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批判（选）（1930）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创造”在这里指的是创新能力、真正富有思维创新的能力。谈起创新能力，我们习惯于想到那些非凡特殊的人物，比如天才。其实，每个个体都以其自身的方式独特地存在着。每个人经历人生的角度都不一样，如果能把人生经历转换成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别人，不同的人会传出不一样的东西。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说，宇宙因为每个个体而有了全新的开始，通过每个个体进行从未有过的新尝试，即使这种尝试只是小范围内的尝试。我总是惊异于人们对幼儿的兴趣、对幼儿的行为与言语的兴趣。在尽量把家人的宠爱这个因素排除之后，人们还是会出于某种原因对幼儿感兴趣。我相信，这个原因便是人们对创造性的认可，因为深深吸引着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幼儿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东西，一种观察世界的新方式，一种感觉世界的新方式。人们对这些新东西的兴趣还表明：成人在寻找个体身上的独特之处。成人已经对不断的重复与复制感到厌倦，对陈词滥调和只是重复他人经历的情感感到腻烦。

在思考幼儿对世界的这种全新反应时，我不由得问道：为什么这种全新反应很快被减弱，很快被掩盖，被一种思维上的橡皮图章和留声机唱片所取代？人们可能认为，要求人人都具有创造力是不合理的。但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认为这种要求不合理，是因为人们衡量创造力的标准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根据外在成果来衡量创造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我们共有的世界，这便是创造力。创造力并不只是作出从未有过的新发现。当一个人真的作出了一项发现，即使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有过类似的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发现对于个体精神生活的价值，在于激发头脑的创造力；发现并不局限于拥有前人未曾有过的想法。只要一项发现是真诚坦率的，对你或我是全新的，它就是创造性的，即便他人已经有了同样的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要亲自去发现，而不是从他人那儿获得发现。

在我国的拓荒时代，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前进着，许多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迁移与新拓居地使边疆与眼界不断扩大。在拓荒时期，即使那些没有迁移的人们也总是在开拓着新的天地：砍掉某片森林把土地变成粮田，亲手造房子、竖栅栏，自制所有的家用物件和衣物，制皮革，生产肥皂，浸蜡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时，人们居住的世界不是现成的，而是他们亲手创造的。他们没有伍尔沃思连锁超市和连锁商店；他们想拥有学校和教堂，就必须亲自去建造。于是，他们变得多才多艺，能够发明创造，容易适应新环境，在面对阻碍时勇敢、有创造力。因为有那么多人擅长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新环境，美国的政治与政府曾一度很有创造性。那时的人们不惧怕去试验，去临时准备；为了不被陌生力量所打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我认为过去50年中拓荒者的消失给美国带来的社会变革是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诠释美国历史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的最显著的观点也许就是边疆的重要性。但现在这个边疆几乎已经消失了，拓荒者也随之消失。我们仍然四处走动，但我们乘坐现成的汽车与火车，我们的目的地与出发地在思考习惯与感受习惯方面相差无几：人们看着相同的报纸新闻，读着相同的畅销书，聆听相同的电台音乐与电台谈话，包括对相同的现成制品所作的广告。

过去几个月，我阅读了我曾祖父的一本日记。一百多年前，还是少年的曾祖父和家人一起搬到了佛蒙特州一个几乎一片荒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学校和一所教堂，建造了一间磨坊和一家锯木厂，还开了一家商店。我的曾祖父那时候还只是个少年，但他却步行把牛从佛蒙特州赶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我提及这些事，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在这短短的一百年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变化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拓荒文明变成了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文明——这里有世界上最多的制成品和无需付出创造性的努力便可购买的产品。在其他地方、其他时期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吗？

我们隐约地意识到了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之所以只是“隐约地”，原因在于我们完全处于现有事物的包围之中并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去真实地了解什么消失了，这就好比在寒冷的冬日很难去想象夏日的炎热。然而，当我们得意于自己对物理环境的极大改变、对荒野的极力征服，并清楚地知道这种改变与征服的时候，我们仍然很可能忽略所发生的精神变化——精神态度与道德态度的变化——的重要性与范围。所以，我要重复一下：过去，我们的文明中一切事物都是在等待被完成，创造与生产的迫切需要到处激发、激励着人们的思想；但现在，我们有现成的产品，人们要花精力去做的，是生产产品供这个国家某个偏远地区的某个陌生人使用、购买，并使用某个陌生人在某个遥远陌生角落里通过机械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说，我们从与自然进行直接接触变成了与通过机器和技巧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接触；我们从一个社会的、物理的、正处于创造过程中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对多数人来说已创造完毕的世界；我们也因此从一个能不断激发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来到了一个注重接受能力与重复的世界。

提及这种变化不是为了赞美过去、怀念往昔的美好时光。过去的环境过于艰苦、简陋，不能过度地美化过去。现在，我们拥有许许多多我们的祖先未曾知晓的优势。但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在面临问题时不得不逐渐形成了思想上的独立性与创新性，而在现在的环境中，面对当今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出相同的思想独立性与创新性？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分配往往带来同质性，正如它常常会将以往分散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伯特兰·罗素最近在一篇名为《同质的美国》的文章中指出，就连生活得相对远离人群的农民也在使用机器为一个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如此一来，农民的精神习惯往往变得和其他人群的精神习惯一样。在美国，新闻采集与流通的方式导致人们有了共同的精神食粮，不同阶级之间的平等化明显统一了人们的着装，这完全不同于欧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区，不同地方、不同阶级的人着装各异。在这种外在的相似性背后，各种强制力不仅导致了精神统一，还往往抑制精神独立。这些力量虽然不会扼杀创新能力，但却将创新能力变成了一个必须去故意实现的目标、一种需要去孜孜不倦培养的能力，而在过去，创新能力只是社会条件的一个副产品。

教育这股强大的力量既可以保护并提倡人类个体与生俱来便具备某种创新的精神态度，也可以一步步地扼杀这种创新态度。教育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拓荒”的一个极好机会。但同时，教育也是困难最多的一个领域。暂且看看我们的祖先：他们可以是学校教育上的传统主义者，因为远离旧的文化传统的发源地，他们几乎不得不是学校教育上的传统主义者，以维持与旧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实际接触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学校教育的变化似乎是革命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大量的传统主义，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丢失了展示创新能力与创造力的机会。

儿童上学的目的是学习，这一基本事实往往让人认为学习就是理解并重复他人的发现。物质上我们有现成品，思想上我们也有压迫性的现成的信息与观点，把这些思想现成品转移到学生头脑里的过程构成了人们眼中的教育。学校往往成了知识的输出管道和输送车。知识的增长、快速大量的增长，增加了向学生头脑里灌输的知识储备。包装的思想产品和包装的商业产品同样流行。制定学习课程主要就是把适合不同年龄的不同数量的知识归拢起来，并在合适的年月日有顺序地分发这些知识。教育如同商业，我们比过去更注重包装的美观，更注重给产品贴上诱人的标签。两者事先都做了准备，但丝毫不关注个人的消化吸收能力。

我们努力推广全民教育，这种努力虽值得称赞，但却让我们更加重视思想现成品和它们的机械转移。高大的教学楼以及大班授课的方式让管理与教学变得机械化，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似乎都缺少时间去进行独立的、有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因为教师要向那么多的“潜在顾客”传授那么多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科学知识以及艺术知识，一个由系统化的规模生产所构成的链带系统便由此产生。对于从事（被委婉地称为）教育学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要构建所谓的规范——这些规范只不过是大量数字的平均数——他们的理想是要让知识的分发与输送系统变得更有条理、更有秩序，这也许并不奇怪。教师和商品销售人员一样，其主要职责是消除销售阻力，因为除了那些极其顺从的学生，在个性的驱使下，其他学生都会希望逃学、逃避被成堆地供应知识产品。身体上的旷课也许越来越少，但被称为走神的精神旷课却仍然大量存在，尽管包装产品越来越吸引人。

要列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的主要特征并不难：独立性、创新能力以及辨别能力。遗憾的是，这些特征容易从感官意义上去理解、解释，但却难以从心智意义上去理解、解释。如果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表明他脱离了真正的思想创新与独立，除非他对自己想做什么已经有了很好的鉴赏力。只有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才会有意识地去拥有有重要意义的欲望，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人们很容易就把偶然的事或他人在做的事当成自己想做的事，而实际上，人们所谓的欲望只是为了极力逃脱精神空虚。要获得真正的思想独立与创新，仅有“进步的”头衔是远远不够的；独立与创新还必须是思想上的独立与创新，否则，结果只会是漫无目的的身体活动，远远不能实现精神自由这一创新的必要条件。将身体、手、眼、耳从束缚的、机械的物理条件中解放出来是让思想更加独立的一项前提条件，但这种解放仅仅是前提条件，并不是思想独立本身。

我们大家——既包括待在学校里的儿童，也包括离开学校的成人——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和儿童一样，成人也在他们对惯例的精神服从与无序的身体活动之间轮流更替。成人也力求通过过度的、漫无目的的活动去补偿自己对接收与复制工作的服从。标准化的工厂和不知驶自何方也不知驶向何处、唯一的目的是尽快到达然后返回的汽车是我们这个文明的连体双胞胎。成人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儿童在学校里遭遇的难题非常相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不会努力去寻找答案。我们成人的目的与欲望也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成人也厌倦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那些想做的事并非源自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里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我们屈服于一种外在压力；当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我们屈服于另一种外在压力。这两者之间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明显的、直接的压力，而前者是不明显的、间接的压力。

这正是批判一起作用的地方。批判不是挑剔，不是挑出缺点加以改造。它是运用判断力辨别各种价值，思考某一时期的某一领域中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更坏的，并大致了解好坏背后的原因。所以，批判性判断并不是创新的敌人，而是创新的朋友与同盟。我听过不少聪明人说大学教育过度地培养了他们的批判能力、抑制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说自己羡慕那些不必不断运用批判力的同事，理由是这些同事更有自信，也更有信心去计划并实施新的行动。

我们能很容易理解这些人的意思。我们都见过表面上由于过度培养思考能力而丧失部分行动能力的例子。让我们所有人都似乎成了懦夫的，如果不是良心，那便是思想。思考让我们意识到了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扩大了可能的选择范围，积极的选择因此变得艰难。思考让我们怀疑、犹豫。当我们对价值持批判的态度，我们便不确定是否存在什么价值真的值得我们去实现；当我们在思考是否有其他更大的价值时，我们便不去采取任何行动。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结果是由对批判能力的培养所造成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我认为原因在于来自他人的种种批判让学生不堪承受。我们忘了批判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现成的批判，吸收现成的批判并不是运用批判能力。我在这里谈的是大学生，但这个道理是人人通用的。

批判能力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勇气，它的强敌则是怯懦，尽管怯懦有个更委婉的名字，叫做思想懒惰。有什么便接受什么总是件易事，那样做不仅省力，还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很多人忙着告诉我们民主是一场政治失败。民主观念之所以是一场失败，是因为它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负责任，但许多人却拒绝承担责任。民主是一个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信条，它要求人们具有思想的勇气与实现民主的信心。

现在有太多人乐意让他人为自己作决定；如果不是担心私人目的受到干涉，许多人都会乐意，过于乐意接受专家的领导。

我们美国人过于服从各个领域中所谓的权威，而太少去质疑他们的权威话语权。人们常常抱怨，美国人太轻信他人，太容易相信所谓的权威人士的胡说八道。广告页上充斥着名演员、棒球名人和“社会名人”对各种商品——药品、床、食物——的推销，以期影响消费大众。这种现状其实源于没有批判力的民意，是没有批判力的民意让这种广告宣传变得有效。我们被动地服从所有被当作“权威”的事物。

一种普遍的思想状况，即许多个体未能运用个人的辨别能力、批判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源于缺少教育，一种能培养独立判断能力与独立选择能力的教育。但是，很多可以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的人由于道德原因，也未能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他们先是缺乏思考的勇气，接着又缺乏表达的勇气。正因为对大肆宣传的思想屈服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更深的顽疾，它才成了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

如果借口能当理由，我们很容易就为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没有批判力、只是顺从与不抵抗找到理由。我们作为依赖他人的婴儿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依赖他人的习惯，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这种习惯的存在。父母和教师很少会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越来越独立感到欣喜。让他人依赖自己可以满足我们的自爱，对权力顽固不化的爱促使我们让权威持续存在。当我们出于利他之心热衷于为他人做事时，我们也在期望获得声望与认可。我们忘了对他人的最大帮助是帮他自立，让他在没有我们的帮助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我们忘了，以平等的身份相互给予的伙伴关系要比上下级的伙伴关系有多得多的好处。控制他人思想与信仰的能力是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廉价替代品。

这股抑制了独立判断的力量一直存在。它存在于每一代年轻人与成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当那些年轻时被迫在精神上、道德上屈服的人反过来成了年轻人的训练人，他们会使用额外多的权威来进行弥补。但有的控制性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比如我们所致力实现的全民教育。为确保人们的阅读能力，我们无限地增加外在影响因素的数量，让它们去影响个体的思想。美国人学会了所谓的阅读，但却没有学会判断、辨别与选择，让自己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力量，时刻准备着经受新的思想奴役。此外，有3／4的美国学生14岁便离开学校，他们离校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主要就是吸收信息、通过机械的模仿与重复习得不同形式的技能。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美国人惯于轻信他人，容易受到一切大声反复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的鼓动。

紧跟着学校的教育力与影响力的是职业的教育力与影响力。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地选择了需要进行自我思考与理解的职业。大部分人只是走进商店和工厂，精神服从于自己在精神上并不认同的环境与目标。他们可能对环境抱有逆反心理，但却被迫服从于自己所工作的机器的命令与指示。他们不仅是别人的仆人与雇员，更是无生命的工具的仆人与雇员；他们必须顺从这些工具不间断的机械运动，必须让自己适应这些工具。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个人判断与创新，因为判断与创新似乎就是一种公开反抗。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许多的家长指导培养出没有批判精神、思想被动的儿童，而经济环境则加强了这种培养。

但是，屈从并非人类本性。看看当代社会的法治与秩序，没有什么比“我们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屈从”这一说法更荒谬的了。人们抱怨服从精神消失了，对制定的权威与法律的忠心没有了；这些抱怨非常普遍，也有根有据。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中，法律的数量都在激增，但这些法律到头来却都被人无情地违反。然而，这种现象与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缺失并不矛盾。相反，两者互相补充，彼此需要。没有人能始终处于思想独裁者的监视下；一个在屈从时从未培养自身判断力的人一旦从屈从地位中解放出来，会立刻让自己任由原始的欲望与冲动摆布，这就好比那些上学时受到外界管教最严格的学生一旦逃离了管教者的监督，常常是最喧闹、最不守规矩的。欲望可以被遮盖，但却不能被压制，因为它是一股重要的能量。如果欲望没有思想相伴，没有判断力引导，它将找到偶然的发泄途径。

创新与批判两者互为伙伴。真正的辨别是创新的，因为它对所辨别的对象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是对个人鉴赏力的一种运用。人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识是比偶然的、无意的偏爱更严肃的东西。短暂的喜爱和智慧的判断完全是两码事。对于那些说知道自己喜好的人，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一说法常常暗含某种不可改变性：我喜欢的这件东西对我来说不仅现在优秀，而且会一直优秀下去，我不打算去了解别的东西或喜欢新的东西。

不过，喜爱本身以及喜爱中的那种信任感是良好的开端。如果人们出自真性情去喜爱，这种喜爱便是独立的、创造性的活动。然而，我担心的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出于本能自发地去喜爱，而是在大脑被以前的传统教育模式化、独立反应被抑制的情况下去喜爱。保留情感反应的创造自发性很难，而要发现并依赖情感反应的潜意识活动则更难。成人自以为喜欢的事物实际上并不真是他们所喜欢的。多年来，他们清楚了别人口中的喜好，并最终借来别人的标准确定自己的喜好。对多数人而言，要开始真正地喜爱，就必须清除那些喜好的积淀，开始认真对待更深层、更本能的情感反应，并给这种情感反应一个自由的机会去发挥。

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立》中说道：“人应当学会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当所有人都持相反的看法时，我们要以最平和而又最坚定的态度坚持内心自发的念头。否则，明天别人就将高明地说出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而我们将只好惭愧地从别人那里接受我们自己的见解。”

但要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并不容易。教育和社会环境联合起来减弱那些闪光，吸引我们去观察闪光之外的东西。我们必须忘记词语本身，去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萌动着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成形的想法。对于成人而言，学会摆脱对别人现成观点的外在奴役，开始捕捉、观察、相信自己的直觉，即自己自发的、自愿的反应，常常是他一切个性发展的开始。不管创造性是体现在新的创造性努力中，还是体现在对某一自然风景或社会制度情况的批判中，这一说法都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将创新与批判孤立开来，因为它们是我们大脑“呼吸”与精神中的一出一进、呼气与吸气。生产、了解并评判我们与他人的行为、再次创造，这是一切自然活动的规律。正如控制吸气与呼气的是同一个身体系统，通过自身的结构特征表现出创造性行动与批判性辨别的也是同一个头脑。不经过批判的创造只是一股冲动；不是为了再创造而作的批判则会减弱冲动，导致思想贫乏。正如吸气与呼气是维持生命、继续生命的共同表现，批判与创新也是同一个生命体的共同表现。

我们精神上的不规则与障碍源于我们未能遵循创新和批判那一出一进的规律。我们不是太易于接受外在印象，而是在接受这些印象时不加辨别、不加选择。接受需要被动，但我们却将接受的被动转化成了反应的被动。于是，我们被淹没在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印象之中，并成了一潭死水，任由各种外来的东西被扔进来。在行动时，我们或时断时续，或狂猛激烈，仿佛试图摆脱那些本应滋养我们但实际却在阻碍我们的事物。本应是正常精神生活中创造性的言语或行动却变成了昏睡时的打鼾声，或毫无目的的咳呛声，或悲伤的叹息声——叹息我们无法积极地处理那些压抑自己的事物。我们既没有才智让自己所选择的外在印象真正成为自己能使用的资本，也没有勇气去果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即使有勇气表达想法，由于事先并未深思，所表达的想法也是晦涩的、武断的。

在平衡创新与批判方面，教育的作用实在重要。我要谈一下哲学与批判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有些人眼里，哲学是一种启示，能给日常生存带来新事物；或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门，通向那些本不可到达的、至高无上的终极领域。有些人一度相信自己在宗教中找到了那种终极启示和那把强大的钥匙，当对宗教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们便转至哲学，在哲学中寻找自己没有在宗教中找到的东西。当他们没能在哲学中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时，他们便失望地转身离去，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空想的系统，并给这个系统贴上哲学的标签。

其实，哲学并不是一条通往一般信仰、知识、行动、享受与痛苦之外事物的特殊道路。哲学是一种批判，是对那些常见事物的批判。它与其他批判的唯一区别在于：它试图扩展批判，试图有条理地批判。如果说哲学能带来什么揭示，这种揭示不在于揭示什么终极现实，而在于敦促人们在研究熟悉的事物时要超越过去的界限。逻辑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在思考；伦理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能区分是与非、善与恶；形而上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早已熟悉如何去区分经验中的真实与非真实，知道物理过程或人的行为过程会产生结果，知道一件事常常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会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但在我们对熟悉事物的经验中，在我们与这些熟悉事物有关的信仰和期望中，存在着混乱与冲突、歧义与矛盾。当一个人努力为大范围的事物带来确定性、清晰度与条理性时，他便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他开始批判，开始形成批判的标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与形而上学。

哲学这种一般性批判对解放创新能力有什么作用？更确切地说，哲学批判对我们美国文明有什么作用？在那些继承得来的大量观点和理想与那些产生于当前活动的观点和理想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冲突。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也体现了这种冲突。由于这种混乱，人们对任何不局限于从一片混乱中获得个人快乐和利益的原则与目标都持有普遍怀疑、嘲笑及失望的态度。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博物馆与实验室的混乱混合体中。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既不能摆脱实验室和实验结果，也不能以无视的态度当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样品不存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挑选、如何选择、如何辨别。过去的事物中有什么是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如何改造这些相关的事物让它们变得有用？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并把答案付诸实践，我们的教育、司法制度和政治就会有新的发展？形式哲学至少应该为这样古为今用的追问提供一个方法。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它可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批判提供服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号召要诚实勇敢地面对那些以各种间接、未受批判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艺术信仰以及经济信仰，去探寻这些信仰中有多少能在当前的需要、机会和实践中得到验证与核实。每个进行这种探寻的人都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只是无用之物和沉重的负担，但我们还是储藏着这些无用之物，承担着这些沉重的负担。

如果摆脱了这些无用之物和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可以让创新能力自由地发挥。每个个体的性格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创新的，这也正是个性的涵义之所在。我们现在最需要摆脱那些遏制、压抑个性表达的因素。当压抑的、人造的负担被消除，人人都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某一领域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的质量与力度，以及个人大量创新的累积效应，不管每次的创新在数量上多么地有限。我们非常需要创新，而批判、自我批判是进行创新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