所实验学校的做法，并提供了一笔保证它继续存在的资金。遍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写信给芝加哥大学当局，表示坚决支持实验学校的工作。这时，弗兰西斯·帕克病得很厉害。这正是使得芝加哥学院被并入芝加哥大学的主要原因。于是，制定了一个暂时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但在它生效时，帕克上校去世了。这导致了两所学校的合并，归杜威任院长的教育学院领导。可是，大学校长对这所没有资助的学校的态度，仍是那样的冷淡和不友好，因此，杜威在一九O四年辞去了职务。他的辞职，引起了教育学教授埃拉·弗拉格·扬的辞职。

当杜威辞职的时候，他还没有别的职位可以考虑。在他采取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行动之后，他写信给威廉·詹姆士以及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的J·麦克基姆·卡特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们。经过卡特尔的努力，为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同时每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课两小时。作为增加工资的办法。

杜威一家决定到欧洲去度假。在芝加哥时，杜威夫妇又添了三个孩子，即戈登·奇普曼、露西·艾丽丝和简·玛丽。他们带着五个孩子一起去欧洲，但是，不幸再一次伴随着他们的欧洲旅行。在他们所乘的从蒙特利尔到利物浦的船上，戈登患了伤寒病。他在一所医院里经过治疗之后，看上去好象已经痊愈了，但是，在去爱尔兰的旅途中，他因旧病复发而死去。年仅八岁的戈登曾结交了许多朋友。在六岁时，他已表现出一种成熟的个性，但并不是早熟。当戈登去世的消息传到赫尔住宅时，那里举行了一个追悼会，简·亚当斯小姐致了悼词。隔了很久，她的悼词被刊印在一本同类的演说集里。对戈登的慈爱和热情的赞扬，出现在戈登最亲近的家庭之外，表明了人们所感受到的损失。戈登的死，对杜威夫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她从前的活力。但她仍然带着其他孩子到欧洲大陆去学习外国语，并表现出特有的勇气。上一年秋天就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杜威，于六月份与他的家属在威尼斯重新碰头。在意大利逗留时，杜威夫妇收养了萨拜诺，这使全家感到非常高兴。萨拜诺是个同病死的戈登差不多大的意大利男孩。他那不知疲倦的快乐和不怕重病的勇气，以及生命的活力和交朋友的能力，使他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惹人喜爱的成员，并给这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带来了安慰。更为有趣的是，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后来继续从事杜威夫妇的初等教育实际工作，成为了进步学校的一位教师。他还是教育仪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这些仪器是供学校中的手工活动与科学实验所使用的。在对一些学校进行访问之后，杜威和他的大女儿伊夫琳一起合写了《明日之学校》，以及另一本论述农村教育的书：《适合旧传统的新学校》。伊夫琳长期与教育实验局合作，拟定教育实验的方法，并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和作系统的阐述。后来，她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幼儿发展调查报告。

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新的哲学环境之中。到一九O五年时，唯实论运动处在哲学的最前线。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运动是以伍德布里奇为代表的。伍德布里奇完全是一个古典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也是一位有独创性的和使人受到激励的哲学史教师。他赞同和讲授亚里士多德学派模式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与伍德布里奇的交往，使得杜威认识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模式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这种形而上学理论模式，不承认依赖于没有以经验为根据而证实的一些原理。杜威这种新交往的结果，充分反映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此书的内容，是杜威最初在由卡鲁斯基金会支持的美国哲学学会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伍德布里奇和杜威都承认多元论。多元论是与绝对论相对的，也是与一种把主体和客体作为它的限定词的认识论相对的。他们两人也同样不相信直觉感知理论。所以，这些观点与一些有着分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使得他俩在学术上的联系，在杜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九一五年前那个时期，是一元论者和二元论的唯实论者相互激烈地批判和争论的时期（伍德布里奇因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没有公开参加这场争论），也是唯实论者和唯心论者相互激烈地批判和争论的时期。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邀请，詹姆士在那里重复作了关于《实用主义》的讲演。在随后的几年里，詹姆士形成了他的“彻底经验论”。在包括研究生教学工作在内的新的学术环境中，杜威发现他自己的看法完全跟研究生无关，这就使他对自己的全部哲学观点重新进行了思考。思考的结果可以在《哲学的改造》（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作的讲演）、《经验与自然》和《确定性的寻求》（一九二九年在爱丁堡所作的由吉福德基金会主持的讲演）中看到。杜威到纽约之后所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是由在各种基金会所作的一些讲演发展而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本书，还有《人性与行为》、《公众和它的问题》、《德国哲学和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和《作为经验的艺术》等。另外，寄给一些哲学期刊的很多稿件，特别是寄给哥伦比亚大学编辑出版的《哲学杂志》的大量稿件，也记录了杜威近几年来的哲学主张。

杜威的个人交往很多。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蒙塔古，在他的认识论和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浓厚兴趣的甚础上，发展了一元论的唯实论理论。这种感觉和认知的效果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论，即新颖的和很有独创性的物活论的基础上的。蒙塔古和杜威在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比在专门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更为接近。他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一直是亲密的。杜威夫人由于长期患动脉硬化和心脏病，于一九二七年病逝。在杜威夫人的葬礼仪式上，蒙塔古是主要的致悼词者。

大约在一九一五年时，宾夕法尼亚州莫里昂的阿伯特·C·巴恩斯博士，由于他的思想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相似，所以参加了杜威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他们在这个讨论会上相识，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巴恩斯是位科学家和学者，他因精心收藏现代绘画而非常出名。他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能够为艺术教育服务，并对艺术教育的方法感到兴趣。他的个人经验发展了有辨别力的观察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般能得出对艺术作品和经验的一种更加深刻的鉴赏。与巴恩斯基金会的联系，给杜威以前有点零乱的艺术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形式。巴恩斯把他写的《绘画艺术》一书献给杜威，杜威则把自己的《作为经验的艺术》一书献给巴恩斯。这两本书是他们在学术上合作的证明。

纽约城有一个哲学俱乐部。俱乐部的十二至十八位成员大多来自纽约的一些院校，最远的来自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多年来，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在这个俱乐部里，彼此之间进行直率的批评，但要把在彼此批评中所阐述的各种哲学观点归纳起来，那是困难的。在俱乐部里，杜威与一些具有激励作用的人进行了交往。哲学俱乐部的讨论，使杜威能不断地了解那些具有同样诚意和学术能力的人所持有的各种观点。

杜威在政治领域中的冒险行动，使他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时期处在显著的地位。当他在安阿伯任教时，他开始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在讲课中，他主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天赋人权”论、功利主义、英国的法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在哲学系，这门课程的最显著特点是，按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思想，讨论了君权问题、法律与政治权利的性质和职责，以及政治思想史。发表在《政治科学季刊》上的评论奥斯丁君权理论的一篇文章，以及由大学哲学联盟出版的题为《民主的伦理学》的一篇讲稿，表明了杜威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民主的伦理学》一文，把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民主理论的批判与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明确表达的道德解释结合了起来。根据现代观点，在杜威的讲课中，最重要的论述是，没有经济和工业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政治的民主，但是，这种论述还没有开始具有它的现实意义。这种论述，很可能直接来自于政治经济系的同事亨利·卡特·亚当斯。亚当斯经常指出，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是与在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从专制主义和寡头政治到流行的代表制的变化并行的。

杜威的政治哲学，一度发展成为不受他的专门的哲学兴趣所支配的思想准则。这些政治倾向必将逐渐融合在杜威的头脑里。杜威认为，社会舞台对哲学的影响，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不知不觉的影响，而且为修改哲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检验的场所。这种融合，通过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开设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课程得到了补充。在很早以前，杜威就具有当时极为普通的信念，那就是，美国民主在它的正常发展中，将最终消除经济领域里存在的极不公平的状况。因此，尽管杜威和布莱恩在货币银本位问题以及人民党运动其他许多观点不一致，但杜威能够支持布莱恩当校长。杜威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帝国主义者，但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在人民党运动中所存在的民主复兴的迹象。

早在芝加哥时，杜威的社会信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在纽约城的居住，则完成了这种变化。虽然芝加哥的城市生活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但那里的边疆环境有助于在民主的命定说中有力地坚持朴实的中西部信念。在全国金融中心纽约，在政治和社会的民主与不承担责任的金融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冲突。要忽视这种冲突，那是不可能的。一九一二年，虽然杜威对西奥多·罗斯福的军事和帝国主义的倾向表示怀疑，但他仍积极支持“雄驼鹿”运动。他也参加过一九二四年的拉福莱特运动。杜威长期地和积极地支持妇女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是建立在这种信念，即妇女具有选举权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必要部分的基础上的。杜威曾是人民院外活动集团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是在华盛顿由它的精力充沛的干事本·C·马歇领导的。多年来，杜威也曾是独立政治行动联盟的主席。

从一些方面来看，杜威本人对学院和大学的民主管理感到兴趣。杜威曾是纽约市第一个教师联合会的创始成员。当这个联合会被利用来提倡一种特定的政治观点，而不是为教育目的服务时，他带着遗憾的心情退出了联合会。这个教师联合会的座右铭：“为了民主的教育和教育的民主”，显然是摘自杜威的著作。杜威与他的朋友卡特尔和洛弗乔伊一起，积极地创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杜威还担任了它的第一任主席。

杜威在国外的旅行，在他的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有影响的，是去日本和中国的旅行。杜威在安阿伯就认识了小野博士。当时小野是密执安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学生。后来，小野博士在日本的银行界担任了一个高级职位。杜威搬到纽约之后，他在那里做生意，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友谊。小野博士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教授一起，筹划邀请杜威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学年的休假期间到东京帝国大学去作讲演。那个冬季的前一段时间，杜威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讲演；然后，他从那里去日本。

在日本讲学时，杜威以前的一些中国学生，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去拜访他。他们以刚成立的中国学会的名义，邀请杜威去中国讲学一年。杜威在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准假许可之后，就乘船去中国讲学访问。这次访问后来被延长为两年。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因为一些大学生进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反对亲日的内阁政府而被捕，所以，杜威一行在上海登岸之后，陪同他们到杭州去的那位校长就突然回北京去了。杜威一行从开始访问起，就看到了中国学生和教师阶层的力量。因为学生罢课引起了公众的同情，所以，在政府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时，这些被捕学生拒绝离开，直到他们接到了内阁政府的正式道歉。中国现代化的运动，是为了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并把名义上的共和国变成真正的民主渠道。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在教育界，就给杜威一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能够第一手地了解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杜威对访问期间的翻译、顾问和向导感到特别满意。其中，最主要的是现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胡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在“文学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这是一个用白话文取代仅仅为专业学者所熟悉的古汉语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扩展开来，使运动的一些发起者也感到意外。这个运动同时也为了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教育基础，例如，使用一种连小学生都能熟悉的语言编写教科书，并在有文化的公众之间传播现代思想。

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一些国立大学（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陶行知博士在南京当校长）作讲演外，杜威几乎访问了太平洋沿岸从山东到广东的美一个省份的省会，并访问了一些内陆省份的省会。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而且还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这些地方的报纸也充分报道了杜威的讲演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杜威所作的讲演都由一位速记员记录下来，然后发表在一些广泛发行的小册子上。杜威夫人也作讲演，并被授予了金陵女子学院名誉院长的称号。男女同校教育在中国刚刚开始，杜威一行在南京举行暑期讲习班时，女子第一次被允许与男子一样参加这个讲习班。杜威夫人对中国教育中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运动的支持，是值得纪念的。这种纪念采用了传统的仪式。最近，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在纽约给她的家庭授予了一枚带有纹章饰带的勋章，以表彰她的服务精神。这是杜威家的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当民主思想和民族精神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候，这种奖赏使人回想起中国人接待杜威一行的热情。杜威一行是中国特别邀请的第一批外国讲演者，被允许与中国人进行密切的交往，以了解中国人对国内外一些问题的观点。

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已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为使它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而斗争。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这就为社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工具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据。杜威一九二四年对土耳其的访问和一九二六年对墨西哥的访问，使他更坚定了在教育的力量和必要性方面的信念，即教育为有益于个人的一种革命性变化提供了保证，所以这种变化不会仅仅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外部形式的变化。

在俄国，杜威主要与教育工作者进行交往。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考察来说，他在那里的时间是太短了，访问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诫他，不要对真实说明形势的一些官员和政治家的才能及愿望表示怀疑。杜威以一个美国教育家访问团中成员的资格，与一些卓越的俄国男女、教师和学生进行了交往。这些俄国人坚信，具有社会目的和合作方法的教育，在保证实现革命目标中占有必要的地位。他们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的和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对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兴趣，来自于他们的信念，那就是这场革命将能充分解放所有个人的力量。杜威通过这些交往而得到的印象，是那样的不同于在美国所流行的信念。杜威非常同情地写了一系列希望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平相处的文章。这就使他个人在保守的报纸上，被描述成“布尔什维克”和“赤色分子”。

谈到社会活动和专门哲学的相互作用时，杜威说：“虽然我不是一直，但我最初经常用抽象的形式，尤其经常根据逻辑的或辩证的连贯性，或者根据言语对观念的激发力来坚持一种观念。通过与个人、团体、或（在对外国的访问中）人民的交往而得到的一些个人经验，对赋予这种观念以具体的意义来说，是必要的。在本质上有独创性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但是，当它通过个人性格作为媒介以及通过个人生活中所特有的一些事情而起作用时，对共同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举一个例于来说，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人的‘心理’，也就是在他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信念，应归功于社会环境与他的天赋素质的相互作用。我参与家庭生活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活动，赋予了这种观念以具体的个人意义。另一方面，在我的教育活动背后的观念，是有关认知与行动关系的多少有点抽象的观念。我的学校工作，把这种观念转化为一种更加充满活力的形式。在我的思想发展中，我早就建立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确信，在所使用的方法与获得的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和持久的联系。我想，如果没有我在社会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经验，在社会活动理论方面的观念的力量未必会被我所认识，并在与我的托洛斯基调查委员会成员资格有关的话动中达到了顶点。我的身心理论、协调本性的能动因素的理论以及有关观念在阻止和支配公开行为中地位的理论，需要与F·M·亚历山大和后来一些年他的兄弟A·R ·亚历山大的工作联系起来。他们兄弟俩曾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因为我的性格的缘故，我的观念倾向于采用一种纲要的形式，其中，逻辑的连贯性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但是，在把本质放进这些形式的各种联系方面，我很幸运。对这些事情反应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最初在更专门的哲学研究基础上所唤起的一些观念。我对智慧能继续作为一种重新改造力量的信念，至少是我自己生活和经验的一个如实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