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选）（1910）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物种起源》的出版（1859年），标志着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纪元，这是连外行的人也十分熟悉的。“物种”和“起源”两个特殊的词的结合，体现了一场理智的革命，并带来了新的理智倾向，却容易为专家们所忽视。在自然和知识的哲学里已经统治了两千年的那些概念，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学术上的那些概念，是建立在凝固的和终极的超越性这个假定上的；它们是建立在把变化和起源看作缺陷和不真实的标记上面的。当《物种起源》对于绝对永恒的神圣方舟进行抨击，把曾经认为是固定的和绝对的各种形式看作发生着和消逝着的东西时，就带来了一种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最后必然改造了认识的逻辑，也就因而改造了对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探讨。

因此，毫不奇怪，半个世纪以前达尔文（1809～1882）的这本著作的出版，加速了一个危机。然而，这场论战的性质，由于随之而来的神学的叫嚷，就很容易地从我们这个方面掩盖过去。反达尔文派的叫嚣所共有的那种动听的和颇得人心的特点，是意图给人们以一种印象，即这是一场以科学为一方和以神学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事情并非这样一这场争论，正象达尔文自己早就看到的，基本上是内在于科学的本身。他自始就藐视这种神学的叫嚷，除非这种叫嚷对于“他的女性亲戚的感情方面”有什么影响，才加以注意。但是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次出版前有二十年之久，他仔细考虑了他的科学界的同行，可能把他看作一个蠢人或一个疯子，而且他把自己对于这三位科学家中即莱尔在地质学上、胡克在植物学上和赫胥黎在动物学上应当影响到什么程度，作为衡量他的成就的标准。

宗教上的考虑给予这场争论热烈的气氛，可是它们并不挑起这场争论。从理智上说，宗教的情绪不是创造性而是保守性的。它们自愿依附于当时流行的世界观并奉献给它。它们把理智所构成的东西浸透在激动的情绪之中；它们并没有形成它们的经和纬。我认为，并没有有关这个世界的任何重大的观念的例子，是单独地由宗教产生的。尽管那些思想，象武装起义者那样反对达尔文主义，它们的激烈程度乃由于同宗教上的联系，可是这些思想的产生和意义，只是在科学和哲学里而不是在宗教里找得到的。……

的确，这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途径。要么，我们必须在变化的事物相互作用中去寻求认识的适当对象和工具；要么，避开这种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某种超越的和彼岸的世界里去寻求它们。人类的心灵，试图在富饶的、变化的、人迹未到的荒原上进行冒险以前，似乎审慎地对不变的和超越的逻辑作了详尽无遗的研究。我们太轻易地把经院学者按照真正的本质、隐蔽的形式、超自然的能力来解释自然和心灵的一切努力的成果置之不理，忘记了在它们的背后，还有种种认真的、尊严的思想。在我们的时代里还保持的那种理论，在于把个别的特殊性归属于一种类型，一种普遍形式，这种理论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以致把任何其他认识方法都看作是非哲学的和非科学的，这恰恰是同样的逻辑的残余。经院主义和反达尔文主义理论在概念上的这种一致性，也许很可以对于己经成为不熟悉的东西予以更大的同情，对于历史上积貯的更加不熟悉的东西表现更大的谦虚。

当然，达尔文不是第一个对古典的自然和知识哲学提出异议的人。这个革命的开端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里。“我的看法是，地球之所以是非常高贵的、可赞叹的，是由于在它里面不断地发生着那么多的变化和生成”，当伽利略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表达了人们的兴趣，从永恒的事物转移到正在变化中的事物。“当自然界的事物被看作正在逐渐地生成，而不仅仅看作一经创造出来便是最终的和最完善的状态的时候，它们的性质便更加容易地被人们所理解”，当笛卡儿这样说的时候，近代世界就自觉地意识到今后支配这个世界的逻辑， 这个逻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的逻辑，是最近科学的成就。没有哥自尼、开普勒、伽利略的方法以及在天文、物理和化学方面他们的继承者，达尔文对于有机科学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可是在达尔文之前，新的科学方法对生活、心灵和政治的冲击作用已经受到压抑，因为在这些思想或道德的兴趣和无机世界之间，介入了植物和动物的王国。生命之国的大门把新思想关闭在门外；而只有通过这个生命之国，才能进入心灵和政治的领域。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就变异的原则来说，就在于它出现了征服生命的现象，从而解放了新的逻辑，使它能应用于心灵、道德和生活。当他把伽利略说的关于把地球“纯粹自动”的道理来说明物种的时候，他断然把发生和实验的思想作为探究疑难和寻求解释的工具永远地解放出来。

当然，这种新的逻辑观点对于哲学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确定的，而且才开始。我们生活在理智转变的黎明时期里。一个人必须把预言家的大胆精神加上坚决支待者的顽强性，勇于就达尔文的方法对哲学的影响作出系统的阐明。至多，我们只不过是探讨关于达尔文的方法的一般影响——对于心理倾向和状态，以及对于根本决定我们更审慎的理智事业的那一系列半意识、半本能的理智厌恶和喜爱的影响。在这种含糊的讨论中，恰恰存在着在达尔文的文献里也曾多次讨论过的很长历史时期中象试金石似的一个问题。我指的是计划与偶然、精神与物质这个古老的问题，如解释事物的最初或最终的原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物种的古典看法是同目的论一起提出来的。在一切现存的形式中，一种特殊的形态表现在把生长的早期阶段指引到它自身完美的实现。既然这种目的的规定性原则不为感官所感知，那么它必须是一种理想的或理性的力量。然而，既然那种完美的形式是通过感觉得到的变化渐渐地趋于近似，那么在这个感觉得到的领域里并通过这个领域，一种理性的观念的力量正在形成它自己最后的表现形式。把这些推理推广到自然界：1、它不是徒然无所作为的，但一切都为着最后的目的。2、因此，在自然界可感觉得到的事物内包含着精神原因的力量；由于它是精神的，于是避开了知觉，但是为开明的理智所认识。3、这个原则的表现形式，使物质和感觉从属于它自己的实现，而且这最后的完成是自然和人的最终目的。于是这种目的论的论据在两个方面起着作用。有目的性说明了自然的可理解性和科学的可能性，而这种有目的性的绝对的或普遍的性质，肯定了人的那种道德的和宗教的努力并赋予价值。由于同一个原则，科学受到了支持，道德得到了强化，而且它们相互的一致性获得了永久的保证。

这种哲学，尽管激起了怀疑和争论，但两千多年以来始终保持着欧洲官方的和统治的哲学的地位。在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里排除了固定的、最初和最后的原因，诚然给于这种学说以某种程度的震动。但是，另一方面，更多地熟悉动植物的细节起着作为一种平衡的作用，而且也许正是从目的论方面加强了论据。有机体对于它们的环境、各种器官对于有机体，或者一个复杂的机体的不同部分一一如眼睛——对于器官自身种种奇异的适应；较低级的形式预示着较高级的形式，各种器官在早期生长阶段的准备只是到后来才起着它们的作用——这些东西由于植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学的进步而愈加为人们所认识。与此同时，这些东西对于目的论加强了这样的威信，以致在十九世纪后期，如同有机生物科学所证明的那样，它是有神论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论点。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原理割断了古典哲学指引下的通路。如果一切有机体的适应只不过是由于经常不断的变异和对于生存竞争不利的那些变异的消灭，而这种生存竞争是由于过分的繁殖所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来自先验的理智的力量给它们预先计划、或预先注定。

我们关于达尔文思想对哲学的影响的试金石暗示着什么呢？首先，新的逻辑把一种类型的问题宣布为不合理，从侧面加以攻击，把它清除出去一一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并且用另一种类型的问题代替它。为了探讨特殊的价值以及产生这些价值的特殊的条件，哲学摒弃了按照绝对的起因和绝对的终局所进行的研究。

一旦承认，认识的唯一可证明的、有效的对象就是一系列的特殊变化，这些变化构成研究的对象以及研究中涌现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提出关于根据假设，在世界外部还存在什么东西这个明白易懂的问题。断言——正如通常所断言的那样——个别真理的特殊价值，社会纽带和美的形式，如果它们能被证明由具体的可知的条件所产生，便是无意义的、空虚的；断言只有当它们以及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一起立即聚集在无所不包的第一原因和概括无遗的终极目的时才证明是正当的；这些断言，是理智的返祖现象。这样的辩论回到一种逻辑，不管用之于特殊事件或者用之于整个人生，只是把存在事件的过程的某些方面抽象出来，以便重新把它作为僵化的永恒原则，用来说明、加以形式化的变化。

当亨利·西季威克偶然在一封信里谈到，因为他更老了，他的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或世界是谁创造的兴趣转向关于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兴趣，他所表达的我们自己时代的一种共同经验，也证明了达尔文逻辑引起的那种理智转变的性质。兴趣从特殊变化的背后的那种全部性质，转移到特殊变化怎样符合于和怎样战胜具体目的的问题；从事物是一次永远地形成起来的一种理解，转移到事物即使在现在仍在形成中的各种特别的理解；从善的最后目的转移到正义和幸福的直接增进，使得现存条件下理智的支配成为可能，当前种种疏忽或愚蠢将会消失或根除掉。

其次，古典式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使哲学证明，由于某些遥远的原因和终极的目标，生命必须有一定的质量和价值一一不管经验怎样提出这个问题。全部辩护的责任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切思想，使得特殊事件的意义取决于那种一次永远地存在于它们背后的东西。贬低当前的意义和价值的习惯，阻挡了我们去看面对的经验事实，阻挡了我们严肃地承认这些事实表现的缺点和严肃地关怀这些事实所许可而没有实现的优点，这种习惯使思想回到从事于为一种情况寻求超越的补救办法，为另一种情况寻求超越的保证。要不是由于顽固坚持为遥远的、超越的理想价值寻求辩护的那种习惯的话，那么的确，这种对不可知的绝对提供的理想价值，同经验的种种证明，即种种可知的能每日在我们周围所产生的宝贵价值比较起来，是不值一顾的。

用单纯的逻辑的反驳来取代全部的哲学，无疑地还不会到来，而毋宁是逐渐认识到它的无用。如果一千次辩证地证明，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是被超越的原则按照无所不包的终极目的来调节，那么在具体情况下，真理和谬误、健康和疾病、善和恶、希望和失望，还依然如旧。要改进我们的教育，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要促进我们的政治，我们必须求助于生长的特殊条件。

最后，新的逻辑把责任引导到理智的生活里，笼统他把宇宙理想化和合理化，毕竟是承认没有能力支配特别与我们有关的事物的进程。只要人类一直处于这种无能的状态，它就自然把不能担负的重担，转移到更能胜任的超越原因的肩头上去。但是如果有可能洞悉价值的特殊条件和理想的特殊结果的话，那么哲学必须及时成为一种指出和说明生活中所发生的更为严重的冲突的方法，成为一种有计划地解决这些冲突的途径的方法：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诊断和预见的方法。