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着有意或理性地控制社会变化的天性，在目前的实践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智力问题更亟待解决。而人类的愿望和目的因素与历史、演变及其规律总是大大分离，这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令人困惑。一方面，这种分离会造成宿命论，使人精神萎靡。如果历史运动和演变必然会导致某种结果的产生，那么，努力奋斗的激励因素就会减少。另一方面，这种区分会使人们相信，存在着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只要它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就可以创造最具革命性的社会变化。

发觉得出如此极端片面的结论的这些理论存在着不足非常容易，但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究竟错在哪里则困难得多。再次回到客观的社会力量与个人意愿之间存在着捉摸不定的关系这个观点也很简单，但弄清楚它们之间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则并非易事。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有关社会变化原因的本质的理论，这类理论都比较难以获得条理清晰的形态。

让我们从忘记过去、专注于现在开始。现在往往是一种转折、过渡或者变化。存在着由一种事物变为另外一种事物的运动，就像今天的事件从昨天演变而来，又是明天的过渡一样。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所发生的历史。现在，人类正处于这种转折的某些阶段，他们有需求、愿望和喜好，他们制定计划并付出努力。在小范围内，没有人怀疑这个因素的效力。医生的目的是治好病人而不是让他们等死，工程师的目标是建造可以承受一定强度和压力的大桥。通过此类计划和行动，所发生的一些改变就只会引起一种结果，而不是其他结果。我看不出在小范围事件上得到普遍承认的这些事实的原理与大范围的社会变化方向的原理之间存在什么分别。当然，它们的范围和复杂性存在巨大的差异，与个人从事自己事业的小范围努力相比，大范围的努力则需要更多的组织和协调。

但是，即便在小范围，也常常有社会组织的介入来提供支持、作出调整。野人不会试图修建钢筋大桥，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不会知道如何修建。社会条件为医生和工程师储备了供他们使用的知识和能量，已有的资源既显示了尝试去做的事情、努力争取的对象，也提供了如何去做的方法。构成现在的转折或过渡总是来自已有的事物，所有对转折进行的理性指引和控制，都要考虑到这些事物，它们的智慧和效力足以使正在变化的条件得到检查和理解。总而言之，愿望、目的、计划乃至所有我们称之为意志的东西都取决于它们自身以外的条件，它们必须对之加以利用，因为意志不会在真空中起作用。

在自然物质领域，控制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水、煤炭和钢铁不会自动组成蒸汽机，人类的意志——愿望和努力——进行了干预，但是，后者如果不对外部条件和能量加以分析理解以使它们可能得到利用，就不能制造出机器。就像对水和煤炭的使用取决于自然条件一样，理解和使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反过来也取决于社会条件，只有当需要机械力量的社会和工业态势产生以后，才能产生制造蒸汽机的想法。

这些观点似乎过于显而易见，几乎不值一提，但是，我却认为它们隐含了对社会事务进行理性指引的关键，只要这个问题密切关系到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它们暗示了在社会变化和重构的过程中，哪些历史与现在的努力有关，哪些无关。说得积极一点，对于正在转变成其他事物的态势，如果这种改变需要人类的指引，那么就必须理解它们，而这需要历史知识，也需要了解当前的态势是如何形成的。不是过去在改变，过去没有力量，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没有力量可言。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存在的事物，无法分析掌握它，除非我们可以重构它的历史。

把历史事件的顺序视作决定未来的因素，而不考虑现在的意志以及人类的愿望和努力，其错误在于把历史作为理解和了解现在的方式这一重要意义转变成了过去是一个积极的手段的观念。历史的第一个能力是作为对必须处理的条件进行理性控制的手段，来察看它们显示了我们的计划和目标中存在哪些阻碍，为它们提供了哪些优势和解决方法，这个能力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但没有任何历史力量可以塑造未来，因为起作用的恰恰是也只能是现在的事物。诚然，现在的事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起作用，但问题是在漫无目标与借助理性指导和规划的不同情况下，它分别会起何种程度的作用。后者要求理解已有事物，这反过来需要关于历史条件的知识。

因此，每一个有关历史的一般性理论或哲学都是对现在社会进行评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它是观察和检验现在的一部分过程，旨在发现它存在哪些可能性，以及现在的愿望、目的和努力该如何进行。倘若现存的问题的确存在，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它们都是关于经济方面的，那么历史上的经济哲学就会变得最为重要，因为它是与我们目前需要了解和从事的事情关系最为密切的主题。

所有重要的历史都是现在的历史，它随现在需求和问题的改变而变化，这么说也许令人费解，但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想到历史时，仅仅把它当成过去。他们忘记了，过去曾经就是它自身的现在，而在那个现在，人们像我们现在一样面对着未来，他们有自己需要理解和处理的那个现在的情况、自己的喜好、愿望、要做的选择、要定的计划。他们的生活和行动都发生在那个现在，它正处于运动之中，向不同的新事物转折。他们的历史对他们而言不是过去。

总而言之，社会事件总是人类现在的愿望和决心与已有或当下的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如此，始终如此。任何对历史和历史运动的真正参看都只会暴露这个事实，而不会揭示不顾人类愿望和努力而自动行为的那些力量。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综述范围太过笼统，因此对于以下这个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启示作用，即人类如果要理性地指导社会变化，那么，他们今天会想要什么、争取什么。后一问题需要对既存的社会条件有所理解。正如前文所说明的，这里重要的是大机器和技术时代关于物质文化的那些事实。从农业主义到工业主义的经济革命史不可能决定未来一定会怎样，但它的确可以提供人类应对社会变化所需要思考的一些条件，从而使我们得以发现当前社会形势的突出特点。比起依靠机械性地研究历史演变来决定更加美好的未来，拒绝面对历史提供给我们理解力的那些事实，就更加毫无意义了。

目前，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较为泛滥。它在实践中的产物便是放任自流，而且很有可能流向灾难。总体来看，就是举足轻重的商人——工业巨头——并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在宏观上会产生怎样普遍的社会后果。他们对直接情况作出反应，把它们转变成金钱利润。“我们死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可不只是法国波旁王族，这些商人也公开承认信奉18世纪放任乐观的个人主义哲学，但他们不会遵照它或任何哲学行事，除非把直接情况转变成金钱利润可以被称为哲学。而普通大众也遵从这种放任自流的原则——如果放任自流可以被称为原则的话。

历史至少使我们能够智慧地把握我们生活其中的总体状况。对于引导正在进行的事情中即将发生的改变这一理性努力，这种把握性是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一

今天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哲学令人尊敬的程度及其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想当初，哲学曾被誉为科学的科学，艺术的艺术。哲学的声誉和地位的下降适逢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型，这也是广为人们所承认的，一度被看作科学的经典哲学，其衰败是与天文学、物理学及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同步进行的。之前，形而上学的宇宙论盛极一时，其所研究的东西曾经被看作是科学，但现代自然科学兴起后，其地位被取而代之。

然而，作为科学的哲学之衰落，比起作为艺术的哲学之衰落来，情况还要好些。曾几何时，哲学被人看作是艺术，它的地位是那样的崇高，以至于西方世界的一切制度、习俗，一切机构，无不在其掌控范围之中。从教会机构到政治乃至工业，都要受到神圣艺术的控制。人们的言行举止是否恰当，一概要遵守相关规定。而这些规定大都来自那些高高在上、声称拥有权威的人。紧随科学革命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后者也带来了一系列新兴艺术，从旧有的立场看来，这些艺术是世俗的，显得不够圣洁。

美术乃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艺术，其地位完全从属于宗教及教堂艺术，前者好像仅仅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新的艺术不断蚕食旧的神圣的艺术之地盘，最终将神圣的艺术赶入极为狭小的空间里，任其存在，遂形成一种技术性较强的专门艺术。由此而产生的分工，引发了形形色色的二元论，这些二元论在现代哲学中仍占有突出地位。作为与实际生活有关的东西，当时产生的分工在当今的道德混乱及不确定现状中，仍清楚地显现出来。

工业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形成上几个世纪里政治革命的一系列事件相伴而生。我们有“政教分离”的说法，但没有“工业与教会分离”一说。然而为方便起见，不妨将这两种分离看作事实。比如，地主一词就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实际存在的政治秩序。该词如今很少有人用，即使用的话，意思也只是指开旅馆的人和公寓房拥有人。封建领主被行业总管所取代，这也清晰可辨地表现了由封建时代向现代的过渡。放高利贷以前被看成是种罪过；可现在大型放贷机构无处不在，没有这些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当代工商业系统就将崩溃，并因而导致一片混乱。

生活的艺术领域里所发生的变革对大众生活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科学领域里的变革确实非常重要，但基本局限在科学之内。它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观念，与此同时，时空里发生的一切变化也有了定量测定标准，这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观念的转变，很可能是自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以来唯一的、最大的思想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以往用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各项标准。希腊和中世纪时的科学议题还完全浸淫于人以及道德价值中，因此本质上说来，仅是对常识的世界里的各种材料加以一番组织而已，这个常识的世界充溢着审美的和道德的价值。新起的物理科学使“自然的”与人的或曰“道德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别。我们不妨以物质的状况为例。在古代科学中，物质是完全被动的；但在新的科学构想里，物质是积极、主动的，是非常活跃的东西。

在古典科学理论体系中，变化本身就足以证明缺乏“实”在的东西所应有的不变性。但在伽利略和牛顿所开创的新科学里，运动、变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标志着当时实际发生的革命。在古代科学中，数量最为无足轻重。数量表示的仅仅是某样东西多与少的一个变量，是存在内在固有的变化无常以及弱点的表现。但是今天，如果不直接、间接地系统运用测定方法，哪来的所谓自然科学？——相关的问题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奠定亚里士多德古典“科学”基石的东西，恰恰是被现代科学的开创者所摒弃的。

然而，这场思想革命来得固然非常广泛，但也仅局限在思想界，仅知识界人士特别关注：相形之下，生活的艺术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却对人类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随自然科学革命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使人与人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带来的变化恰恰发生在人类社会各种建制、习俗里。作为道德教育及生活技能培养中心的家庭，以及学校、立法机构，战争或和平时期的城乡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谈到哲学的未来，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人们对新科学的尊敬程度常发生的变化。最早时候出现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表明科学的地位较为低下。后来，教会的代表人物反对科学的立场发生了些许变化，从而使科学与宗教两者得以相安无事，各管各的。一系列发明所带来的实际好处，使科学发现为日常生活所利用，这又导致人们默认了不同领域出现的分工。人们以为，试图对人类一切精神的以及道德的和理想的关怀加以管制，那已是旧制度和旧信仰时代的事了。而对所谓物质的东西及事务加以控制，这是新科学该做的事。结果，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二元论。这些二元论实际上是生活中出现的差等现象在思想和智识上的表现，因为人的生活在价值上也被认为有高下之分。时至今日，在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道德理论研究对象之间仍然盛行着类似区别，实际上，大多数道德问题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由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及相关问题所导致的。

对所谓“启蒙”时代的自然科学，人们常常给予很高的评价。启蒙运动时期，人们盛赞科学，认为科学将开启一个崭新的世纪，到那时候，理性将接管人类一切事务，黑暗时代将不复存在，自由、和谐、安宁的时代即将到来。到了19世纪，18世纪曾有的革命精神发生了改变，进化论思想盛行。而到了19世纪末叶，随着工业、金融利益以及艺术所能掌握的权力的增加，自然科学带上了物质主义的色彩。阶级、国家及种族斗争又使自然科学很容易受到来自革命的、激进的需要之威胁。以上简述的历史变化，其最终结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知识和纯“自然”知识间固有的区别。

二

对19世纪末叶发生的态度方面的这种转变，以下一段文字作了清晰的表述。这段文字的作者是马克斯·韦伯，上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韦伯写道：“对那些身处现时代前列的伟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对像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绘画实验者和音乐革新者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艺术之路，也就是说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而今天呢？要是有人说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年轻的一代人会觉得是对他们的侮辱。今天的青年人宣称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他们呼吁从科学的智识主义中拯救出来，以回归人的本性，并因而回归一般意义上的自然。”

韦伯接着说，过去人们曾经以为，科学甚至将把神学都取而代之，成为“与神道有关的”知识之唯一来源，从而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启示而不是以往的假启示。他接着说：“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发现的那些大孩子们，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领域里作出的发现能在世界的意义方面给人类指点迷津？”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对生活的意义究竟有何影响？对这一问题，韦伯说托尔斯泰在下面一段话中认为自己已给出了“最为明确的”答案：“科学毫无意义，因为它不能回答人类提出的问题，而且这是个对人类而言唯一重要的问题：人类该做什么？该如何生活？”

以上所引一段话的前两句颇有德国浪漫主义的味道；但是，这些针对科学而发表的意见，并非出自有意从神学立场来攻击科学的人之口，因此反而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段话说明，人们早期对科学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发生转变，人们对科学多了几分恐惧和悲观情绪；现在人们对科学不仅不再存有幻想，而且对其充满敌意。人们现在似乎认为，科学该对人类的一切不幸负责。认为科学终将取代神学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导师，这一早期的观点已不复存在，现在人们认为，摆脱目前动乱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中世纪教会机构所代表的对生活进行的神学上的控制。有人甚至认为．人类要想避免不幸，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神学的权威。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若干事实，说明现在有人发表的诋毁科学的言论是危言耸听，这些言论本身也是很片面的。但是，列数科学的好处，少提科学的坏处，并无助于解决问题。两个重要的事实仍在那里。一个是：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构成了当今世界上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另一个是：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模棱两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科学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不会产生坏的效果，这种情况大概很少见；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否认，科学几乎在带来最坏的恶果时也给人一些益处。即使这样来评价科学给生活带来的双重效果，难免有点极端，但好坏参半本来就是事物内部复杂情况的表现。这里，毫无保留的赞美和毫无保留的诋毁，都是没用的。更为严重的是，本该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被回避了：科学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这一模糊不清的双重效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人类到底该做什么来应对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前半部分，已经有人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给出答案的人也是个致力于扩大科学影响的人，不久前，他出席了人类目前最大的空间探测器装配完工仪式，这一活动当时也曾得到人们毫无保留的庆贺。然而，此人在这一活动仪式上发言时却说出了如下一番话：“如今，知识与毁灭已隆重地缔结了姻缘。人们已经无法指认究竟哪一类知识不会导致毁灭；无法区分安全的知识和不安全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如果有人有意为之，那么，没有哪部分知识最终不会被人用来损害人类。”

关于我所谓的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坏两个方面的不确定影响，再也找不到比上述这番话更为确定也更为头脑清醒的评论了。但是，也许人们更加期望说出此番话的人能更进一步，继续指出：由于科学目前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减少其毁灭性后果，增加其有利影响，唯一途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目前尚缺乏的知识。看来该做的事就是得到这样一种知识，以便人们在实际运用现已动摇且混乱的知识储备时，对到底将发生什么能有某种程度的预见。

因为一般人都会这样以为：人若预见不到自己行动的后果，那他即将从事的活动就没有方向感。除非能预见到行动的后果，作出聪明的选择，明智地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行动，不然还能如何避免不良后果呢？

今天，随便拿起一本较为严肃的杂志，都能看到有人在抱怨：我们在技术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人本身的了解。然而，现在有两个成立已久的机构声称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要你愿意，它们可随时提供，以验其效。布尔什维克左派的代表人物宣称有一种很“自然”的自然科学，它崇尚唯物主义，正有待系统地加以运用；他们还宣称，现有的一切罪恶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尚有持不同信仰的其他机构存在。天主教右派则声称他们拥有人们所需要的超自然知识，认为一切不幸都是由人类的邪恶欲望所导致的，是因为人类拒绝服从天主教机构所体现的真知。

人们期望这些机构的代表人物能言而有信，拿出行动来，但令人惊讶的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竟然认识不到，缺乏一种真正的人文知识才是导致目前人类痛苦和不幸的最大根源；他们认识不到，要将他们的信条逐一变成现实，人类必须要有真正的人文知识来武装自己。

三

上述所论对哲学及其未来的影响不难看得出来。科学探索领域存有尚不完善之处，目前人类混乱不堪的状况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今的哲学家有义务和责任，拓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空间，将其用来研究与人类及其道德有关的论题，这些论题与他们的前辈当时在物理学及生理学等领域所碰到的很类似：简言之，就是创造一种能当得起道德之名的彻底的人文知识。人类现存状况之所以显得如此悬疑不定，如此充满不满情绪和纷争，似乎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知识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同时也极其清楚地表明，人类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研究方法，为人类提供一种目前明显缺乏的人文的或曰道德的知识。这一工作必须完成。至于这项工作是否就该由哲学家或其他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这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哲学家号称主要研究综合的以及根本的东西，因此担当此项工作比较合适。在这项工作中，哲学家也许还应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应该大力宣扬有关方法，努力使有关方法能带来人类应有但目前尚缺乏的认识。目前哲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及声望均有所下降，完成这项工作，至少能解决有关问题，甚至能使哲学有所复兴。

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是否该把科学研究拱手让给或左或右的外部机构来控制。首先得承认，科学研究还很不成熟，遑论完善。必须承认，如果目前停止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毫无疑问将导致不安全因素、混乱及纷争状态长期存在下去。探索研究的方法在生理及物理科学领域的运用所取得的成果，亟待进一步拓展其运用空间，以便研究人的问题及道德的问题。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欧洲哲学的先驱及先烈就曾宣布，工匠们所拥有的知识只涉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物质过程及其目的。由于有了这种知识，他们能够在有限的领域内明智地活动。比如，一个鞋匠拥有的知识能使他分辨出人家拿给他的鞋子究竟是真还是假，因为他知道做鞋子的目的是什么；他还知道做鞋子要用什么材料、什么工具；此外，皮革或其他材料经过若干工序得以制成鞋子以供人穿，其全过程他都了解。简言之，在其有限的知识范围内，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这种有限的知识却无法提供更为广泛的知识，以便让人了解他在干比制鞋更为重要的事情时的品行如何。现有的知识只够一个鞋匠用，但对一个自由人群体中的一员来说，就不敷使用。

探索雅典当时所缺乏之物的知识，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哲学，即爱智慧。它是科学的科学，因为要探索的知识非常广泛，能够使专门的、技术性很强的求知方法也能用来为人的共同利益服务。

苏格拉底当时认为哲学应该努力寻求尚付阙如的知识。我认为人类当下处境与苏格拉底时代很相似。当然，苏格拉底当时的处境与我们的当下处境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较大而且明显的区别。生活于当今世界的人类，表面上相互间有联系，但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不过，苏格拉底时代的人类生活状况在当今世界并无多大改观，仍大面积存在。苏格拉底当时正是有感于这种状况而呼吁人们全力探索一种特殊的知识，因为从这种知识中，能涌现一种真正属于人的艺术。这种艺术也与其他较为次要的艺术一样，能够教会人类若干生活的技艺。现在有些哲学家正是由于关注人类自身需要以及人类所遇到的烦恼及各种问题，而遭到同行诟病，被人斥为不够专业。其实，他们所走的道路正是由苏格拉底所开拓的，而哲学之名本身也应归功于他。那些遭到同行诟病的哲学家们记住这一事实，需要时或可从中汲取支持和勇气。

四

总之，我们在此面对的情况，是给“哲学有未来吗？”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若干条件是有了，但答案尚未找到。科学在较短时间内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这一进步是片面的，有失平衡。科学进步的效果是好还是坏，具有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类似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状态正导源于这种片面性。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常常能听到人们抱怨说，人类目前对极其遥远的河外星系以及对原子的结构，有着那么多的知识，相比之下，人类对自身及其事务的知识是那样的贫乏。这种抱怨的发泄对象是很清楚的。但“落后”一词所指的，或多或少能用来说明这种抱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类抱怨包含的意思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另有些人则宣称，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人类已有的“道德”知识，合理地运用目前拥有的科学知识。

有人以为，现有的道德知识已够艰难跋涉着的人类使用。这种认识在上面引用过的某人发言里也有反映，此人就呼吁人类“将科学绳之于道德”。在人类生活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很多，但在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层面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通常只有一种。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到底会带来好的还是坏的结果？假如我们目前拥有的道德知识还不能使我们预料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份道德知识给科学提供的表面安全的锚地就可能是一片险滩（提出需要安全保障的，恰恰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

世上最美好的愿望其意图原本都是好的，但这些良好的意图的实现往往受制于其他一些条件和手段。而这些条件和手段很可能被人滥用，以实现其毁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的目的。我们知道，这种手段被人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假如这样的话，那么世上再美好的愿望又如何能保证其良好意图得以实现呢？

这种情况至少给声称热爱智慧的人提个醒：技术、物理学及生理学知识，仅能在有限的领域里给人以行动方法上的指导。此外，这些人必须牢记的是：有关工作前人不仅已经从积极的方面做过，而且为防教会机构负隅顽抗，也从消极处着手，作了准备。没有前人所做的这份工作，生理学研究在技术上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繁荣的局面。

假如声称爱智慧的哲学家们从上述提醒中还不能明白自己在人类当下处境中应负的某项责任，那么，他们至少也该从中明白，科学研究的发展目前尚处在较为片面、不很成熟的阶段，科学中仍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哲学家必须做的事情，具体地说来要比前人做过的事情艰难复杂得多，其过程可能也较为缓慢；但在开始实施这项工作时，他们可能要遇到的障碍不会比前人所遇到的那样坚不可摧。目前要面对和克服的主要障碍是懒散、懈怠、泄气、疲弱等心理，这些不良心理在哲学内外均有表现。来自教会机构方面的反抗固然强大，而且至少目前看来也很咄咄逼人，但只要哲学家挺身而出，对来自教会机构方面的反抗加以系统的积极的回应，那么其影响作用未必是致命的、根本的。人们都觉得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人指导，可人类事务方面亟须的指导却全无，哲学家应该努力矫正人类在思想上的这种严重偏颇。

如果像在极权主义控制下的国家那样，人类现有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用来为外部强权服务，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物理学与生理学的探索求知过程要是被这样的机构加以歪曲利用，反其道而行之，其后果也同样不堪设想。在拓展、运用相关探索方法——这些方法是最为根本的，因此其运用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结果）才能当得起道德之名——以研究人类生存处境时，有人若仍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将是令人最为担心的事情。那些自称是职业卫道师的人坚持认为，对人类生活的物理及生理状况还没有一个恰切了解的社会里所形成的那套道德标准及观点，在现时代仍能胜任愉快。这种思想才是我们目前完成当务之急前必须加以清理的障碍之一。

某一运动在当时当地号称“开明”，且有益于人类进步，但时过境迁，这种运动形成的惯性到了目前也可能成为亟须完成之事的一种阻力。因为它断言需要做的事情仅是顺应“自然”。无庸讳言，这种运动曾经革除过某些压迫人类的制度习惯和律法，但是，它也曾经彻底放弃过人类才智，否认人类才智在处理人类事务中的调节作用。

由此导致的随大流的做法将带来明显的恶果，不动脑筋的人还以为产生的结果是革命性的：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权力，以此来抵消把人该做的事交付给自然而带来的非人结果，因为以人的才智去把握涉及一切因素，这才是唯一可靠的做法 ——不全面结束目前“科学”的片面、失衡状况，这一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五

目前面临的障碍是巨大的，不过，如上述两例所示，这些障碍主要表现为懈怠涣散、缺乏活力。从来就没人吁请哲学家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工作，以使人类不乏先见之明和聪明智慧，来从事自身的种种事务。之前的哲学家并未如物理领域的研究那样，累积起相关知识并使这种知识成为推动知识自身发展的内驱力。不过，在打击阻碍发展的传统势力方面，之前的哲学家确实曾经起过先锋作用。他们曾经作出过积极、艰巨的努力，形成过一些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观点；在后来的运用过程中，或多或少形成了标准化的研究手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与大众的频繁交往所进一步促成的思想氛围，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极为不利；同时，这种思想氛围却能让人以日益增长的热情欢迎新的科学事业的到来。没有这种文化氛围，即使最为重要的事业也只会自生自灭。

对人类集体来说，到底该由哪一群人来做这项必要的工作，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再说，这项工作本身十分艰巨，不可能由某一职业群体里的人单独完成。然而，发展出某些观点和立场，以便让人进一步认清人类生存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并着手完成当务之急，这对哲学家来说是其分内的事，也是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所谓信仰的环境氛围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不是书本知识所能涵盖，也不是为特定的知识阶层所专属。物理学的历史表明，文化环境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种环境能将从理论或思想上加以把握的所谓“知识”转变成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行事态度。当然，人们得乐于倾听吸取其他意见，但这与有意识的“自主”行为完全不同。要有效地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信仰坚定的人必须开展说服教育活动。

在物理研究领域发起新运动的那些哲学家坚信运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觉得对自己的这一信念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要求他们的，后继者反其道而行之。毕竟，他们的事业事关人类未来的福祉，事关人间的苦难以及一切不确定因素和纷争是否会延续下去的大问题。当知识支配了人而不是人支配知识，那么，知识化为行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当知识充溢着某种情感信仰，让人坚信其自身价值，才能驱使人行动起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知识才能支配人。要开展这样的活动，需要人们有丰富的想象以及宽广的同情心。过去的那些勇于进取的思想家认为以上一些特征非哲学莫属，因为哲学所作的是最为自由、最为开明的探索。谁说不呢？

眼下流行的一种奇怪观念认为：说哲学家应尽的职责与人类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等于说，哲学家应放弃属于自己本分的知识活动而扮演社会改革家的角色。这种观念甚是怪异，提出这种观念的人私下里可能服膺防御反应理论，他们是在为自己津津乐道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研究代言。因为当前该做的首要任务纯属思想性的，而所涉及的议题又十分重要；因此我认为，当哲学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人们要求拓展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求它具有普适性，在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的议题才能满足人们的相关诉求。这样的议题不是专注于其研究的人一时狂热随意添加的，它对人之为人确实至关重要。这一事实无损于哲学的思想性地位；同时，人们一旦认识到哲学究竟何为，就能增强哲学催人奋进的力量。

篇幅所限，目前我们无暇谈论未来哲学究竟将由哪些要素构成；即使有，列述哲学的若干教条也与上述所言颇为矛盾。发表上述言论不是要为现存的某一种哲学教条辩护——不过，在当代各种形式的思想中，有的已经进一步发展，其未来前景也许会比其他形式的思想更广阔一些。关键在于哲学探索的方向必须明确地加以改变；正是为了关心哲学的未来，笔者才发表了上述议论。哲学在过去蓬勃发展时期所形成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理论，曾认为哲学应无所不包、无孔不入，我们认为未来哲学也应有这样不凡的气度。当然，我们心目中的未来哲学必须与当下新时代密切相关，在新时代里，人们议论的问题主要来自自然科学，而不是来自超自然界；企图研究超世俗、超人类东西的哲学也与哲学该探讨的真正问题无关。

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不是要与过去的理论体系故意作对，过去的理论中也有关注人类自身问题的；但对企图为特定的组织机构鸣冤叫屈，想令其死灰复燃的所谓理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样的理论所遗留的灰烬，既发不出光来照亮找们前行的路程，也发不出热来把人们看到的东西转变成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行动。

哲学家们殚精竭虑，未来他们将面临的思想斗争十分艰巨，但对他们来说，世上哪还有比这更令人振奋、更令人鼓舞的伟大事业？

“价值”领域（选）

就目前价值问题的现状而言，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在方法论方面：究竟该从什么样的立场来研究估价行为和评价本身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先决条件在决定着这类问题的选择和讨论？“这一问题的现状”很重要。并不是说方法论问题可以和相关问题研究的方法分开，也不是说前者就一定该比其他问题都重要。恰恰相反，假如这个问题能得到澄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着手使用它，并在使用的过程中检视它，发展它，并不需要对其加以特殊的讨论。然而，看一下目前争论不休的情况，我们就可发现，佩珀先生所提的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加紧要、更加尖锐，即：“如何保证不同的论者在研究‘价值’时讨论的是相同的问题？”我还发现佩珀先生（在前面一句话中）用的“价值问题或曰领域”这一短语也同样重要。因为，对相关问题争论不休的混乱局面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对这一领域大家莫衷一是，而具有价值限定性的事件恰恰就发生在这一领域。不对这一领域加以适当澄清，那么，所谓讨论就好比在黑暗中连“方位”都没搞清楚，就用打鸟用的小号铅弹向某处某子虚乌有的东西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先着手解决方法上的问题，只能先提出某种假设，否则，不是妄自尊大就是好高骛远。

先声明一下，下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价值-事实所属的领域是行为性的，因此，这类事实必须以适用于行为性议题的方法来加以探讨。然而，“行为”以及“行为性的”这两个词并非是不释自明的，因而有必要先谈谈这两个词。此处用的这两个词所专指的事件，其性质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过程和特殊意义上的动物的生命过程：有人以为这两个词仅仅适用于能以身体术语——严格的身体知识术语——加以说明的东西，并据此提出反对和批评的意见，但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错，生命过程有其肉体方面的特征，不利用已有的关于肉体方面的知识，确实不能充分说明生命过程。但是，这与将一切还原为肉体术语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况且，人类行为虽然毫无疑问既有肉体方面的特征又有动物方面的特征，但不能因此就全用生理学上的术语来说明人类行为。这里，仅以人类语言行为为例就可说明相关问题。我们知道，人如果没有相关的肉体条件和相应的生理过程，就不会有语言行为，但在讨论人类语言行为的典型特征时，若将其完全归结为肉体条件和生理过程，那一定是极其荒谬的。

探讨价值事件的领域时，参考生命过程帮不了什么大忙。必须增加一些限定性条件，如：（1）需仅限于那些选择-拒斥的生命过程；（2）需具体说明一项事实：这些选定的生命过程，有助于维持一切生命形式的发展——从阿米巴到最高形式的灵长目动物。也就是说，一切生命形式都有一个end，这end不是形而上学或准形而上学（常被称为“精神的”）意义上的目的，而是结果之谓——简言之，它是个描述性术语。

这些限定性条件与上述关于生命过程的基本观点有关，表明价值事实置身其中的领域是行为性的，这使这些事实能在一般意义上接受观察和检验。因为选择和拒斥的生命过程倾向于维持一般的（而不仅限于那些当时当地所涉及的）生命过程，用得上“估价行为”及“价值”这两个术语的地方，“领域”一词都特别适用。因为，将价值行为看作独立、自足和短暂“行为”的任何观点，上述假设均已加以排除。任何将其归因于某种中介或代理人的观点，上述假设也已加以排除。选定的东西不仅时空跨度较大，而且就其结果而言，涵盖了整个生命过程，包括通过生殖繁衍而得以延续的人类的生命过程。拒斥过程涵盖周期较长的功能，如排除、保护性防御、敌意等，针对的大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人或事。

以上提及的事实仅能探明价值事件所在的领域，若不加以进一步限定，它们并不能涵盖这些事件。但是，即使不加以进一步的限定，仍可直接得出如下一些带有方法论意义的结论。

（1）由于这一领域是一项可观察得到的涉及空间和时间的事实，因此，假如内省一词根据定义指的是完全私人化的对事件的观察，那么，诉诸这种内省的做法就可排除。这么做根据的虽然是上述假设，但并非武断。根据任何一种理论，仅仅诉诸内省的做法在讨论时是不可取的。完全私人化的东西必须任其留在原地，留在它该待的私密空间里。针对别人的意见发表议论时诉诸这种私人化的东西，这在哲学中是自相矛盾的做法。以为另一个人的内省也许能指明同样一项事实，这种想法同样是荒诞可笑的，概莫能外。

（2）因此，作为生命过程的选择-拒斥总能接纳某样东西——某种事物——或选择它，或拒斥它，李博士曾提出一个初步问题：“所谓价值，难道不是某一具体事物、事件或状态的价值吗？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任何可称作价值的东西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3）基于这一假设，或可得出另一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论，即并不存在某一特殊种类的事物（更不用说所谓“实体”），好让人们将价值资格归于其名下。这一点表明，“价值”是一个形容性质的词，指出某事物的特征、性质、属性——这里所谓的事物是就其广义而言的。这就好比出色、完美、优秀等词。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价值一词用来指任一特殊种类的事物时，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抽象名词而被使用的。要是语言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抽象名词（如与好有关的善)，比如说valuity或valueness，那么，导致不相干结论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议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太阳底下的任何事物因此也就能拥有以“价值”作为其形容词来命名的东西。而文化人类学似乎也会表明，在某时某地几乎任何一种事物实际上都被赋予那种属性。

（4）差不多等于以另一种方法重述上述观点：用来形容“价值”一词的“固有、内在”一词太过自相矛盾，比循环论证还严重。它将真正的问题完全掩盖了起来，因而事先就将讨论的大门关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词本身是无辜的；它仅仅表明讨论涉及的所谓特征实际上属于此时此地特指的某物——比如，假如雪是白的而且确实是白的，那么，白就成了雪的“固有属性”。但是，作为一个窃取论题的称呼，白字又被用来将物及其属性从其时空的种种关联中分离出来，使它们成了绝对的东西。在这种用法中，它就是“本质”的残存物，所有分支“科学”都曾用这样的“本质”来说明事物属性，这属性使事物成其为“实际”所是的东西。在所有进步的知识分支中，“本质”早就让位于对时空关联的考量。价值领域研究的进展也需要类似的方法论变革。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哪些具体的先决条件会构成具备价值属性的选择-拒斥的生命过程。为此，引入“看护、照料”这一术语来称谓特定种类的选择-拒斥也许能表明我们要阐述的观点。看护、照料的行为在某些类似人类的动物中也会发生，这种行为本身虽并不等于估价，但确实点出了后者的方向。照料配偶及幼崽是某些动物行为的典型特征。比如旅鸫孵卵，在孵化的全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小心；此外还悉心哺育小旅鸫，给它们御寒，保护它们使其免受敌人侵害，教它们学习飞翔，等等。

假如可以增加一个附加条件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将这些看护、照料行为看作是估价行为。不过，就我们所知，这些看护、照料行为虽然很周到，也跨越具体的时空，但行为主体并未将行为结果看作其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假如我们这里谈论的动物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有所预见，假如这种预见能影响、指导它们去看护、照料，那么，根据前面所作的假设，它们就应当属于价值领域的范畴。詹姆斯曾举例说明，他说，一只抱窝的母鸡总是“不厌其烦”。假如母鸡事先预料到抱窝的结果并以此为理由去抱窝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就该说母鸡很珍视自己的抱窝行为，很珍视蛋，很珍视小鸡，并将这一系列的估价行为看作是抱窝行为本身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

以上仅是假设的说法。而我们知道，在人类当中，预见并以预见到的东西为其行动的理由和根据，这是起码的前提条件。由于给看护、照料等行为提供理由和根据的东西种类很多，所以，人们发现照料、估价行为的表现形式也很多，这并不奇怪。结果，一个词竟能分延出一系列词，表达的行为包括“珍视、珍爱、爱护、敬重、钦佩、崇敬、称许、敬畏、拥护、保卫、支持；效忠于、献身于；关心、专注于”。此外，还得在特定的行为意义上用“对……感兴趣”一语，比如用其来表达某合伙人对某生意“有兴趣”，在某项“权益”要诉诸法律裁决的情况下，也可用此语。我想，人们通常在惯用语中使用该词时用的也是这一意义；不过，主观主义心理学将该词着上了主观色彩，其结果在有名无实的各种哲学探讨中也随处可见，致使运用该词时难免会引起争议。

在上述词语中无论是用哪一个，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所涉及的事实横跨不同的时空、“对象”以及施动者-受动者。在各类特殊的行为和“事物”之间存有系统化的相互关联，就像消化和循环中所说的功能一样。在谈论珍视、敬重、爱护等等行为时不管是否用到该词，所能观察到的事实都会强调前述观点——“估价行为”不是某个特异且无与伦比的施动者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特殊的孤立行为，因此，理解估价行为和价值时，不能将其从本身不属于价值的那类事实中孤立出来。

正因为如此，这里非常有必要提醒人们，将“关系理论”这一短语用来探讨事关估价行为的种种理论时，要特别注意该短语的模糊性。与有些人对“内在”理论所作的“绝对”性质的表述正好相反，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假设是“相对”性的，注重关系。不过，由于说得过于笼统，因此对所谓“关系”的性质可作各色各样的解释。认为所谓价值只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思想”、“意识”，即“主体”与“客体”之间；或存在于某一生物体与“客体”之间；或存在于有着种种名称的特定行为之间，如喜欢、欣赏、欲求、感兴趣（皆被视为“思想过程”）。这些是目前常见的几种“关系”理论，它们与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假设大相径庭。说实话，我认为，（在绝对化的估价行为遭到驳斥之时）继续将估价行为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存在的某种独特的直接的关系，这种做法比别的更能说明人们对估价行为的认识仍处于混乱状态。只有在人们将所谓“关系”看成是多元的（因为牵涉到不同事物间各种各样的时空关联）而不是单一的时候，只有在人们确切地认识到所谓关联是跨越空间、时间、事物及人的时候，“关系”理论才能得出广为接受的结论。也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把各种关系看作是构成某种交互作用的纽带，“交互作用的”一词才能取代“关系的”一词。

三

所谓关系理论常常在使用“内在的”一词时露出绝对理论的马脚。当人们把“内在的”一词与“外在的”一词对立起来，并将后者与仅仅作为手段（手段本身）的事物之价值属性等同起来，而将前者与作为目的（目的本身）的事物之价值属性等同起来，绝对理论就露馅儿了。事实上，人们不得不使用“……本身”这一短语，本身就表明绝对主义远没有衰息。“……本身”一直是个确定的符号，它拒不承认存在种种关联，这就证明它只承认存在某个绝对的东西。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有关估价行为和价值的讨论就仍将处于目前这种落后的状态，这与其他一些领域适成对照。在其他一些领域中，“科学的”进展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研究工作已经不再探索什么“事物自身”，而致力于寻找可以观察得到的各种关联。

观察不是概念的（所谓概念的其实就是语言的）抽象。在讨论类似“工具性的”、“最终目的的”的价值问题时，假如能诉诸观察，那么人们就将发现，作为手段（无论是物质手段还是程序上的手段）来使用的事物，其实是受到使用人的珍视、爱护的，这些事物已经成了他们悉心呵护、挚爱的对象，艺术和娱乐业中所取得的令人欣喜的进展，其情形即如此。由于“工具-手段”受到珍视就说价值是工具性的”，这种思想的可敬程度还不如一则双关语。人们珍爱狗或珠宝时，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类型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否应有自己的名称？假如事物被作为手段而得到珍视，因而其价值就是工具性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某种狗一价值、珠宝一价值之类的东西？

有人以为作为目的而得到珍视、爱护、珍爱的事物，可以和作为手段的事物区别对待。但我们知道，针对作为手段的事物而发生的估价行为同样是严肃的，因此，以为两者可以区别对待的想法不仅从理论上说不通，其所导致的错误还要更为严重。倘若某人说他十分看重“目的”，对“目的”赖以实现自身的任何事物不感兴趣，那么此人不是故意骗人，就是受人蒙蔽而不能自拔。基于所谓“内在的”价值而试图区分手段之物和目的之物的学说虽很流行，但严肃而有能力的人不为所动，他们的行为比他们宣称的信仰要好得多。他们对“手段”予以耐心和始终如一的关注，以此表达他们对“目的”的专心和热爱。

根据各自拥有的价值来区分手段和目的，这样做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实际后果。首先，它让所谓“目的”成为终极的“理想中的”东西，但这所谓“理想”又最具乌托邦色彩，它感伤、空洞而无能。这样的所谓“终极的”“目的”不仅无法达到，而且缺乏指导意义。这让笔者甚至很想知道如何回答人们所提的如下这么个简单问题：“假如所谓‘终极’价值不同时具有‘工具价值’，那么要它有什么用？”其次，有人认为作为手段的事物没有自身价值，也就是说，没有其“内在的”价值，此说是就“内在的”一词较为易懂的意义而言。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此说的言下之意就可一目了然。就各自价值而言，将手段和目的截然分开实际上将导致狂热主义，这是必然结果。当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有些“目的”是自在自为的（因而是根本的、终极的），因而人们对其无法加以探究，其价值也无法衡量，因此（根据这种没有根据的臆断），人们只能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上。“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由于人们接受这么一种理论而导致的恶行，就是其后果。不管什么东西，一旦设为目的，那它就是不可更易、不容置疑的，成了自在自为的东西；于是用某些事物作为手段所实际导致的后果都成了不用计较的。施虐狂的残忍行为、野蛮的迫害行为，只是貌似如此而已。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推演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施虐狂的残忍行为、野蛮的迫害行为都是获取至高价值的手段，那些使用这些非人道手段的人“实际上”只是实现至善的卑微奴仆。逃避那些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理想”，狂热地献身于一切武断地自命为手段的东西。后一观点是前一观点的补充。以为在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存在固有的“类型”上的差异，并以此差异为名设立价值本身，无视这些价值在导致后果或达到“目的”上实际起过什么作用——这种观点往往会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宣扬狂热主义。

四

在本文展开讨论前预选的相关问题和评论中，可以发现部分材料足可证明人们的相关误解。这种误解曲解了关爱（估价）行为的意义，它维护着被人珍视、珍爱的事物，声称这些事物在估价行为发生以前就已存在；而借助估价行为，这些事物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进一步得到价值肯定。举例来说，一颗珍珠与光及光学仪器等发生实际接触时，就会带上一定的色彩属性，这一点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怀疑。议论至此，同样可以假设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类似这样的接触、关联，而并非任何与思想、意识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这里所提出的假设是：珍珠获得价值属性所需的条件是同一类型的——尽管具体情形会有些差异。因此，下面的一段文字颇值得引用一下，因为它能矫正相关误解，并能进一步凸显所持观点。

在人们通常以为很有价值的经验中，我们关注的似乎是如何保存倍加珍视的某个独立存在物之实存，而在别的情况下，似乎没这么用心。在审美领域，前者往往是博物馆策展人所持的态度，后者则是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所持的态度。来博物馆参观的人仅想观摩画作，而把维护画作留给博物官工作人员去做。珍视的形式各种各样，都有其自身的道理，也都很重要。因此，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理论必须容忍两种不同的态度，对每种态度都应赋予其特定的价值。

阅读我的文章的人该如何理解上述这段相关文字才能发现其批评恰好切中要害，对这个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但我本人确实觉得这段话说得好，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对相关问题可以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1．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曾发生两次转换，即从因有价值而受到珍视的东西转移到珍视这一行为“经验”本身，也就是说“经验”本身受得了重视。发生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后一表达方式恰好体现了这段文字作者的观点。这观点不是我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经验”一词（常被赋予“心灵主义的”意味，但又可在广义上用作行为的同义词）虽然显得有些含混，但确有这样的意思，即珍视行为就是受到珍视的对象，因而本身就有“价值”。各种珍视的行为发生后，人们常常对其加以评判，想看看这些行为是否该受到珍视，是否该在未来行为中加以保持。但是，这种思前想后的行为以及作出的评判性结论，肯定不是原来珍视行为“经验”的一部分。我之所以强调以上引用的那段文字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它能较好地说明价值领域这一话题目前所处的模糊状态。

2．上面提到的策展人一例中所用“实存”两字，有着特定的有形实物的意味。或许有的策展人所关注的不超出这一点。人们对“审美领域”究竟会关注多少，我说不上来。假如所涉关心或珍视的行为确实属于审美范畴（希望策展人属于该列），那么，关心一幅画作为有形实物的保存当然只是涉及面更广的珍视行为的一部分。

3．根据我所提出的假设，参观人的“观摩”是一个行为性的举动。假如我们所说的行为属于审美领域，那它就不可能“仅仅”是观摩画作的欲望之表现。不会仅仅由于画作是观摩的对象，因而观摩这一行为性举动就变成审美的。“观摩”可以是随便看一眼；观摩的人也许只想知道画作是哪位画家画的，或只想知道画能值多少钱，或只想看看画中所表现的场景。不一而足。

4．假如观摩的行为确属审美范畴，那么，（1）非审美的观摩行为出现在前，并且有着优先、独立的“实存”；（2）在观看行为本身被当作值得延续和发展下去的东西而受到珍爱、珍视时，观摩行为就受到了限定，因而变成是审美的。短暂的一瞥谈不上是审美的；这里所说的保持、延续具有探索性质，对画作的空间幅面及各个局部作审慎考察，要使这种考察具有审美性质是需要花时间的，是“看”不了一会就没什么好看的了，还是每看一次都能发现可供欣赏的新东西，这是衡量审美价值的一个标准。参观的人刚瞥见画作就显得欣喜若狂，那是装腔作势、感情过于外露的表现，不能说明他有什么过人的审美想象。与任何其他种类的人类观察相比，审美知觉间的交互作用恐怕要复杂得多。

现在似乎该谈谈所谓性质不同的种种价值了。关于估价行为——价值和判断（亦即评价）力之一般理论的基础奠定后，我想有必要讨论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以区分价值限定的方方面面。能够加以具体说明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有的专属于美学理论，有的专属于伦理理论，有的专属于经济理论，有的则作为方法论专属于逻辑理论。但是，我认为：（1）将其固化为相互区别的种类，正是导致目前相关问题讨论中意见不一的一个主要因素；（2）在为有关估价行为一价值奠定一个大致的理论基础之前，仓促地去讨论有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能加重目前的混乱状态，无法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可靠的“价值”理论。

五

下面谈谈关于估价行为——价值之判断问题，即与评价相关的话题。首先，对所持观点与我不同的人应给予应有的尊敬。因此，应该说各种评价性质的研究确实能带来判断；和所有其他领域的判断一样，后者的基础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显得更为扎实。简言之，关于价值所发表的论点可以是真论点，不一定仅仅是对受评价之物的意见或传闻。就所谓工具价值而言，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真正的探究由于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因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令人神往的。但一谈到所谓最后的、终极的价值，人们则常常认为，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传达特定的一则消息而已，即所谓终极价值只不过是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东西而已。奇怪的是，人们常声称这些东西应该普遍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除了断言这些东西是所谓“目的本身”之外，就给不出什么理由了。这样一种观点注定要在“逻辑上”和实践上让外围的“专家们”占便宜。针对这一观点，必须构拟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理论，以把握评价判断与作为事实的估价行为之间的联系。

讨论就从下列一项事实开始：作为实际估价行为的关爱、珍视有着心理学上所谓的原发动力的一面。观察显示，动物在作出选择-拒斥的决定时，常常伴随有愤怒、恐惧以及对异性的依恋等现象，这说明它们也有情绪表达的一面。它们是否也具有一定的“智力”？这一问题决定着我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即毫不掩饰的珍视等估价行为与评价性质的判断之间（以及后者相对于前者），是否存在真正的或曰“内在的”关联？换言之，两者是否是两码事？前面所提出的假设在前一个意义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关爱结果的预见、期盼作为特定关爱行为之基础，可以把内在的因、果连接起来。

当基础本身得到追问的时候，它与理由就成了同一的东西。特定的珍爱例子可能有其局限性，人们常常觉得这些例子比较“偶然、随意”，对特定结果的预期是某一具体估价行为的根据和基础，因此，假如人们对这些例子加以分析，看看它们是否足以确保产生特定的结果，那么，珍视行为就明确地成了具有判断性质的那一类东西。正常的人有时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自己习惯上或多或少有点儿恣意妄为对某样东西倍加珍视的行为是否值得延续下去？假如他能经常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他就能够意识到：有些重视行为其实是受到“偶然、随意”性限制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妨碍自己十分看重的结果发生。大家知道，阶级身份、缺乏理性的偏见、权威意见公报，所有这些对享有特权以及上层权力的人来说，都发挥着作用，从而决定着他们特定的估价行为（这种行为是交互性的，因而包括了被估价的东西）。上述探讨及其所得结论（判断）会导致珍视行为及被珍视的东西都发生改变。简言之，对价值所作的判断是人类从其较为率直的珍视、珍爱行为中故意衍生出来的。作为活着的生物，人类必须而且确实一刻不停地珍视、珍爱着什么，但他们起初这样做的时候，相对说来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要实际发生的特定重视行为取决于流行的道德观念，只要操控经济、政治乃至教会等机构大权的那些人还能掌控着一切，那么，这些人就会滥用权力，他们就会基于理性的评价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观点，去给一切东西任意涂上貌似合理的色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恐怕很难从眼下正在构拟的最为合理的评价性判断中彻底消除。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事先尝试一下，没有理由任由引人注目的恶行继续下去。而且，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几个世纪前，由于受到类似上述情况的显著影响，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所得出的结论就已经遭到人们的怀疑；不到一个世纪前，生物学研究也同样受到类似影响的严重歪曲。其他类似相关研究领域所发生的解放运动，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理由去尝试一下，以免评价、估价行为受到类似的不良影响。以为有排除一切的所谓“终极”价值，这种思想是目前阻碍我们进行尝试的最大障碍。我们发现，有些人一方面鼓吹“自由主义”的信条，另一方面又积极援助甚至怂恿那些信奉教条主义的绝对主义者，这无疑是道德的不幸。

在其他领域被证明或有效或无效的理论观察、构拟和检验的研究方法假设被用到价值领域，那么，在“价值”领域将逐渐取得正确、合理判断的种种研究，其细节目前暂且无需加以细说。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将系统地针对（1）特定时间内，所发生的评价行为之决定条件，以及（2）受这种条件影响的评价行为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在这类研究中，种种“评价行为”可暂时忽略不计，而将注意力放到后果上，这些后果是由决定评价行为的习俗、偏见、阶级利益以及特权操作（包括对决定奖惩的权力之暂时或“永久”的诉求）所导致的。有人认为事关评价行为和价值的判断，本身就必须用价值术语来作出。依照这种观点，好像对色彩所下的判断，也必须出之以有关颜料的术语，而不能依据由震动过程或微粒震动所限定的条件。正是这种方法论观点，使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整个人类知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目前的问题是：是否所有价值判断都具有可以也应该名之为“劝导”的功能，言下之意即意图？这一事实会否赋予价值判断一种极为怪异的特性，从而使其有别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判断？根据这里所作的假设，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前半部分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有一个限定条件，这在后面还将谈到），而对问题的后半部分的回答则是否定的。道德评价的职能就是影响他人的行为，其途径就是通过在他人身上养成一种思想品质，以使其赞同某种行为。这一观点似乎无人质疑，虽说它无法轻易地运用于审美判断，但我认为，经过适当的论述，这一观点还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就目前而言，我仅想说，凡是所谓标准的价值露脸的地方，应该、本该等词就一定会大显身手，因而希图影响、指导随后行为的职能和意图就显而易见。上面所提到的一个限定性条件是，“劝导”应局限在评价性判断的意图和职能范围之内，不应将其看成是判断议题中的一个证据确凿的成分。

这里所谈的用途或“功能”不会使评价性判断在种类上显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只需考察一下大家所谓“科学的”判断之情形，就可明白这一点。根据所谓“科学的”定义，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领域里作出的有效判断（结论），是严谨认真、全面系统地选择真正有事实依据的材料而带来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所有其他材料，一经发现可能导致偏见，有先入为主地信奉某一特定理论、依仗专业特权和在大众心目中的所谓声誉之嫌疑，均在摒弃之列。行之有效的评价，其规范和相应技巧目前在“科学”各门类中所取得的进展，远远大于传统上归入“价值”领域的那些学科。劝导及使人信服的目的绝非传统认为属于价值领域的判断所特有，恰恰相反，这种目的更好地体现在“科学的”研究中，体现在由科学研究而来的相关命题中。

从上述所论不难发现，能从方法论上（以判断的身份）将“价值判断”与天文学、化学或生物学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区别开来的东西压根就不存在。因此，具体说来，“价值相对于事实的关系”问题是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因为它依据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断，并以臆断为出发点。价值事实与其他事实间的关系才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局限在“价值领域”之内，无视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及社会心理等领域的相关问题，这样作出的评价性的判断，其正当性是很可疑的。只有将在上述相关领域内已弄清楚的事实纳入考虑，我们才能确定已有评价行为产生的条件和后果。没有这样一个确定过程，所谓“判断”，纯属无稽之谈。我对评价判断及评价行为所持理论观点，大致已如上述。文章结束之际，我想起史蒂文森博士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道德评价应当“从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中产生”。我完全赞同史蒂文森博士的这句话，认为这句话适用于任何领域、一切领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